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始于2009年10月的希腊债务危机，先后使爱尔兰和葡萄牙提出了纾困的要求，也让西班牙和意大利濒临危机的边缘。无怪乎国际社会对欧元能否继续生存、欧盟会不会解体忧心忡忡。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警告，欧盟将面临“失落的十年”的风险。这一债务危机是欧盟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葡萄牙（Portugal）、爱尔兰（Ireland）、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组成了所谓“笨猪五国”（PIIGS）。这些国家历史悠久，“先发劣势”作祟导致如今的困境。先进的生产方式带来先进的生活方式，但当全球生产方式大调整后，这些国家的生活方式就不再那么先进，反而拖累了经济发展。是什么原因导致以希腊为代表的“笨猪国家”拖累欧元区经济、冲击欧洲一体化进程呢？我们还得回到欧洲一体化的起点来探寻答案。
孤独的探索者最终成为虚伪的殉道者，这是欧洲先发困境的鲜明写照。作为世界唯一自我定位为“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行为体，欧盟成为后现代孤独的探索者。然而，世界并非线性进化式发展，欧盟超越了多数地区的发展阶段，其“榜样帝国”无法赢得追随者，反而面临“前有狼——美国，后有虎——新兴国家”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欧盟既想得利，又想得道，硬实力却支撑不起软实力，结果成了虚伪的殉道者。世界上唯一的超主权货币（欧元）处于风雨飘零之中，舆论担心欧元区的解体，成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第一个殉道者。
一体化曾经是欧洲最大的比较优势，在新兴国家参与开放式全球化竞争的情形下，反而成为欧盟的先发劣势。因为新兴国家既可以通过地区一体化，也可以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对冲WTO多哈回合谈判受阻的影响。欧盟不得不加入一体化的竞争当中，而非引领地区一体化发展。东盟以其文化包容性，将秘书处设在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在这方面已超越了欧盟无法吸纳土耳其的文明困境。
冷战结束以来，“力量在美国，财富在中国，道德在欧洲”的说法在欧洲较为流行。但道德缺乏新抓手，且脱离世界发展阶段。欧盟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沮丧，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其尴尬的处境——欧盟并非联合国成员，怎么能引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呢？领先的欧盟被边缘化了，这对欧洲人来说如当头一棒。
及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欧元区以其财政政策未统一的情形下率先统一货币政策的先发优势，深尝危机之苦，迄今不能自拔。金融危机对美国而言是“病来如山倒”，而对欧元区则是“病去如抽丝”。欧元危机表明，欧盟金融一体化操之过急，脱离了欧洲现实，也脱离了世界。
欧盟的合法性困境。欧盟乃人造组织，非天然形成，和美国一样，自始至终遭遇合法性困境，体现在：
第一，认同困境。
欧盟存在“地方认同大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又大于欧盟认同”现象，如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体现出“强社会、弱国家、虚欧盟”的色彩。欧盟很不幸，危机发生时，民族认同日渐消失，而欧盟认同感尚未完全建立。其情形正如一百多年前俾斯麦的断言——根本没有欧洲这回事。由于欧洲人口的代际交替，欧盟作为一个和平计划日益被欧洲公众所遗忘。二战结束之初出生的一代人已经退休，更加年轻的一代人甚至连冷战也未经历过。他们不再视欧盟为和平计划，更多地将欧盟视为市场计划、管制的层级或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僚机构。欧洲公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不足令人忧虑。2012年6月发布的皮尤公司调查报告“欧洲认同岌岌可危”显示，自2007年以来各国欧盟支持率都在下降。捷克和西班牙下降了20个点，意大利下降了19个点，波兰下降了14个点。如今，只有28%的捷克人、30%的英国人、43%的希腊人认同作为欧盟成员国给他们国家带来好处。
第二，诚信困境。
欧盟对外谈判中，好处由成员国拿而麻烦抛给欧盟机构，造成了欧盟的诚信赤字。成员国认为欧盟服务成员国是应该的，有麻烦指责欧盟也就自然了。欧盟应对欧债危机乏力，对布鲁塞尔的质疑更厉害了。就拿福利制度讲，欧洲的社会福利已经超过劳动生产力所创造的价值，既造成债务危机，也造就了约占人口10%的懒汉，移民冲突与极右势力崛起又加剧社会危机，从理性角度看非改不可。然而，在实际政治运作层面，欧洲陷入“福利制度”与“债务危机”不可兼得的两难。如果欧盟制度要重新赢得信任，就必须出台具体政策，对与欧洲公民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青年人失业、城市规划、卫生、节能、运输和老龄化等——给出答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雄心勃勃的欧盟“里斯本战略”的组成部分，但很快被各国政治日程绑架了。而2000年欧盟提出到2010年将欧洲建设成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的构想，也已成为泡影。
第三，程序困境。
如果算上2013年7月入盟的克罗地亚，布鲁塞尔有28个欧盟成员国常驻团、300多个成员国地区代表、5000名各类NGO游说者，其决策常常是在各种角力中玩妥协的游戏。再加上任期所限，欧盟领导人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政治运行流于形式。在各种机构、势力和舆论的监督下，欧盟机构思考的是应该“做什么”——基于政治正确的程序，而不是“如何做”——基于结果。这是欧债危机迟迟得不到缓解的体制根源。
欧盟是一支上升的力量，却不幸坐落在衰落的欧洲大陆上，这就是欧盟的欧洲困境。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历史上无数次战乱、革命的折腾，欧洲大陆颓势日显。为汲取历史教训，欧洲极力推进一体化建设，却又陷入矫枉过正的怪圈。欧洲一体化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均衡化发展，却带来福利趋同效应，在各国、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均衡的情形下，形成了北部为南部欧洲买单的局面。全球化带来的发展失衡效应，欧洲未能幸免。
欧盟的困境直接导致一体化软肋和短板：作为“单一市场”（single market）却对外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single voice），甚至缺乏“单一目标”（single objective）。按照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定义，欧盟是一个“没有明确界定的政治目标”。失去方向感和发展目标的欧盟，更担心“可能被边缘化，成为欧亚大陆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西部半岛”。
然而，欧盟作为继美国之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重要创新，并未穷尽制度选择工具，且具有雄厚的社会实力、人文财富，完全有能力走出上述困境。上述种种困境也并非债务危机带来的，欧债危机只是将这些困境暴露无遗。这些困境本身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在欧洲一体化的生命力旺盛阶段，不足以显现出来，而在欧洲的比较优势不断下降、欧洲衰落成为活生生的事实之际，这些孕育欧盟成功的基因，反而成为困境之源泉了。
看来，欧洲的发展到了一个坎，目前的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不只是全球化危机，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海洋文明的危机。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当代文明试图复兴欧洲大陆文明，以拯救欧洲海洋文明的衰落，然而力不从心，困难重重。摈弃欧洲价值即为普世价值的“欧洲中心论”，还原欧洲文明作为地区性文明形态、欧盟作为地区一体化的独特性而非普世性，成为欧洲文明复兴的希望。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49期，摘自2013年第2期《红旗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