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林•霍尔 、朱庆和译•
在任何国家的历史记录中，都必然会有暴力、痛苦和耻辱。忘掉这些，是一国历史的关键部分，而这种拒绝过去的做法，是一种主动实现的过程。
而遗忘英国参与奴隶贸易的事实，在1807年这项贸易被废除时就开始了。1833年废奴法案通过时，也发生了类似事情。当奴隶在英属西印度群岛、毛里求斯和好望角被废除时，英国人马上开始吹嘘自己的慷慨宽大。废除一事被重新定义为英国对自由的承诺，展现英国是世界上最进步、文明的国度。
用今天的话来说，废奴洗刷掉了国家的罪行。但是，英帝国议会赋予男女奴隶的自由是相对的。他们被迫“当学徒”4～6年——在种植园为他们的前主人干活，没有分文报酬，同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学习如何劳动”。其后5年，经过加勒比海地区和“国内”废奴运动，奴隶才于1838年取得“完全自由”。
事实上，废奴运动的道德基础，是认为将人作为财产进行买卖是错误的。然而，为获得奴隶主同意放弃“他们的”财产——奴隶，英国政府向奴隶主们补偿了2000万英镑（相当于1834年国家开支的40%）。奴隶的“价值”根据其技能，及所在殖民地的生产效率进行评判。
因而，在英属圭亚那的男奴，要比牙买加的奴隶更值钱；男奴比女奴更有价值。这是对人类商品化的又一例子——现在不是在奴隶市场上卖，而是由殖民官员决定他们的价值，然后在政府办公室结算。
所有那些要求补偿的人的信息，都被记录下来，那些档案之前从未被系统研究过。现在，我们能从这些记录，了解奴隶贸易如何大大帮助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国。
2月27日，我们用这些档案建立了百科全书，开始披露英国蓄奴史，让公众免费查询和了解这段历史对英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帝国产生了何其重大的影响。它记录了4.6万份个人索赔信息，还有3000来名靠奴隶发家致富的英国人的信息。这些男人和女人（以及大量靠蓄奴生活的妇女）一心希望，他们的奴隶主身份被遗忘。现在之前，他们在这方面一直很成功。
一些奴隶主后代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如大作家乔治•奥威尔、格雷厄姆•格林以及大法官昆汀•霍格——更不用说靠奴隶利润建立起来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了。
聚焦奴隶主，不是点名羞辱，而是打破遗忘，重新认识奴隶的果实是我们集体历史的一部分——它已嵌入我们的乡村城市、慈善机构、艺术收藏、商业银行和律师事务所、铁路，以及我们看待种族的思维方式。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3月7日《青年参考》）
•张哲编译•
2月27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英国奴隶占有制之遗产”（Legacies of British Slave-ownership）项目结项，并于同日推出英国首个致力于奴隶占有制研究的免费在线同名数据库。该项目历时3年，揭示了19世纪一段英国“羞于示人”的历史。
奴隶占有制经济贯穿当时英国社会各阶层
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2月24日刊文《英国的殖民耻辱：废奴后奴隶主获巨额补偿》（Britain”s colonial shame:Slave-owners given huge payouts after abolition）指出，奴隶占有制对于当代英国究竟有多大影响，英国从中受惠几何，相关的客观历史记录几近空白。伦敦大学学院的这项研究发现，那些收受“补偿金”的奴隶主普遍来自英国最富有家族。
1833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废奴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宣布英国所有领土上的奴隶占有制为非法。为了保证废奴法案顺利实施，英国政府拿出2000万英镑用以赔偿约3000个奴隶主家庭，“以黑奴换金钱”的交易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约1000万英镑流入加勒比地区和非洲地区，另1000万英镑则进了英国本土奴隶主的腰包。
例如，名叫约翰•格拉德斯通（John Gladstone）的奴隶主，2508名奴隶为他“赢得”了106769英镑（约合今天的8300万英镑）。而约翰之子正是英国政治家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他曾于19世纪4次出任英国首相。另一显赫政治家庭霍格家族的发迹源头也是受惠于“补偿金”。几十年后，这一家族出了包括大法官道格拉斯•霍格（Douglas McGarel Hogg）和昆汀•霍格（Quintin Mc Garel Hogg）在内的诸多名人政客。受补偿的家庭后人甚至包括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
项目助理研究员尼克•德拉普（Nick Draper）表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有多达1/5的富裕家庭因奴隶贸易而发迹。直到今天，其中不少奴隶主家族的后代仍然“坐享”奴隶占有制经济带来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与此同时，他也指出，当年接受赔款的家庭并非只有富裕家庭，有些非常普通的家庭也参与其中，可以说当初的“以黑奴换金钱”的丑恶交易贯穿了英国各个阶层。
正视历史即正视事实
对于家族与奴隶占有制的关系，霍格家族拒绝回应，并称“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而卡梅伦也没有作出任何回应。英国电视主持人安斯利•哈里奥特（AinsleyHarriott）的祖辈也曾是奴隶主，当他得知19世纪政府为奴隶主发放巨额“补偿金”后表示，“这种做法很野蛮，就像是富人在保护富人”。
德拉普在文章《要正视我们在奴隶占有制中的角色》（We must be honest about our role in slavery）中指出，英国人在解读与奴隶占有制的关系时总是强调“我们相继废除了奴隶贸易和奴隶占有制，我们是第一个做出这些决定的国家”。而在其看来，英国与奴隶占有制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止于“废除”二字，这段历史的深远影响，就算是在当今英国也可见其踪影。诚如该项目研究员、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凯瑟琳•豪尔（Catherine Hall）所说，“通过整理3000名在历史上”消失了”的英国奴隶主及其后人的档案，不难发现奴隶占有制投射到当今英国社会的深刻烙印。”
德拉普表示，奴隶占有制研究不仅关系到黑种人，也关系到白种人。这次的研究对象与其他主流研究方向不同，并未以黑奴的生活经历为研究重点，而以奴隶主为研究重点。研究不仅为了发掘事实，更重要的是面对事实。当然，学术研究的目的绝不是指责这些受惠于奴隶占有制经济的家族，而是为公众认知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打开窗口。在长达200多年的历史中，英国曾是主要的奴隶贸易和奴隶所有国，这段时期积累了资本、成就了工业革命的经济前提等，进而才有了当今的英国。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40期，摘自2013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