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作为一种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相对地区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解而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命题、内涵、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实现途径的思想、观点的总体。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实践，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活动。毛泽东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系统全面地提出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并运用这一理论，带领党和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复兴创造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具体地讲，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闸门。
在上世纪30年代，有人提出过“语言要中国化”、“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问题，但真正从理论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系统、科学说明的是毛泽东。1938年10月，毛泽东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并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P534)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要实现这一结合，一是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使其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能够为中国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三是要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由于有上述理论的指导，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沿着更加自觉、趋向成熟的方向发展。
（二）率先举起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提出并从哲学的高度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根本对立，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揭露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2](P112)，并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P109)的著名论断，从而得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P115)的重要结论。这样，毛泽东就在党内初步提出了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为中国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阐明了理由，指明了方向。1937年7月、8月，毛泽东又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名著，在继续清算教条主义的同时，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道理，为党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哲学论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中，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学风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学风的对立，赋予“实事求是”新的含义，其后，“实事求是”逐渐为全党广泛了解和运用，成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表述。
（三）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途径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最先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1929年，由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已初具了“相结合”的思想，1930年5月，他首次明确提出了“结合”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P111-112)。1939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P611)作为公式提了出来，并把是否善于“结合”看着党成熟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和尺度。从此“相结合”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共同遵守的根本原则。
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运用三个著名公式简明表达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这就是“实践—理论—实践”，“个别—一般—个别”，“群众—领导—群众”。正是遵循这些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才能不断向前推进。
毛泽东还论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其中他特别注重、反复强调的是调查研究和矛盾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他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和最基本的方法。他指出，矛盾分析的方法，其着重点是全面认识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运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外，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思想方法论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四）全身心地致力和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带领全党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带领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巨匠和典范。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并根据自身的经验，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3](P826)，“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4](P333)。毛泽东在创立毛泽东思想中的独创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二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三是提出了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正确解决了在中国这个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运用这些成果，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5](P344-345)。
（五）提出和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成功地领导完成了三大改造，对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并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并付诸实践，成功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明确提出了现在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命题，指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6](P20)。对此，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一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明确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也要大胆学习一切外国的先进经验，初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三是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反对官僚主义，防止西方“和平演变”，防止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防止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的滋生，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为此作了种种实践和探索。这些探索取得的成果，虽然有的还不是成熟的，有的提出来但没有做好，但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起步，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回顾毛泽东开辟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杰出贡献，给我们留下的经验和启示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有四条。
（一）必须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必胜信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毛泽东之所以能开辟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一，要认识和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地改造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成果基础上的，因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7](P1470)。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百年的寻求和摸索，经过多次的失败和曲折，“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的民族的最好武器”[8](P796)，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充分证明了它的科学性、真理性，对此我们必须坚信不移。
第二，要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的特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事业中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人民改造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唯一适用的工具，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一个领导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正确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对实际问题的深刻了解，要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三，要学习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坚定性。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回忆：“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9](P13)。“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理解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0](P131)无论是处于白色恐怖，遭受围剿的险恶环境，还是被党内左倾路线迫害，被剥夺其对中央红军领导权的艰难时刻，也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二）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因此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就必然成了成就这一使命的基本条件和起码要求。而且这还与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掌握可以增强对其信仰的坚定性，坚信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焕发对其学习研究的责任和热情。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要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63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共产党的朋友时，指出“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11](P322)。他还多次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简单地背诵它的词句或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结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精神实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我们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关键。
第二，学习马列主义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12](P273)。“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2](P181)。学习马列主义要“以研究中国革命、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8](P802)。只有把学习理论和研究实际结合起来，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第三，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勤奋、刻苦，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早在五四时期，他就读了很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热心地搜寻那时候为数不多的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在以后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更是发扬“挤”和“钻”的精神，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并用以指导研究中国的实际，写下了大量的文章。从延安窑洞彻夜不明的灯光到中南海故居的藏书，从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到他多次向全党开出的阅读书目，可以看出他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勤奋精神和阅读马列书籍的广泛程度。
第四，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大学校。毛泽东要求全党：“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1](P532-533)。为了培养起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他领导全党创办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等二十多所学校，还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同志以及党外的战士们都须进的终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无期大学’”[13](P185)。毛泽东还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并要求各级党、政、军、民、学组织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
（三）必须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回答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此，毛泽东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历史方位。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干革命，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明白中国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1](P646)。“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2](P115)。对此他身体力行，他一直重视和致力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1925年回韶山养病期间，他一边养病一边作社会调查。1927年初，他专门到湖南做了32天的调查工作，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在江西、福建的许多地方，作了系统的农村调查，写出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建国以后，他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弄清实际情况。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正是因为毛泽东重视、善于调查研究，又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因而使他成为国情分析的典范，成为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代表。
第二，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具体实际、具体特点相结合形成中国的风格和气派。毛泽东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用中国的历史文化，用民族的语言，注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容，进行加工、提炼，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进行创造或再创造，产生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和新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新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回答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第三，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倾向。回答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必须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决反对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倾向。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反对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正是在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斗争中，提出和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并在实践中一步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的。
（四）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诞生15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都表明，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社会主义的实践的向前推进而不断发展。对此，毛泽东做了许多理论的阐述和实践的示范。
第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和时代发展的要求。马克思说过：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任何理论都在实践的需求下应运而生。毛泽东指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4](P109)。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当今时代面临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回答、去解决，因此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这就阐明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要坚持与发展并举，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
第三，要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新，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创造，离不开广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努力，我们应继续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干部队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使理论之树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实践与创造的沃土中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总之，我们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根据发展着的中国情况和中国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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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48期，摘自2012年第11期《社科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