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黎明：我曾切身感受海外营救人质之难

25日凌晨，遭索马里海盗劫持四年半后获救的9名中国船员，在中国政府工作组的陪护下安全回国，另有1人暂留非接受治疗。大多数人对我国政府为之付出的努力点赞，但也有人质疑：四年的营救时间是否太长？营救过程中曾否、应否支付赎金？

每当国外发生中国公民被扣为人质的事件时，中方肯定会第一时间出面开展营救，但怎么营救、花多长时间等与事件本身的背景及实施绑架者的身份有很大关系。但总体来看，海外人质营救需要把握三个因素：营救速度、人质安全、政治影响。充分平衡好这三个因素，需要做极其复杂、细致的工作。

记得1993年，我还在伊朗当大使。使馆有天突然接到消息：上海一家冶金厂的党委书记被当地一个贩毒集团绑架扣留了。这个贩毒集团常年在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交界的“金三角”区域活动，不久前该团伙一个头目被伊朗警方逮捕了。由此可见，他们绑票的目的很明确：一为要赎金，二为交换释放此前被捕的毒枭。

得知此事后，我和使馆其他工作人员立即找到伊朗外交部、内政部、警方等多个部门交涉。这就是第一点“速度快”，即尽快开启营救行动。但随后伊朗方面征求我的意见：是只想要快点解救出来人质呢，还是要保障人质生命安全？伊朗这样的国家有很强大的武装力量，有条件采取一些激烈的营救手段，但这样就无法百分之百保障人质安全。而若是以保证人质生命安全为第一要务，那就需要有更多时间，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管道去谈判。

我们当然选择了后者，这就是营救过程中需把握好的第二个因素——人质安全。征询中方的意见后，当时的伊朗政府并未直接出面，而是通过第三方以迂回的方式和那个贩毒集团进行秘密谈判。谈判刚开始时，一切过程都不予公开，但后来意外被媒体得知并曝光。此事恰逢伊朗国内政治形势变化，所以引发不小的风波和争议，议会因此对政府施加很大压力，营救工作也曾面临极大挑战。

经过多方努力，最终这名中国人质在被关押九个月后得到释放。回想起来，整个过程非常艰难，也充满各种复杂的考量与平衡，但相关人员始终没有放弃努力。最近几天释放中国人质的索马里是一个更为特殊的地区，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营救人质的困难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四年半的时间并不漫长。

海外人质营救最常被拿来讨论的是“该不该付赎金”，这就涉及第三个因素——政治影响。支付赎金是最下策，国内外舆论都不接受，因为这会鼓励绑票。各国政府原则上都拒绝，原因在于这样做后果更为严重，甚至会导致类似的人质事件越来越多。不过，据我所知，欧美国家在部分人质的营救过程中，会采用很曲折的方法来支付赎金，比如由一些个人或企业出面充当所谓“白手套”。这样做在公开账面上不会有任何政府出钱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