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自由之花”的苦涩

•郭小安•

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生态。在网络时代，个人意见的涓涓细流会很容易汇合成滔滔公众舆论，广大民众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异常活跃的“新意见阶层”，“意见的自由市场”不再可望不可及，特别是在市民社会不够完善，参与渠道不够畅通的中国，人们更能感受到网络舆论的政治影响力。从沸腾的网络民意中，我们欣喜地感受到了网民这股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但是，在网络舆论一片热潮的背后，更需要我们冷静而理性的思考。正如比尔•盖茨所言：任何技术的诞生，总会激发人们过度的渲染和夸张的想象，网络也不例外。从网络舆论的发生逻辑来看，不管从动态还是静态来看，它都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如果过分夸大它的作用和功能，最终可能导致自由的幻象。

个性化与碎片化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在他那部风靡全球的著作《数字化生存》中发出新时代的宣言：互联网不仅仅是工具，它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他把这种生活方式形象地称为“数字化生存”。并且，尼葛洛庞帝敏锐察觉到，互联网将对社会结构、信息结构乃至政治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因为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另一名思想先驱托夫勒早在上世纪80年代预测，未来的通讯科技的发展很有可能让我们告别以大众媒体为标志的群体化传播时代，而进入到网络化的个体化传播时代，当然，尽管上述二位思想先驱给我们展示的美妙图景正在一步步应验，但同时，由互联网个性化传播所引发的新问题却同样让我们应接不暇，尤其是网络的个性化特点给社会整合、价值重构带来碎片化危险，更是值得警惕。因为在传统时代，主流价值观传播依托以电视、广播为代表的“群体化传播工具”，官方传播机构可以通过“把关人”作用，对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和整合，也可以通过“议题设置”等手段来影响和调控舆论，容易进行价值传递和整合。

但是，互联网作为一种个体化传播工具，它的个性化、草根化、扁平化等特点，既给了公众选择上的无限自由，同时也容易引发价值碎片化后果。由于网民完全可以应自身偏好选择和接受信息，也可以完全以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性交流互动，结果是，网络上出现一群有高度的自主性的、由分化而类聚的小团体，呈现“蜂窝”状特征，从而导致价值的碎片化。而到了“微博时代”，由于微博用户以碎片化的时间追踪碎片化的信息，微博140个字无法承担讲述完整事实的功能，价值传播更易碎片化，结果很有可能是美国学者桑斯坦所担忧的那样，由无数“我的日报”来主宰市场，将不利于民主。在很多方面，它会降低而非增加个人的自由，也会造成高度的社会分裂，让个人和团体更难相互了解。因为一个自由社会所创造出来的公共领域，应该涵盖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身份。

情绪化与负面化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结构呈现年轻化、学生化、底层化（3000元以下收入），这种特殊的网民结构与互联网的技术特点、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容易产生情绪化与负面化倾向，从目前来看，在中国，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虽然都得到了宪法保障，但在现实中因种种因素的限制还存在一些困境，有些政治参与的渠道在现实中还不畅通，于是，各种参与的欲望和诉求在网络条件下会充分释放，犹如开闸的阀门，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充斥着宣泄、解构、质疑的非理性因素，甚至在很多情形下容易对底层民众过度补偿，加深阶层裂痕。所以在现实中，一旦涉及到社会和政治敏感问题时，公众的负面情绪极其容易通过互联网空间扩散，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导火索，特别是当事人的身份涉及“富、官、星”这类敏感词语的时候，少数网民会先入为主地为当事人添加形象设定，一方面丑化他们形象，激起公众的愤怒，另一方面不断美化受害者一方的形象，以达到加深对施害者仇恨的目的，而仇恨的情感一旦过度膨胀，就会左右人们的理性判断，使人们离真相越来越远。正如传播学者彭兰指出的那样，在现阶段，中国网民的情绪性和“解构性”行为容易产生轰动效应、暴力行为易被激发、群体感染性强，而且在非实名网络环境下，由于匿名或假名的合法性使得网民不必对自己的言语过失担负责任，他们的网络言行会趋于非理性或宣泄。

戏剧化与泛娱乐化

从传播学视角来看，主流价值属于“硬新闻”，它侧重于政治性，主要强调的是理性，而软新闻主要侧重新闻性，侧重的是情感，从受众的心理来看，往往是软新闻更容易引发公众的情感共鸣，从新闻的角度来看，那些戏剧的、反常和离奇的信息往往容易吸引公众眼球，从而引起关注和讨论。尤其是在网络空间，由于网民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在这种情形下，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才能引发大家的兴趣，而那些理性和温和的观点容易被淹没。

正如一位互联网业内人士称，“互联网上面什么样的帖子比较有吸引眼球的东西？那就是要把文案写到极端，悲要悲到极端，喜要喜到极端，变态要变态到极端”。结果是，网络发帖者们为了吸引眼球，制造噱头，有意无意地在信息中加入一些比较离奇和反常的成分，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因为似乎极端的方式才能够形成一些所谓的主流来引起大家的共鸣。从最近几年流行的网络议题来看，大多数帖子的标题都非常醒目，具有相当的煽动性，比如“史上最牛……”、“全球最牛……”、“中国最牛……”等标题兖斥着网络空间。

此外，网络空间充斥着娱乐和恶搞，“泛娱乐化”愈演愈烈，如受网民热捧的“芙蓉姐姐”、“犀利哥”、“风姐”现象，本质上是对主流的一种背离和解构，而大量的政治笑话和政治谣言，无异是给公众调侃和讽刺政治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渠道，甚至连罪大恶极的凶犯周克华也一度引出一场网络狂欢。然而，这种无边界、无底线的恶搞与炒作往往最终被公众异化为一种解构的权力，正如有学者担忧的那样，网络恶搞的确让压抑太久的民间创造力勃然迸发，但那种不自信的盲目扫射，有多少是击中了应该击中的要害？而有多少却是伤及了无辜？在这种情况下，使得现代许多人没有思想的负荷，没有价值的规范，不追求意义，不相信永恒，急功近利，及时行乐，在感官的浅层刺激与审美的程式化、电子化、流行化之中迷失自我，最终走向“娱乐至死”。

总之，网络舆论确实改变了政治生态，但是，网络舆论发挥功效并不是无条件的，网络舆论的戏剧性、负面性、极端性和夸张性等特点导致网络空间是一个良莠不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性压抑甚至丑恶的一面得到释放，那些带有较强理性的、比较温和的观点注定将被淹没在众人狂欢的喧嚣下，这是网络舆论“自由之花上的苦涩果实”。揭示网络舆论的机构性缺陷并不是想营造一种悲观的气息，也不是想要给那些积极追求网络民主的人士们在兴致正浓时“浇冷水”，只是想提醒大家，网络只是嵌入在现行体制内的技术工具，并不必然带来政治进步，也不会自动改善现实政治的困境，它需要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尤其需要现实制度的对接和引导，才能从无序走向有序。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8期，摘自2013年5月9日《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