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纪念延安整风运动70周年

•石仲泉•

【摘要]2012年是延安整风运动70周年。延安整风运动的缘起，要从党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中国的整个历史背景来说明。就其评价而言，延安 整风运动至少有五大历史功绩：第一，空前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第二，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初步地达到了思想的统一；第三，加快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第四，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第五，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肯定 延安整风运动有伟大历史功绩，并不是说它没有缺点错误。整风运动的缺陷主要有三个：第一，路线斗争出现过过火批判；第二，“抢救运动”出现过严重混淆两类 矛盾的情形；第三，因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历史决议”过分突出个人。延安整风运动过去70年了。它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使全党广大干部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

2012年是延安整风运动70周年，我在参与写作《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过程中，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全过程有所了解。鉴于目前的党史出版物对延安整风运动虽 然大多数是正面论述和评价的，但个别出版物和坊间议论加以贬斥的不少，有的甚至认为这是毛泽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权力斗争，是民 主革命时期的“文革”运动，等等。我以为，这将延安整风运动妖魔化了。这里，根据我所知道的历史资料谈点个人看法，作为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纪念，也对毛泽东 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作些评价。

应当怎样评价延安整风运动呢？它涉及毛泽东的理念与动机、整风的目的与要求、发动的远因与近因、运动的主流与支流、认知的本质与表象等诸多问题。对有些史 实，站在不同立场、持不同观点、用不同方法，会作出不同解读，其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但是，我们应当努力还原历史，说明延安整风运动的真正原 委，把握它的本质，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延安整风运动为什么会产生？这要从党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中国的整个历史背景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里诞生的，她走过了一段异常曲折复 杂的道路。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进行革命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很不容易，因为：一是对中国实际情 况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二是中国党从一开始就是在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产生的。他们一方面给中国党许多积极的东西，同时也给中国党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 造成许多困难。大革命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都与这有关系。在遵义会议后，经过长征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 现，中国党已经能够独立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战略。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困难。中国党还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才产生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 倾错误。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不仅仅是到1938年为止，它在党内的思想影响一直存在，并没有完全解决。

领导中国革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教条出发，也就是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发？这个问题要解决。在当时，不经过全党整风，对这个 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毛泽东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风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思想方法。 从而懂得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二是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了解在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能取得胜利，而在 怎样的情况下革命斗争会遭受挫折。这样双管齐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全党认识，统一思想。这是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毛泽东发动整风 运动的初始动机。

关于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早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已经开始强调。他要求全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 应用它。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来抓。1939年5月，他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 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这就非学习不可。要在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造成一个 热烈的学习大潮，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会后，中央一些部委组织了学习小组，在延安参加学习的干部达到四千多人。

但是，那两年的学习运动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 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与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认识有关。在1940年12月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分析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形势， 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错误问题。他说，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 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要作修改。但是，会上对此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专门研究， 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开展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在1941年发动整风运动．也与皖南事变有密切关系。这一年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损失惨重，这使毛泽东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 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切的认识。1940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时就批评了抗战初期的右倾 错误。他说，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认识目前只有项英还不懂得，因此军队少，且 没有钱花。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在接到新四军被围遭到惨痛损失的消息后，毛泽东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教训时指出，项 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 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对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怎么认定，党史界有不同看法还可讨论。毛泽东基 于对皖南事变的这一认识，从3月开始，连续采取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开展整风运动的近因。

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有两个：一是1941年3月和4月，毛泽东将前些年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加写了“序”和“跋”，付梓出版。他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实际上是为整风学习作舆论准备。

二是在1941年5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实际上是为整风学习作动员。他指出，研究理论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 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态度。他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尖锐地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列 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毛泽东讲话的用语之辛辣、讽刺之严厉、情绪之激动，是此前许多人从未感受过的。 这个报告在干部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动。但是当时负责理论宣传的领导人没有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对其没有予以重视，在《延安报》上没作宣传报道，似乎什么事 也没有发生。领导层的这种无动于衷的反映使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使他决心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毛泽东是胸怀中国革命大局的。上述发动整风运动的大背景和小背景，也可视为整风运动的远因和近因。显然，这完全是为着中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战略布局。我翻阅 了不少档案，没有发现一件毛泽东怎样为了权力来发动整风运动的材料。事实上，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指出：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是正确的，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因此，根本不存在还要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残酷斗争”的问题。 那种鼓噪的“整风运动权力斗争论”，是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的臆断。

过去的党史讲延安整风运动，都只讲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一般干部和广大学者基本不知道还有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学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就 是第一次披露了这个问题。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 部。他们犯的思想错误最顽固，只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他还认为，对于不同的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虽有所不同，但两个层次的整风 有共同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开始的，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然后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中央一级高级干部的整风，主要是通过1941年和1943年的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的。

这次整风会议时间是从9月10日至10月22日，共40多天，其实只开了5次会。毛泽东在第一天会上作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 “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其表现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因为他们自称“国际路线”，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提出 的许多主张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认为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它们的根源是过去党内“左” 的传统，共产国际某些思想的影响和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是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16条办法，其基本精神是：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 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实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 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组织方法论研究小组，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在延安 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政治局同志都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要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在中央整风的5次会议上，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意义。 与会者对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和政策问题进行研讨，分析了部分文件的一些情况。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本着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沉痛检 讨。

张闻天第一个检讨。他两次发言说，土地革命后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是路线错误。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 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 情况。这些错误在反第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他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应负更多的 责任。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会后，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从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兴县等地的 几十个农村调查了近一年半时间。

博古也两次发言检讨：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应负更多的责任。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 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王明、稼祥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 验，党的许多决议是照抄国际的。过去长时间对错误没有认识，这次学习会检查，感到十分沉痛。但是，我有勇气研究自己的错误，克服这些错误。

王稼祥检讨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的，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回国后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主观主义反主观主 义，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中国党过去主观主义的传统很久，其产生根源，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 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

这次会议的发言者，对1932年至1935年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涉及评价六届四中全会，认识的分歧较大。有的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比较多的发言是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持明显的批评态度。

王明两次发言都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他还对到会 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与未担任中央领导的、活着的与去世的近20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逐个地进行了批评，唯独不说自己有什么政治错误。他的这个 态度引起与会者很大不满。会后，毛泽东同其他人一起找他谈话，他拒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目前不能同蒋介石闹 摩擦；与蒋介石的关系，应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他还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 官司。这以后，王明称病，既不参加政治局会议，也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尽管如此，中央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组织措施。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受到王明干扰，但这次会议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1942年开展的全党性整风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由于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认为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1943年“九月会议”在继续深入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是非。这次会议开的时间更长，参加扩大会议的人数更多。

这次整风会议大致分三个阶段，主要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并对王明的路线错误展开批判；其他同志发言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认识。这次整风会议正处 在打退国民党酝酿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反对右倾投降主义成为主要倾向。这一历史背景反映到党内斗争上，对于错误路线的批评，在基 本方向和内容上虽是正确的，但在言辞上比上次会议要尖锐许多，有不少偏激之词，会议的空气有时很紧张。

第一阶段会议，从9月7日到10月6日，其间开了三天会。博古发言，同意毛主席说的抗战时期存在路线问题，一条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今天作自我反省，认识到存在这个问题。

朱德总结了在党领导下近二十年来的经历，批评抗战以来的王明路线错误。他说，王明路线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不要政权， 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 拉手段，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搞独立王国的特点。他在回顾自己的历史时说，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 一起时虽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遵从了毛主席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态，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已一生的 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他很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 事：他读的书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实际合一。我们这次学习，就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他的这番讲话，对于把全党认识统一到那时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正确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作了两次讲话，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主义宗派，一是经验主义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 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以 后是博古。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结果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损失十分之九。他也指出，对于教条主义宗派要 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只犯个别错误的；有屡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错误的。欢迎犯过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关于经验主义宗派，他认为，他们的 大多数是正派人，像张国焘那是邪派人。在两个宗派中，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要的，他们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吓人，与经验主义宗派中的不正派人结合起 来，危害最大。教条主义宗派是头，经验主义宗派是脚，教条主义宗派是经验主义宗派的灵魂，反对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主义宗派开始，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 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 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 工作，不是乱打一顿。要团结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毛泽东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实际上为这次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此后，过去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

第二阶段会议，从11月13日至月底。毛泽东首先讲话，说遵义会议没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王明教条主义宗派。当时反对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解决了 政治路线问题，因为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前年“九月会议”之前没有讲王明路线错误，也是大多数人还不觉悟，等待一些同志是需要的。

这一阶段的重头戏是周恩来的发言。1941年的会议他没参加，这次从重庆回延安就是参加整风会议。他经历过党内许多重 大事件和变故，检讨党的历史，批判两个宗派，不能不感到会议的分量。第一阶段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投入整风学习，用半个月时间，写了4篇共5万多字 的学习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第二阶段会议开始后，仅发言提纲就写了两万多字。他的发言是中央两次整风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发言 分“自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大部分，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1927年大革命后期党的五大他参加政治局工作讲起，一直讲到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 次反共高潮。他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了解的情况最多，这个历史回顾实际上成了1927年以来的党史报告。

周恩来严于律己，努力按照整风文件要求，并根据毛泽东讲的两个宗派思想来检查自己的错误。在会议期间，他被看作经验主义宗派的主要代表。 他检讨了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中央苏区、1937年“十二月会议”和武汉工作期间的错误，诚恳地表示：今后应好好读几本马列的书，特别是要将毛 主席的全部文献好好地精读和研讨一番，提高思想方法。同时，在工作中要改变事务主义作风，深入实际，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 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辄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才能做出一点成绩，才能真正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少犯错误；也才能真 正做更多有益于党和革命的事情。

王明请病假一直没有到会，最后由他夫人孟庆澍代笔，他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写了检讨信，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纠正教条主义宗派错误。

第三阶段会议，在1944年开春以后，从2月下旬直到5月下旬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这一阶段主要是对整风运动进行总结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同时也开始纠正前一阶段会议的一些缺点。2月下旬，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5个问题的认识：

(1)王明、博古错误不是党外问题，而应视为党内问题；
(2)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是合法的，但手续不完备；
(3)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以便共同工作；
(4)党的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
(5)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都应承认。

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对上述问题作了阐释，择其要点：

(1)弄清思想与宽大结论。过去对犯错误的同志只是惩罚，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弄清思想，总结经验教训，要使同志们懂得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我们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作宽大些。

(2)不要否定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我与博古等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都要搞土地革命：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 介石，这是策略上的分歧。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我们的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 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是不好的偏向。要分析，不要一概否定。

(3)六大方针。多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说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虽有缺点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性质，分析了革命形势，反对了速胜论，提出了十大纲领。

(4)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是否还有？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经验主义宗派也没有了。党的历史上的两个宗派，已经不存在了。历史上的问题不是主要的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政治局整风会议关于党的历史问题讨论的总结。他纠正了会议过程中的偏差，与会同志表示拥护，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 未犯错误的同志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看法。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在全会上正式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 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上述意见，并形成了决议文字。至此，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圆满结束，同时也宣告从1941年毛泽东 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出的全党整风运动，历经3年，最终以形成全党的空前团结而画上句号。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它尽管只有3年时间，但对于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伟大意义。具体来说，它至少有五大历史功绩。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具有非常特殊国情的国度里诞生的。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二是科学文化十分落后。刘少奇在中央 整风学习前夕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 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 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毛泽东在长征到延安后即认识到这个 问题，一方面他个人发愤苦读，另一方面号召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把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为了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为了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 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便发动了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研究实际和党的历史学习理论。他在准备动员时讲：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一定要借“箭”，“箭”就是马列主义，过去光读书本，孤立地学习，脱离实际，无法懂得马列主义。①

当时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有一万多人，以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主成立的高级学习组，最初是一百多人，后来扩大到250-300人。全国各地的高级学习组 由中央管理和指导，延安的高级学习组由政治局和中宣部负责。通过整风运动，许多过去没有读过马列本本的干部包括高中级干部，这次集中认真地阅读了中央规定 的理论书籍；过去读过马列本本的一些领导干部，这次懂得了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因此，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飞 跃。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说：“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 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 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 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实现这个目标起了决定性作用。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只解决了军事领导权，没有解决思想政治路线问题。抗战开始后，也顾不上解决这些问 题，因此，一方面，过去路线错误的流毒一直存在，影响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贯彻执行，在部分地区使革命事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另一方面，过去犯过路线错误 的领导人，如王明，还自视一贯正确，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旧著宣传错误观点，造成党内思想混乱。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已批评了他的右倾错误，但1939年 5月，他撰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继续宣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6月，又撰文宣扬1938年他在武汉时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的 错误方针。1940年3月，他还把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为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制造舆论而出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重新出版，将其当作“学 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让对党的历史发展还不十分了解的“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学习。因为当时中央准备在1941年上半年召开七大，他又制造 舆论，抢占先机，夺取“制高点”。因此，怎样看待党的历史发展，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的路线问题，就成为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 问题。

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3套历史文献：先是在1941年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六大到1941年11月间的历 史文献519篇，包括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共约280多万字）；接着又根据整风会议上许多同 志的要求，在1942年初编辑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主要汇集了从党的一大开始早期领导人的署名文章等，共收文献184篇）；还有一本《两条路 线》，是关于党的路线问题的专题学习材料，它主要是在前两本的基础上进行选编，再增加1942年和1943年的20篇，共收录文献137篇。

胡乔木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开始就是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他自始至终参加了3本书的编辑工作。这3本书出版后，在党内产生巨大反响：一方面， 许多同志了解了党的历史的一些基本情况，对一些不清楚的历史争论恍然大悟，明白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布过许多“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 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另一方面，有利于犯错误的同志回忆那段历史，改正错误，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大量历 史材料面前，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1943年10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六大“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杨尚昆回忆说：“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武器。”

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中央以两次“九月会议”为代表的整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的路线是非，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形成了共 识。它的主要结晶就是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这个《决议》在简明概要地叙述了自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之后，通过同毛泽东的政 策主张相比较的分析，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说明了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 思想根源。《决议》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没有讲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宗派问题，没有讲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没有讲“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 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也没有讲抗战以来的历史是非问题，目的是团结全党抗日救国。毛泽东说，这些不讲，至多是缺点；讲得过分，讲得不对，却 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采用了这个方针，这次还坚持这个态度，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决议》通过后，博 古很感动地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须我们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 和信心。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博古的感言，表达了历史上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的共同认识。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联为一体，虽然是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命题，但这“三化”思想却在党创立之后实际上就已经蕴含着。 因为党从创立之日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是孤立的三个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问题的三个维度。马克思主义作为 外来文化在传入中国之后要生根存活，必须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作 为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尽管那时没有提出这个概念，但这个思路是存在的。而“中国化”本身实质上就内含着“时代化”和“大众化”。

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比马克思主义诞生晚了70多年，这个时间差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还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都有一个与时 俱进的“时代化”问题。所谓“大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所接受和信仰，存在语言系统的转化问题，不仅翻译力求“信、达、雅”，而且尽量具有 中国韵味，为中国人喜闻乐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以，“三化”命题，是以中国化为本，并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新表述。毛泽东虽然不是有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思想或思路的第一人，但他却是最早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要义，并将其论述得最精辟、运用得最成功的。他开辟的党领导的第一个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和主要在中央苏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使他最早明确提出并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且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 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那时之所以没有同时明确提出“时代化”和“大众化”，是因为这两者还没有成为议事内容或争论对象，因而没有聚焦。那时党内最 严重的危害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针对教条化提出的。

延安整风运动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三大贡献：

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方法论。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第一次将马 列著作中曾经分别使用过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提法，联系起来并用，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传统表述。所谓“立场、观点、方法”论， 实际上就是思想方法论。整风运动开展后，为了加强思想理论的领导，中央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亲任组长，研究马列著作的思想方法论。1941年10 月30日，他还作了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专题报告，深入浅出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哲学观点具体化为思想方法。经过整风运动，广大干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思 想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取得显著成效。

二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这个正确的思想路线，在理论上加以明晰化是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 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特别是在整风运动开展之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界定和阐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 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客观材料中引出正确 的结论。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他指出，这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主观主义“相对抗的”。此后，“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马克思 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通俗化的表述。

三是提出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将经验升华为理论，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整风运动开展后，毛泽东认 为要对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将其上升为理论，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他在1941年“九月会议”讲话中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 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大力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随后，他还强调了上述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指出：我 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要的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不断坚持要活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死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核心后，在全党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但在党内巩固起来，而且得到 共产国际的承认。1937年12月，王明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 当总书记时，你也不要担任。”1938年9月，在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又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肯定中共 路线正确和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意见。这不仅对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进一步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必然推进全党对毛泽东理论贡献 的关注和研究。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具有标志意义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艾思奇在1940年2月发表专论，指出：在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已经产生了 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论断对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概念起了先导作用。①

1941年3月至1942年2月，张如心在相继发表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等文章中，率先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 体系”、“毛泽东主义”等概念。整风运动开展后，在1942年7月党的21周年之际，延安和一些抗日根据地的报刊相继发表文章赞颂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在 1943年6月至8月，党的领导人撰文和发表讲话，不仅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路线，而且越来越趋向于定义其称谓了。先是刘少奇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 系”概念，接着王稼祥不仅第一次使用了后来一直沿用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而且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成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历程，明确指出：“毛泽东 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上述情况说明，整风运动开展前，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已在全党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整风运动开展后，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深入讨论，党内不仅认识到毛泽东在革命 实践上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找到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概念——毛泽东思想。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理论成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最后，党的七大终于 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繁重：一是由于它诞生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其特殊的党情，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不能不异常繁重。二是由于它经 历过严重挫折，全国党员数量由苏区鼎盛时期（包括白区在内）的40多万到各路红军抵达陕北后（包括白区在内）锐减至4万多人。抗战开始后党的力量又获得巨 大发展，到开展整风运动时达到80多万，因此，教育新党员的任务也很繁重。三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但过去“左”右倾的影 响和流毒还广泛存在，妨碍将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任务的实现。因此，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基于抗战爆发后党所处的环 境、担负的任务和党本身的状况，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把这个任务 称为党的建设的“伟大的工程”。开展全党性的整风运动，从党的建设角度言，就是要进行这个“伟大的工程”建设。

开展整风运动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用在于：

首先，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要求得到了落实。鉴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环境，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率先提出加强无产 阶级的思想领导，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要求。1929年底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无产 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抗战开始后，党员队伍的迅猛扩大，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任务越来越突出。群众性的整风运动所开展的整顿作风、检查思想的要求，就是进 行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达到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努力转变为完全无产阶级思想的目的。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毛泽东针 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状况，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整风运动就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 进行的。据此可以说，整风运动是着重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从内容到形式都为从思想上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开辟了新路。党的历史证明，着 重思想建党，是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的重要保证。

其次，党的指导思想排除了错误倾向的干扰，正确的政治路线更加明确、坚定。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党的命运。整 风运动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就是要使全党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初步提 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动力、对象、任务、基本性质和革命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明确规定。经过整风运动总结党的历史问题的 经验教训，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后，在七大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不仅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作了更加明确的论述和更为全面 具体的规定，而且首次提出党在那时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为夺取抗日 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再次，提出了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作风。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工程，除有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外， 还有作风建设。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和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党的作风建设，是关系到党能否保持先进性、能否得到人民群众 拥护、能否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大问题。在长期异常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党形成了许多为人民群众所称赞的优良作风。整风运动的“三反三整”，即反对主观主义 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就是要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作风。而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 要依靠人民群众。这是中国最根本的实际，脱离了人民群众，党的革命斗争非失败不可。

毛泽东批评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时指出：“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字尽之矣。”整风运动的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 达到新的团结。整风运动空前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对党应该具有并已形成的作风作出新的精辟概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 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他强 调，这三大作风中的每一项，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通过整风运动概括的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肯定延安整风运动有伟大历史功绩，并不是说它没有缺点错误。胡乔木说：“让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分。”我赞成胡乔木的观点，那种将整风运动讲得很满的著述，也有悖于历史。在我看来，整风运动的缺陷主要有三个：

第一，路线斗争出现过过火批判。

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虽然是学习马列理论，研究党的历史问题，弄清思想是非和路线是非，但1941年特别是1943年的“九月会议”发生了评论过头、 “上纲”过高、批判过火的发言，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尽管没有发生“逼供信”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象，但其气氛连胡乔木都感到“一方面很民主，一方 面又很紧张”。1943年12月22日，获悉中共整风情况的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致电对整风会议的过火批判进行了劝阻，他说：“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 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 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1944年开春后继续进行的中央整风会议，纠正了前一阶段出现的过火批判，对党内历史问题作出了冷静的思考。 中央决议特别强调：王明、博古的错误是党内问题不是党外问题：党的六大虽有缺点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书记处还决定让周恩来到延安中央党校专门作《关 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回答整风学习中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澄清了对于党的历史的一些不正确认识。自1943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调整后两年内，周恩 来就没再进入新的中央书记处，也没参与领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只是在中央整风学习结束后，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始，他才恢复了参与核心领导的职 务，先是进入领导会议的五人主席团，随后在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人五大书记。这可视为对周恩来在整风期间所受的过火批判的纠正。

第二，“抢救运动”出现过严重混淆两类矛盾的情形。

全党群众性的整风运动分两大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的整风检查过程中发生了王实味有所谓的“托派”、“特务”问题；从1943年4月始，整风运动转入以审查 干部、清理队伍为主的第二阶段。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整风检查是思想上清党，审干肃奸是组织上清党；前者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者是革命 与反革命的斗争。不言而喻，后者属于敌我矛盾。当时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康生（主任为毛泽东，康生管常务，主持日常工作）在1943年7月 15日的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进行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后，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进一步扩大，审干运动实际上变成了“抢救运动”。康 生声称，“特务如麻，到处皆有”。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造成大批冤假错案。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在多个渠道向毛泽东反映 情况后，中央于8月5日下达文件，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这样，延安搞了20天的“抢救运动”才算停止。是年底，中央决定审干转入甄别 阶段。应当指出，周恩来、任弼时对纠正中央领导层夸大敌情和队伍不纯的错误估计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对从国统区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作了具体分析，指出那种认为 到延安来的80%的知识分子是特务的看法应予否定。1944年初，中央发出指示，对于“坦白分子”在甄别后分清情况进行平反，对于完全搞错了的要完全平 反。审干一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挖出特务曾高达15000多人，最后都分别情况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对于审干运动中发生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在1944 年5月至1945年2月间，先后3次承担了责任。他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我向大家赔个不是。凡是搞 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以免“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他向大家鞠了一躬，表示道歉。

第三，因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历史决议”过分突出个人。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整风运动的理论结晶，是个好决议。经过近5年时间的酝酿、起草、讨论、修改和审定，这个伟大的历史文献最终诞生。它既倾注 了毛泽东的心血，同时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也如胡乔木所指出的，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他说：这个决议“对毛主席过分突 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我初步地统计了一 下，作为党的正确思想和路线代表的毛泽东的名字出现了50多次，刘少奇的名字出现了4次。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实是党的 正确理论和路线的代表，因而突出毛泽东是必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问题不在“突出”二字，而在“过分”二字。“突出”得适当，是正确的；突出得“过分” 了，就成为缺点。

当然，怎样界定是否“过分”，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以为，之所以说“过分突出”：一是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素看，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虽然起了主要作 用，但不是唯一作用。二是从讲毛泽东个人的作用看，分量太重了。邓小平多次讲，对他（毛泽东）的评价不要分量太重，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 人的威望上，很容易出问题。邓小平的这个话，不能说与这个《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没有关系。三是赞颂毛泽东的溢美之词是否多了些，可以研究。

之所以如此，我以为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认识的局限，那时还没有形成“集体智慧”概念。

二是整风运动的大背景，路线斗争模式的影响。囿于非此即彼的路线斗争模式，既然那时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能说成连狗屎还不如，那么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对正确的东西加以过分突出也就不奇怪了。

三是被认为是事业的需要。现在我们讲路线斗争，往往从贬义上来理解，其实那时讲路线斗争是褒义的，是将其看成事业的需要。既然如此，过分突出正确路线的代 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毛泽东后来讲个人崇拜时说过，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这个看法 虽然是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讲的，但这也蕴含了从事业需要出发的意识。在整风运动时过分突出个人，也属于这种思维理念。

四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民主传统的历史“基因”，不可能随着封建帝制被推翻而随之消失。缺失民主“基因”，没有多元意识，就容 易过分突出杰出的历史人物，并产生对杰出人物的某种依附关系。延安整风运动后过分突出毛泽东个人，是党的历史难以超越的。

延安整风运动过去70年了。它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使全党广大干部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同样，我们今天评价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运 动，也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许多历史事件都带有那时的“胎记”，延安整风运动也不例外。对这个“胎记”，要全面分析，而不应“攻其一点不及 其余”；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它，而不应脱离历史实际地求全责备。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30期，摘自2012年第6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