以马克思主义视角透视“西方之乱”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乱象频发，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政党恶斗、种族冲突、大规模骚乱和暴力恐袭此起彼伏，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势力抬头，种种乱象令世人大跌眼镜。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实问题进行批判并提出解决方法的科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透视“西方之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来看，“西方之乱”总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针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危机，指出资本主义的致命病根，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即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程度、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协作和依赖的程度不断提高，而生产及产品分配，取决于追求私人利益的资本家，不能从根本上按照社会需要进行管理、调节和控制。于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普通劳动者阶级生活资料的增加或实际工资的增长永远无法与其创造的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增长幅度完全匹配。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相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生存危机必然导致统治危机和社会动荡，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新的滞涨危机、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危机就是明证。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始终无法摆脱冲突和危机？有些学者把当今西方乱象归结为“市场失灵”“民主失灵”等等。而从根本原因看，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其政党制度和一人一票的民选制度容易被金钱、利益集团等所左右，最终政策必然以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内容。只要不触动资本的私人性质，即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范围和能力总是有限的，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实，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不可避免。因此，“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解码器”等说法，完全可由贯穿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史的危机和乱象所证明。

二、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来看，“西方之乱”的经济根源是资本积累加剧的两极分化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尽可能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为了加快资本积累，尽可能改进管理和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但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却排挤工人，减少就业岗位。资本家还通过借债融资进行资本积累，甚至不断地脱离生产过程而到金融领域寻找赚钱发财的门路，催生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他们通过创新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市场巧取豪夺，使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膨胀。

资本积累和扩张，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确实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经济过度虚拟化的结果是传统制造业经济利润率降低而萎缩、就业人数减少，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频繁发生，高科技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减弱，中等收入群体和普通劳动阶层陷入生活困境。这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及其它反政府示威游行等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冲突的原因。

三、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理论来看，“西方之乱”在于所奉行的不公平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反噬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欧美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不断推动生产、贸易和金融全球化，通过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获得了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收益的最大部分，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顶端。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严重；伴随经济全球化，欧美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掀起了移民潮；为维护不公平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发达国家不断培养对象国的反政府势力和恐怖势力，进行颜色革命，制造局部战争，造成了中亚、北非的难民潮。移民和难民涌入改变了欧美国家的就业、种族和文化的传统格局，民粹主义、逆全球化主张和行动喧嚣世上，社会动荡和安全危机空前严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是作茧自缚。

目前，西方国家纷纷制定各种政策，如启动“再制造业化”等战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转嫁国内危机，把自己包装成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甚至掀起贸易战。然而，这些都无法根治资本主义危机。严格说来，当前西方社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种种社会乱象产生的根源，存在一种“灯下黑”的怪相。要走出“西方之乱”，西方社会怕是得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愿意为此发声、寻求更加积极有效的解决方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