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援：从父辈的长征岁月看军人的血性

长征已经过去80年了，但我们现在仍然能感受到红军将士们“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的激情，仍然能感悟到他们“要为真理而斗争”的血性。长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但长征精神是永恒的；长征发生在中国，但长征精神是属于全世界的。

1坚定信仰，跳出历史覆辙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都是在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下的被迫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打了败仗。常言道，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中国自古以来，鲜有败军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成为当年所有预言家预测红军前途的参照。但历史没有重演，红军跳出了历史的覆辙。

为什么红军败而不倒，溃而不散，上下同欲，百折不挠？靠的就是信仰，红军有别于其他所有军队的本质特征就是，红军是信仰的集合，而不是雇佣关系，金钱关系和权势关系。革命理想高于天。

长征时的红军与常态化的军队相比有两个很大的区别，一个是刚刚打了败仗，脱离了长期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另一个是人员构成中“老幼病妇”占了很大的比重。

在长征队伍里，“红小鬼”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胡耀邦、肖华等都是有名的“红小鬼”。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谁也劝阻不住。组织上决定把他们分给一部分女同志，每人带一个。分给蔡畅当警卫员的叫“红桃”。过雪山时，因为饥寒交迫，小“红桃”穿着蔡大姐送给他的紫红色的毛衣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蔡畅掩面痛哭，跟泪人一样。

这种生离死别，在长征途中何止成百上千。一个地方的老乡，听说附近有一些老红军牺牲了，当地苏维埃动员他们去掩埋尸体，走近一看，哪里是什么“老红军”，分明是一伙“小红军”，稚气未脱，老乡们潸然泪下。我的父亲罗青长也是从巴山蜀水中走出来的一位“红小鬼”，他们班里七八个小伙伴都是十五六岁的穷孩子。这个年龄段，正是需要父母呵护的时候，但他们已经尝尽了人间的艰难困苦。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红军中还有一批女战士，这是长征途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采访这些女战士时感慨地说了一句话，“长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据统计和考证，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有：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贺子珍等32位；红二方面军有李贞、陈琮英等21位；红二十五军有周东屏、戴觉敏等7位。

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人数最多，共2000余人，她们大多是童养媳和苦大仇深的农民的孩子，女红军中岁数最小的王新兰才11岁就随军出征。她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特别是妇女特有的生理现象，与男同志们一起行军打仗，风餐露宿，还要担负起救治伤员、宣传鼓动等多项任务。她们被称之为“政治战士”，行军途中要奔前跑后，往往要比一般的战士每天多走十多里，因此，周恩来赞誉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我父亲最要好的一位小伙伴是他的四川老乡，不知名，只知姓，由于天性乐观，经常咧着嘴笑，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张豁嘴”。在过草地时，饥寒交迫，他实在挺不住了，把我父亲叫到身边，以微弱的声音说：“罗青长，我不行了，你们去赤化全川，把红旗插遍全中国。”这句话，激励了我父亲一辈子。

2不怕牺牲，杀出一条血路

信仰是要勇敢来开路的，忠诚是要以血性来表现的。

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红十军团三个师一万余人，最后冲出包围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只有粟裕率领的一个无炮弹的迫击炮连、一个无枪弹的机枪连和二十一师第五连，以及一些轻伤病员，共400余人。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得最惨烈的一仗，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数倍之敌血战五昼夜，终于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红军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几乎全军覆没，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后，躺在担架上，趁敌不备，从伤口拉出肠子扯断而壮烈牺牲，实现了自己“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土城一战，红军伤亡1000余人，这是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伤亡最大的一次作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亲自上战场指挥。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陈赓的干部团拼命反击，林彪率部杀出一条血路回援，这才使中央领导脱离险境。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狠、硬、快、猛、活”“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徐向前回忆百丈关大战，“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此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1.5万余人，自己也伤亡亦近万人。这只是红四方面军无数恶战的一个缩影。

古代三国时期关公刮骨疗毒，一时传为佳话，而在长征时期，红军指战员类似刮骨疗毒的事迹成为普遍现象。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腹部受重伤，他是带着弹片开始长征，伤口时时向外流着脓血。到达陕北后，马海德医生为王稼祥诊断治疗，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这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难以想象！”

狭路相逢勇者胜，哪怕寡不敌众，哪怕九死一生，也要血溅七尺，前仆后继，揩干净烈士身上的血迹，踏着烈士的足迹继续前进！这就是不屈不挠的长征精神！

3阻止分裂，促成空前团结

长征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与陕北红军的大会师，这是中国革命武装割据局面空前的统一，而空前的大团结又是经历了空前的大分裂嬗变而来的。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不久，张国焘的私心、野心发作，向党中央要职要权。为顾全大局，党中央做出了一系列妥协，周恩来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并增补了四方面军的一些军政领导干部到中央和中革军委工作。

但是，张国焘欲壑难填，在与中央关于部队北上或者南下的路线问题发生分歧后，竟然密电所部胁迫中央南下。为了避免困境，中央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紧急北上。有人打电话请示时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哨，打不打？”徐向前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离后，张国焘在四川松岗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逼迫红军总司令朱德表态。

朱德义正辞严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朱毛’在一起多年，全国、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在中国革命兴衰攸关的关键时刻，朱德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当土城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朱德提出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图为土城红军驻地遗址。

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曾经试图拉拢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但当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了解到事实真相后，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维护党的团结。在庆祝会师大会上，张国焘要发言，贺龙给他拉袖子，提出警告：“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表现出坚定的党性原则。

当时的党内斗争，既有疾风暴雨的路线斗争，也有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比如，犯有严重错误的博古在中央明确指出他的错误以后，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的情况下，仍能服从组织决定，自觉以党的大局为重，把中央的团结放在首位。李德曾策动博古反对党的决议，不交权。但博古没有同意李德的意见，把党的团结置于个人恩怨荣辱之上。在批判“左”倾路线的党内会议上，大多数发言者都能以理服人，大多数被批评者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批评。

新任中央秘书长的刘英曾经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的部下，她尖锐地批评完自己的老首长后，凯丰走上台去，坦诚地说：“刘英同志批评得正确，我接受。”态度十分诚恳，检查也令人信服。试问，若党内犯有错误的高级领导同志不服从组织决定，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甚至拉山头、搞宗派，岂有长征的胜利。

4歌声嘹亮，革命激情豪迈

力量是需要激情来调动的，调动激情有多种方式。有一个国民党部队的俘虏兵曾经对陈毅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今天才发现，为什么共产党的部队总打胜仗？”陈老总问他是何故？他回答说：“因为共产党的部队会唱歌，一天到晚都是歌声嘹亮，而国民党的部队则死气沉沉。”这个俘虏兵说的不无道理。唱歌是红军内在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在长征途中，无论敌人多么凶残，无论党内斗争多么严峻，无论自然条件多么恶劣，红军指战员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对革命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周恩来进入草地后，他带领大家唱起了那段时间他最爱唱的歌：“八月继续向前进，草地行军不怕冷。草地从来无人过，无坚不摧是红军。”在野外露营时，茫茫草地上空回荡起叶剑英浑厚的男中音：“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顿时歌声此起彼伏，革命的激情驱散了寒气、困意。

在一次战斗中，我的父亲和于桑同志在大金川崇化县的独松渡口的一条战壕里阻击敌人，一阵子弹扫来，把他们埋在尘土里，两人脸上沾满鲜血，也不知谁负伤了，他们抢着为对方包扎，擦掉脸上的血迹，于桑抹了一把脸，朝我父亲微微一笑。这一笑深深地印在了我父亲的脑海里，它充满了对死神的蔑视，也充满了对革命的信心。

这种微笑我父亲在廖承志同志的脸上也见到过，那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1934年11月7日，在巴中县川陕省第四次党代表会上，廖承志被张国焘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下落不明，我父亲以为他被害了。后来才知道只是慑于他父母的声望和党中央知道他在红四方面军中，张国焘才没有对他下毒手。长征途经北川县的石崖下，我父亲正在躲雨时意外与他相遇，乘卫兵不备，我父亲想询问他的情况，安慰他几句。谁知廖承志毫无沮丧之意，风趣地向我父亲吐了吐舌头，然后是他那特有的微微一笑。

几十年后，当廖承志回忆起这一幕时，送给我父亲一首打油诗：“把手相逢君十六，严颜庙后山犹绿。嘉陵江畔浪滔滔，几度含杯嚼狗肉。忽作楚囚在通江，从兹变幻辰与参。雪山草地都踏遍，相逢最后在延安。回首当年俱少年，如今抱孙发皤然。酸甜苦辣都尝过，捂着尾巴是神仙。”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老红军战士豪爽豁达的性格、临危不惧的品质、谦虚谨慎的美德和对战友的深情厚谊。红军指战员就是以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逆境，迎接并战胜长征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

长征中，李伯钊同志率领的红星剧社在战斗间隙给红军将士们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鼓舞士气。1935年6月，在黑水芦花庆祝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晚会上还演出了苏联红军的踢踏舞等。过草地时，由陆定一、李伯钊作词，不知由谁作曲的《打骑兵歌》不胫而走，在红军中广泛流传，给了红军战士们无穷的力量。歌词写道：“无敌的红军是我们，打败过蒋贼百万兵，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又百胜。”我的父亲在晚年还会经常吟唱这首红军歌曲，眉宇间流露着坚定、自豪。

长征有着讲不完的故事。这些故事当中蕴含的精神，也是多维的。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弱小的红军克服了重重险阻，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最终冲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在新的长征路上，80年前那段人类史无前例的远征无疑将给我们带来太多太多的启示。

军事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学术委员会特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