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
董玉振 · 2016-09-27 · 来源：乌有之乡
六、国营企业的贡献、问题及出路
当今日的人们评论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时，难免会提到当时建立的大量“低效率”的国营企业。如何看待和理解国营企业的贡献和今日的尴尬，不仅关系到对中国经济和工业发展史的客观认识和评价，也将影响对中国未来企业发展，尤其是对国有企业改革和管理的探索。
前面已经对毛泽东时期的重工业建立的意义有所论述。本节将集中讨论一下毛泽东时期国营企业的贡献和如何看待今日国营企业的低效益问题，同时阐释中国国有企业的未来出路。
必须肯定的是，正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庞大国有(包括全民、地方国营和集体)企业，才奠定了中国工业大国的基础。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的话，中国会有庞大的金融、运输、轻工业和房地产公司，但指望民间的力量建立大规模工业企业，尤其是规模庞大的重工业群，根本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独特优势，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当今，中国最大和最成功的大企业群体仍主要由国有企业组成，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时，患得患失的思想没那么重，因此也较易把握企业发展的良机;而民营企业家在风险承担能力上相对弱得多。
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私人企业在重工业领域达到较高水平和规模的屈指可数。韩国虽然是个例外，但与韩国历届政府对几大家族式财团的慷慨支持密不可分。这种无保留的支持虽然带来韩国大企业的迅速膨胀，也导致了整体经营效益的低下，国营企业的所有弊端它们几乎全有，至于其中所包含的道德问题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台湾在过去二十多年建立不少高水平的信息产业，与蒋经国时期打下的基础有关;如，今日世界最大的集成电路代工企业 台湾集成电路公司(TSMC)，当初就是首先由政府出资和菲立浦合资创办，因只有政府能承担得起几亿美圆的初期投入和投资风险，而民间力量根本不敢贸然涉足。待台积电走上正轨开始赢利时，台湾政府才将股份卖出，退出对公司的经营。以此为起点，台湾半导体工业才迅速腾飞起来。
美国企业能在短时间内壮大，与美国本身的庞大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市场规模有关，但对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二者皆不具备。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国营企业，今日不少面临关停并转的命运。这除了企业管理人员的经营水平和后毛泽东时代道德水平下降的因素外，与中国早期国营企业建立的环境和目的密不可分。
中国为了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追求所有产业的配套完善。由于国外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如果不能达到几乎全面的零部件自给，对工业的整体发展必然带来制约。如，中国围绕核武器工程的启动，就建了三百多家各类配套企业。当然，这类企业的产量是很低的，也许一年只造几十件某种零部件，但没有这类企业的建立，中国的核武器根本不可能建造出来。当然，任何一类零部件的生产都需要一套工艺装备和科技及生产人员配备，如果将这类企业放在市场经济状态下，没有赢利的可能，但这又是中国必不可少的产业。这类情况遍布在任何军工类行业，和航天、航空领域等。仅航天工业从零做起，建起了五大研究院和上海航天局，以及庞大的生产配套企业。正是中国在工业领域的全方位发展，以市场经济角度来看不论是否符合效益原则，都为中国建立起全面的技术开发和生产配套能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这一基础的存在，为改革开放后引进产品和技术的国产化创造了条件。
中国在九十年代的惊人发展，外国人不能理解这种从“无”到富的跳跃性。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和商业意识的全面觉醒是至为关键的，但毛泽东时代积累的产业能量得以充分爆发出来，是一不可忽视的因素。
如果中国没有外部的封锁，完全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话，那么，中国能分到什么样的一块“蛋糕”呢?对一穷二白，人民教育程度低下的中国来说，只能分到轻工业低端产品的下游组装部分，今天中国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现状(如手机，计算机等)就是明证;甚至更糟。毕竟今日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时候，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基础，在大部分领域，如机械、电机和原材料领域已有了相当丰裕的家底。比如，长虹集团能在电视机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甚至韩国三星电子、东芝等日本家电企业也采用长虹的行输出器件、高频头(电视机上的关键部件)等，与长虹和中国电子业在过去几十年的积累是分不开的。在外资企业和私人经济得到优惠政策的扶植下，国营企业继续是出口创汇的主要力量，在200大出口创汇企业中占据半壁江山。
中国各类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建立，也为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笔者在和曾参观或工作过的外资企业对比中，不得不承认，在外国私人企业里要找到象中国的八级工那样高素质工人真是不太容易(笔者在国内做课题时，曾亲眼目睹航天部二院的老师傅在普通车床上给本人加工的一个0.3毫米厚的锥型弹簧片;笔者敢说，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的工人敢做和能做这样的加工)。而中国工人的整体素质之高，创造能力和组织性之强，是世界罕见的，但几乎完全被世人所忽略(最近一日本人写的《中国制造》这本书里开始注意到中国工人的高素质，但可惜的是，这位作者缺少工程方面的背景而无法去发掘更令他惊叹的事实)。在钱学森创办航天部第一研究院时，大部分人员是从部队转业的军人，他们文化程度之低可以想象，也没人进过工厂，可就是这些人为航天工业的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为国家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自己成了一流的产业工人。这样的事例在毛泽东时期建立的各类国营企业中俯拾借是。在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型工厂能分配到的几个大学生还真是宝贝。
笔者在八十年代中期曾在上海的一些国营大厂实习，因笔者的一贯兴趣而对那儿的管理给予特别留意。后来在深圳和国外的一些企业的经历，使笔者相信，中国国营企业的微观管理绝对不亚于大部分外资企业。尤其在海外工作几年后，更对国有企业的前景充满信心。当然，由于中国企业的宏观管理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和今日管理人员道德观的淡薄而导致企业管理层在毛后时代的贪污腐化，进而导致国营企业效益的下降和员工工作热情的降低，则是另外值得探讨的问题。
至于国营企业的内部管理和经营，需要中国在工商管理教育和科研以及相关人文和专业教育方面多做工作，很遗憾，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前几年大、小企业发疯一样搞多元化经营，摩托车厂造方便面，电子公司开药厂;一会儿又大谈CI，把商标换来换去;今天又神经病一般到处在谈“资本运作”等，好象资本一运作，中国就能有世界一流企业。联想集团和清华同方学习外国大企业而将笔记本计算机和数码相机走“贴牌”路线，说不定哪天全中国到处猛刮起“贴牌”疯(那真的是发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中国顶尖大企业都不作设计(外壳设计不算)和尖端产品生产工艺开发，那中国工业素质的提高将会面临严重问题。联想是在学习IBM，可IBM走技术服务和委托加工路线，是因为它拥有在相关领域不比中国科学院弱的基础研究实力和应用技术开发能力，它赚的是技术钱而不仅仅是品牌钱，而品牌价值的“后台”不是生产，而是强大的研发实力;看一下IBM在人类技术进步领域的一些里程碑式贡献，如电子隧道扫描显微镜、集成电路的铜芯制造技术及高密度磁盘存储技术等，就能明白它的强大基础研发实力。IBM委托加工的是对它来说太低的技术，如计算机组装，但不会把大中型服务器委托出去;而笔记本计算机和数码相机的制造对于联想的现有技术层次来说，并不算太低的技术。相对来说，中国企业的品牌价值是建立在低端产品开发能力和市场营销上，这种牌子是经不起纯粹“贴牌”考验的。
近几年随着公司上市，从联想开始，中关村响彻云霄的是要造就多少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清华大学一上市公司老总的豪言壮语)，更是全球企业界最无知、最荒诞、中国独有的怪现象，那些由教授和研究员组成的经营团队根本不考虑其它员工的感受和忠诚度，对企业文化肆意践踏，表现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为中国企业界树起了一面黑旗。
中国企业经营中的问题与企业家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我国知识分子的自身问题及企管教育方面缺乏创意等密切相关。
今日，大量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并不意味着昔日的建立是浪费。中国在过去十多年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崛起并非从零开始，实际上是在原有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将其它企业的资产划拨而实现大企业集团的迅速膨胀。无论是海尔、春兰、一汽、上汽、长虹、青岛啤酒等，都在成长过程中低成本或无成本(资产划拨)地兼并了其它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即使过去十多年崛起的民营企业中，不少都曾通过对原国有或集体企业的购买或合资经营。在一个破旧的企业基础上发展，也比一切从头做起方便快捷的多。
创立一家贸易公司易，创立一家工厂难。尤其是一家需要一定技术力量和装备的企业，仅论证过程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某一空白领域发展工业，困难更大。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发展填补了工业各领域的空白，自然也创立了今日工业发展的起点。私人购买一家国营企业，启动阶段的设备、工艺、人员配备等重要资源已一步到位。其实，不少亏损的国有企业，只需要换个经营人，就可以令它起死回生。员工的整体素质和现成工艺装备是重要的保证。例如，新加坡丰隆集团购得中国优秀柴油机制造企业 广西玉林柴油机厂的控股权，全部技术和车间管理都由原玉柴员工负责;而新加坡根本就没有玉柴这样的企业和相关技术，自然也派不出技术员工。丰隆在中国并购的另一个杰作就是新飞冰箱，而新加坡也不可能派得出任何的技术人员。
中国大量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另一个贡献是中国城市赤贫阶层的消失和落后地区工业化火种的散播。如果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的发展，而完全依赖市场力量的话，中国将会出现一大批超级富豪，但中国城市贫民窟也将同时遍地存在;而中国的产业布局也将高度集中在传统上的沿海工业中心和内地几个点上，而西安、兰州、贵阳、成都的发展将严重滞后，更别提绵阳、齐齐哈尔、洛阳和柳州了，只要看一下这些中西部城市当今吸引资金的难度就可一目了然。没有长虹的绵阳，没有二重的德阳，没有辽化的辽阳，没有一拖的洛阳，没有二汽的楚西北，没有冶金基地的六盘水，没有东方电机和第二重型汽车的乐山，没有陕飞的汉中……，您能想象这些城市的今天会是怎样?这将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中国平均购买力的薄弱，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严峻，社会关系的严重恶化，今日南美和东南亚国家的问题，也必将在中国更早暴露出来，而且会更严重，并将从根本上窒息中国的发展步伐。
毛泽东时期工业化的一个直接成果是，财富平均地散布民间，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平民阶级为主导的社会。大量财富均布在全民或集中在国家手里，南美和东南亚国家的资金严重外流的现象才不至于在中国过早的发生。今日中国虽然也有资金外流的问题，但与国家的整体实力和每年的外汇流入相比，已不太会迅速威胁中国经济的稳定。看一下蒋介石管理大陆时期中国贪官和富豪往海外的财产转移，就能更好地理解上述说明。印度尼西亚在1997年金融风暴和“排华”事件后，估计有一千亿美元以上资金逃亡国外，因其财富主要掌握在流动性强的私人手里(看一下海外赌场里的中国豪赌客就该明白，如果没有早期集体和国营经济的基础而纯粹靠私人资本，中国将会怎样)。
即使到了今天，国有企业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在改革开放最初的近二十年，中国政府一直推行非平等国民待遇政策，外资企业的增值税为 17%，而国营企业长期维持在33%的高水平。中国政府很清楚这对国营企业的不公平，但又长期无可奈何，因为中央财政承受不起国有企业税收削减带来的收支不平衡挑战。
固然，一些国有企业后来经营中的问题，为国有商业银行带来不少的呆坏帐累积。但从中国国有经济的整体来看，何尝不是从一个口袋里拿出来，然后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当然，今天国有银行的资金抽逃和内外勾结的骗贷而导致的呆坏帐，则属另一个性质的问题。
可以预期，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有企业将继续扮演中国产业进军国际的主力军角色，尤其在需要高投入的产业领域。关键问题不在于企业内部的微观管理和资产结构上，而在于中央、省市或国有投资机构作为投资主体对企业的宏观监管上。这才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最根本问题所在。
在过去的几年，中国经济学界给政府开了不少的“药方”，来医治国有企业的“顽疾”，其中最被各界认可的“药方”之一是企业股权结构的改变，既国有股份的变更。其实，自北大厉以宁教授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提出“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股份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就已经开始酝酿，后来大有“一股就灵”的意味。厉教授的这一理论也害得笔者在哈工大硕士毕业后，放弃进京工作的机会而南下深圳，基于对这一理论的本能怀疑而去寻找否定的证据;但很遗憾，笔者的人轻言微使得国家错失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
笔者并不反对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但必须认清，股份制可以让企业更加透明，也可以靠引进策略性股东来规划企业的未来战略，但不应认为是改善企业管理的根本通道。对于政府投资主体来说，通过将优秀企业的部分股权释出，可以为公众投资人提供良好的投资选择，同时也使政府本身获得可观的资金收入，降低投资风险等;对个别无关国计民生的行业，政府可以通过股份制得以逐渐淡出。所有这些都不应作为改善企业经营的手段。那些认为股份制可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是没有充分理据的。一个简单的疑问是：哪怕政府只拥有一家企业10%的股权，那么，这10%的股权如何管理?
可见，如果把国有企业的出路定在股份制改造，一个必然的推论是：国家放弃所有股份，实行完全的私有化。那么，当今和未来中国，有多少投资人能抽得出足够的资金来买下中国数家电信公司、中远、中国石油、中信、宝钢、中国电力、中石化、中国粮油等企业呢?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市值在百亿，甚至千亿人民币以上的企业何止这些。在当前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和汇率倒挂，以及国家经济刚处于起飞前期阶段的情况下，如果把国有大企业股权大量卖给外国投资者，同时将套现的资金用于低收益的基本建设或弥补经常项目开支，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将是得不偿失的，甚至有“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意味。只要对管理人员的监管和奖罚措施明确，即使不尽完美，中国不少国企的经营将会有一个大的改观，简单地一卖了之，未免有点可惜。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类大型国有企业也在增殖，所以即使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也没有多少投资人能吃得下大部分国企的股权。毕竟这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的全民资产的大部分，在中国这样一个非私人资本主导的国家，这些企业的国家股权是社会财富均布的重要体现，也为国家调控经济运作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手段，以及为国家组织重大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提供了一个重要而安全的平台;而在其它不具备这一条件的国家，政府的产业导向有时因需要政府的无偿财政支持而带来道德的风险。
当然，对于中国企业宏观运作如何管理，是个几句话说不清楚的问题，但政府对管理层的个人操守监督力度理应大大加强，同时借助于职工民主调查，来评估企业管理层的表现。尤其是大型采购项目，政府不应完全放开。中国华能和其它电力公司在过去十多年建的大型电厂，不少是用的进口机组，对此中国政府没能给予应有的纠正是不应该的，否则，中国三大动力设备集团如何生存?在航空公司选择机种的过程中，国家同样有义务督促配合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战略;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一些采购的审计方面，国家或各级政府作为主要投资人理应加强监督机制的完善。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公司的运营，但完全放手同样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即使美国这样的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在协助本国企业争取国际定单方面，从来积极介入。而中国政府在国企采购上完全不管，则未免过于洒脱了。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法规制度的问题，也不必要设立可能与WTO冲突的条例，而是一种政府责任意识的欠缺与否，同时也是国企管理人员的心态问题;这类问题完全依赖于制度，是不可想象的。
顺便说几句题外话：在朱镕基总理主政期间，中国累计了二万五千亿元的国债余额。这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担忧。笔者倒认为，由于这部分国债没有用于弥补经常项目，而是用于投资在基本建设领域;因此，这笔投资对投资公司来说，未必是最佳投资组合，但对中央政府来说，则属让全局受益的优质投资。如果考虑到中央政府手中的庞大国有企业股权，那么，这二万五千亿元的国债余额就更令人放心了。当然，中央政府在国债的发行和使用上到了该加倍小心的时候，那些认为只要增加公共投资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未免太简单化了，如果应用不慎，将成为误国之论(日本相当于GDP140%的国债可能就是让这一理论给害的)。这也说明，由西方经济学界主导创立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应用时要非常小心，否则，要看懂或把握中国的经济，根本是妄想;因中国在当今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将是准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混合经济状态。即使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是否科学，本身还是个未知数。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寻找中国的国有企业出路时，就不能老盯着股份制改造，否则，将永远找不到国企改革的出路。因为是在舍本而逐末。
必须肯定，国家的投资主体角色本身，并不是企业经营不善的根源所在。例如：在新加坡经营最好的大企业，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电信、港务集团、发展银行等，都是国有、国家控股或国家为单一最大股东的企业，它们的经营水平是一流的;新航曾多次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世界最佳航空公司;而港务集团的管理水平也不遑多让，它将管理软件转移给合资的大连港务局旗下港口，使大连港装卸效率提升到日本港口的四倍。这些企业的政府股份由一家叫淡马锡控股的全资政府投资公司管理。当然，新加坡国有企业并非没有投资或经营失误，但这类失误与股权的结构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公司高层决策人的判断问题。即使私人上市公司也有倒闭的。这些公司在推动新加坡本地工商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私人企业不可能完全取代的作用。
新加坡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能运作良好，根本的因素在于新加坡拥有一个廉明的政府体系，以及虽然有些控制，但还能听得到的舆论监督。如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的夫人、李光耀的儿媳妇何晶，辞掉新加坡科技集团的董事长而出任淡马锡控股的执行董事，引起人们的议论，使得总理吴作栋出面向媒体解释任命何晶的理由。吴作栋提到，在何晶嫁到李家前已和吴在党务工作中认识，她已表现出较强的能力，吴作栋曾鼓励她从政;以及新加坡国小，不能因为她是李的夫人而牺牲一个人才等;不论民众是否接受这一解释，新加坡微弱的舆论监督已逼迫总理出面有所交代;而何晶则在民众的质询声中也解释了新加坡科技在某项投资上失误的原因。其实，如果吴作栋不出面解释，人们也拿何晶没办法，但这表现了政治和公众人物对舆论的敏感性，以及监督的有效性。
很显然，这种有效的舆论监督是中国所欠缺的，实际上也是中国国有企业宏观监控所必不可少的环节;因它的资产属于全民。
当朱总理为国企改革表现出雄心壮志的时候，笔者不禁担忧：朱总理不论多么有才干，当您试图在中国当今政治的乱象中建立理想的国企监管体系，根本等同于在沙滩上建一座大厦。至于向国有企业派遣监事或代表，只能是理论上好听，实际上不好用。只需要一捆人民币就可以将您派去的代表砸得晕头转向。
因此，今日中国企业改革的问题，并不完全是朱镕基内阁的能力不够，而是中共中央没能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结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体制和媒体改革的社会基础早已存在，如果不能及时推动政改的话，必将影响到发展经济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
至于将企业卖给管理层的作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荒谬透顶。这无疑给管理人员掏空国有资产提供了动力和渠道(这不知是哪个家伙提出的毁我中华的主意。如果这个政策推行，那么所有没有卖的优秀国企都会走向完蛋。这个不值一提的嗖主意居然让中央认真研究了好长时间，而且差一点付诸实施)。
当然，在国家现有的体制下，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管理人员的道德操守和对国家及人民财富的高度责任心。虽然是无奈的，但即使中国在未来有了完善的宏观管理体系，这种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的国有或民营企业来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左右着企业文化的建立。看一下美国大企业的财务丑闻，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对于今日的企业家来说，面对上百亿的资金流能独善其身，且必须在没有强力监督的情况下自觉而忘我地工作，承担经营的舆论风险，确实是一种伟大和悲壮;就其道德层次和贡献来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和社会精英，因这体现了一种对利益的非凡超脱和自我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象征。海信的老总周厚键在海信上市时主动放弃自己应得的股份认购权;青岛啤酒集团的彭作义，这位将青啤从年产十万吨的企业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最大啤酒集团的企业家，喜欢念的一首诗是陆游的《卜算子 • 咏梅》：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表现了一代著名企业家对个人得失的超然，只希望能留“香”于人间。他的英年早逝似乎又在加重着这种悲壮。
看一下中关村的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整天喊着“要不是我企业不会有今天”、“当初创业时只是几万元起家，今天我当然该得个较大股份”、“要造就多少富翁”等，他们就没想想：你的创业不承担任何个人风险，自己分文没投，“关系”还在学校和研究所，住着公家的房子，和研究所或学校属于雇佣关系，个人知识投入是受雇者的责任，你的巨大贡献理应多拿点股份，但没必要过分强调自己，好象研究所或学校亏你多大情似的;如果当初失败了，还可以回去搞研究或教书，这和拿风险投资公司一笔钱出来自己创业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知识分子的德行真是够呛。如果你们几个创业者当初辞职下海，领着老婆孩子租房住，搞到今天这个局面，那才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呢。而可爱的中国消费者对民族工业的一贯支持，更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或忽略不计(只要性能过得去，即使里面电路板粗糙一些，中国消费者也乐于支持国货。几年前随便打开中国几个知名品牌计算机机箱，看一下主机板，就能明白中国消费者的宽容)。
当然，国有企业本身的内部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建立同样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国有企业的最大优势就是企业员工能非常直接地体会出“主人翁”的意识，这是民营企业需要加倍努力才能达到的。当然，管理人员的个人操守既能轻易地推动员工主人翁意识的建立，也可轻易地摧毁它。中国的优秀民营企业，如中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公司 深圳华为技术公司的创办人任正非，在公司强调的是“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他本人虽然不是中国首富，但却以上缴个人收入所得税全国第一为自己，也为华为员工树立了一面旗帜。
中国企业家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在任何时代，任何体制下都是必须的，不论中国的国企管理体制如何改革，这种精神是中国企业超越国外强大对手最重要的“利器”之所在，就象早期的中国乒乓球队一样。因为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价值核心。
笔者特别在此提一下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在这个既没有特大型中心城市，也没有早期坚实的工业基础，更没有著名大学和科学院所的省份里，也没有国家的特别关照，老乡们硬是建立起鼎鼎大名的海尔(最大家电企业)、海信(国家保护的驰名商标)、澳克玛(最大的冷柜制造商)、双星鞋(最大的制鞋企业)、青岛啤酒(最大和最著名的啤酒企业)、北极星钟表(最大的钟表企业)、东方电子、轻骑(第二大摩托车制造商)、浪潮计算机(最大的服务器和第一台激光照排系统的制造商)、张裕葡萄酒(中国最大最具知名度的葡萄酒品牌)、小鸭、孔府家酒(白酒出口全国第一)等知名企业;就连那个远在四川的长虹集团老总倪润峰，也是如假包换的山东老乡。
罗列于此，笔者绝对没有庸俗到“山东沙文主义”的地步，但他们身上表现出山东人传统的豪气、诚信、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如同“山东兵打仗有种”一样，为国家作出了令老乡没法不自豪的成就。
山东人的牛脾气和直率性格，虽然使他们很难能成为高层政治领袖，但总算以“匹夫之勇”，没有让孔老夫子丢脸。英、法一战时在中国征召劳工重点招收山东人。另一个有待查证的消息是：日本在投降后特别向蒋总统提出请求，征召几万山东男人去日本，并待以上宾，以协助战后很难找到丈夫的百万日本女子生育，满足未来对劳动力的需要。日本特别要找山东男人的理由是：侵华期间在山东吃了最多的苦头(要查证这个传闻需翻阅日本政府的最高机密档案，这超越笔者能力。但日本老一代华人中以山东人为多数是否与此有关?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笔者不会因为日本少女“轮奸”了老乡而怀恨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