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强军梦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浓郁的湖南乡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之后，举行了新中国第一次阅兵式。在场的30万军民难以压制内心的喜悦，阵阵海啸般的欢呼声在广场上空飘荡。

作为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凝视着这支英雄无比却多以缴获至敌人的“万国牌”武器为装备的军队。

在久久地挥手向广大军民致敬，与人民共同欢呼的时候，他比身边欢呼的人们想得更多、更远。

战略维度：把“强军”作为国家大事来抓

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把“强军”作为新中国的两件大事之一来抓，并写进规划新中国发展蓝图的《共同纲领》和治国安邦总章程的五四宪法，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将“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以法律形式作出明确规定。

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毛泽东经常提到新中国的强军使命，一再呼吁要建成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通过凝聚共识，使“强军梦”成为大家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全军都积极行动起来。

1953年底，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研究部署军队现代化建设工作。来自中央军委各总部、全国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各直属院校的主要领导同志123人共聚一堂，可谓“将星云集”。

会议定下了军事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建设世界上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用5-10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干部培养标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

新中国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百业待兴，国力有限，军队建设必须要适应和服从国家经济恢复的需要，不可能倾尽举国之力，一夜之间建成强大的三军，一步就能跨入世界军事强国之列。

所以，毛泽东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和相应的军事需要，采取了有步骤、有阶段、有重点的发展策略，先海军，后空军，再到诸兵种的合成，加快了建成诸军兵种合成部队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沿海岛屿、台湾以及东南沿海的反封锁、反袭扰作战，海军的地位和作用愈显重要，所以，最早建设的重点是海军。抗美援朝战争后，建设重点由海军转为空军、炮兵和装甲兵。

成立不久的人民空军在战火洗礼中得到了成长，到1953年朝鲜停战时，不到四年的时间，共发展到28个师，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建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并在战争后期发挥了巨大威力。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在战争期间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在解放全国大陆和部分沿海岛屿、抗美援朝的过程中，防空兵、炮兵、工程兵等其它军兵种同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53年底，新中国的军队完成了从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过渡，基本上完成了由单一陆军体制向以海陆空三军为主体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体制的转变，为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世情国情的转变，毛泽东在1950年代后期、1960年代先后做出“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等重要指示，推动了人民军队的向前步伐。

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首次较完整地提出了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战略思想。在1964年底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四个现代化”被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成为了鼓舞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中国整体发展“大战略”。

武器维度：实现军队装备的“中国造”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武器装备是衡量一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指标。利剑在手，不惧虎狼。在“强军梦”的探索过程中，为全军将士配置上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成为毛泽东下大力气、加以关注的“重点工程”。

在常规武器装备方面，新中国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阶段式发展道路，呈现出“三步走”的特征。

第一步是实现从“万国牌”到“苏联造”。

建国初期，因为抗美援朝的需要，在战火的洗礼中，通过向苏联老大哥订购武器，军队的武器装备实现了从多以缴获自敌人、型号混杂的“万国牌”到相对统一的“苏联造”。

第二步是用“中国造”取代“苏联造”。

作为军人政治家，毛泽东深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不可能长期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的，只有能够自己制造武器，才能不受制于人。在学习苏联的同时，毛泽东为国防工业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1953年8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了旨在实现武器装备“中国造”的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1953-1957)。到1959年底，新中国建成了沈阳、北京、太原、西安、兰州等国防工业企业生产基地，初步形成了研究、设计、生产相配套的国防工业体系，不仅具备了仿制和生产常规武器装备的能力，而且在仿制的基础上开始了自行设计的尝试。

在走完“苏联造”到“中国造”的第二步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在1959年提出包括“大力开展研究设计、变仿制为自制”在内的常规武器装备研制四原则，新中国迈出了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第三步。

在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方针指引下，通过自行研制，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走向了系列化、配套化，现代化水平和整体作战能力显著提高。到了1965年，经国务院军工产品委员会批准定型的500多项产品中，我国完全自行设计的已经达到50%以上。

如果说新中国在常规武器建设方面，走出的是一步一个台阶的阶梯式发展道路，那么在尖端核武器装备方面，其发展模式则是一步到位的超越式发展道路。其中，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是“两弹一星”的问世。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罗布泊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的空中爆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1号”卫星上天。

“两弹一星”的研制，不仅有利于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也大大加快了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提高了我国的国防能力，标志着我国跨入了有核国家行列，迈进了世界航天俱乐部的大门。

人的维度：夯实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基石

无论是强军战略的落实、还是武器装备的操作，军队的战斗力最终归结为“人”的因素。建国后，当全国大规模作战任务基本结束，毛泽东即把提高全军文化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基石性工作来抓。

1950年8月1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出《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从1951年1月起，在三年内以提高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为首要任务，进行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

此后，虽因抗美援朝战争推迟一年半，但在朝鲜战场形势稳定后，全军在1952年下半年至1953年上半年进行了一年的速成文化教育，普遍提高了全军的文化素质。

提高指挥员的军政素质，掌握现代战争的指挥艺术，以适应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同样是强军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和平时期，不可能有那么多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磨砺的机会，到军事学院进修学习是提升军队干部组织指挥能力的基本途径。

到60年代初期，全军院校达到120余所，形成了初、中、高三级院校体系，建立了干部院校培训制度，全军60%以上的军官经过本级院校培训，全部经过院校短期培训。通过院校学习，一批又一批具有现代战争知识、会指挥诸兵种协同作战的军事指挥员走上了军队的领导岗位。

正规化建设是强军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增强全体官兵规矩意识、纪律意识，保证政令畅通，培养优良作风，形成作战合力的得力举措。建国后，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五统四性”的要求，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树立标尺。

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首次提出军队建设的“五统四性”要求，即：即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

在1953年末的党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五统四性”被明确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成为建军高级阶段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标尺。

此后，人民解放军围绕“五统四性”的要求，大力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编修各种条令条例和规章，进行精简整编，实行“三大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严格按大纲、条令施训，培养按条令办事的作风。

短短几年，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程度显著提高。

强军路，是接续奋斗的筑梦历程。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同志将“强军梦”与“中国梦”联接在一起，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

不忘初心，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军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是重温毛泽东探索新中国“强军梦”历史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