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振 · 2016-09-27 · 来源：乌有之乡
建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
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
作者:新加坡学者 董玉振
一、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辉煌的发展成就
“毛泽东不懂经济”几乎成了定论，而被海内外人士所接受，笔者也不愿将毛泽东视之为经济学家并为此进行辩护。作为一位政治家、执政党领袖和国家元首，关键在于在他任内国家的经济等方面是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求全责备，或因一时的经济失误而否定经济的整体成就是不客观的。至于“毛泽东时期经济一团糟”、“毛泽东耽误了中国的发展”等观点，更是轻率和不负责任。
在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早期，既发现并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既农民问题，并由此启动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也为中国最大的群体过上自尊的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基础 土地。就影响和意义，超越后来的任何单项经济改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市场化等。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土改和暴力革命，彻底铲除了到处盘踞的地方势力，包括地方经济霸权、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治山头、黑社会组织，实现了国家的真正大一统局面，促进中国各地方、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流通等，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而49年之后，毛泽东领导建立起高效清廉的各级政府机构，为经济的发展建立起必要的领导力量。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对于在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干大事，发展必要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科教、文化、卫生等事业，提供了制度的保证。毛泽东对人民的动员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高，则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动力。虽然计划经济已为今天所放弃，但自49年之后在经济、科技文教、国防等领域的巨大发展成就，是无法否定的。
建国之初，中国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的纺织和一些轻工机械等，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要靠进口。经过二十七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三年实现经济恢复，1949年没有详细资料，可以肯定会非常糟);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在毛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十年期间，工业总产值也翻了一番，从1965年的1402亿元发展到1976年的3207亿元[1]。这样的高速增长居然被第二代领导人和大陆经济学家贬之为“停滞不前”、“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经济崩溃的所有先兆如：物价飞涨、失业增加、收支状况恶化等全部没有踪影，让人不仅要问：“何处不是崩溃的边缘?”以下是几个重要产业的发展数据：
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以1978年为截止年，因1976年至1978年是毛泽东时代经济的自然延续。毛泽东时代的大型基础建设和重工业项目也在1979年前大部分投产)，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亿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立方米增长到了5100万立方米，电力从70亿度(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度，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发展到了1亿零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000吨上升到了869万3千吨，农药从2千吨增加到53万吨[1]。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核潜艇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中国在1976年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76年第六经济大国(这在海外学者中被认可，虽然有汇率的争议，但如果按照货币购买力来计算，这个位置并不离谱。只要按国际市场价格算一下当时能源、原材料、冶金、农业等基础领域的产出就能明白这一资料的可靠性)。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八十多万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乡村的非油面道路建设)，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云南(除了早期的一条窄轨)、广西、四川、贵州、青海、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甘肃省在解放初期的铁路只有陇海铁路到天水段，解放后延伸到兰州，并建设兰新线)。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库容在20亿立方米以上的31座超大型水库中，30座为49年后所建。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3400座水库(现在即使建3400座标准游泳池也是一个浩大的开支)。为毛泽东之后从容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
在文教方面，“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上千所大专院校和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从来没达到过3%这一世界平均线，人大代表每年喊破嗓子，政府就是不理)。在“文革”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与后来普遍存在的失学儿童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当时在农村一些家长不让女孩读书，纯粹是封建余毒的影响，并不是上不起学的问题。笔者家乡就有几十位这样的女孩，包括笔者的姐姐)。197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更达到96.8%的历史高点，毛逝世后却连年停顿在这一水平线以下，一直到1987年，才恢复到 97.2%;初中毕业升学率在1975年为60.4%，从此以后再没有达到过这一数据，1998年为过去二十多年的最高点，才达到50.7%(笔者家乡就是个证明，1976年高中毕业生每年有十几位，后来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高中生越来越少);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比例，1976年为22.4%，1977 年为历史最高点达22.7%,后来再没达到这一比例，1998年为后来的最高点，才达到17.3%，和“文革”爆发的1966年相差无几(15.7%)。在校中学生数，1977年为历史最高点，达6779.9万;小学在校学生数的历史最高点为1976年，达1.5005亿，后来的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从来没有达到过上述数据，因学费负担而辍学的问题，自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过[2]。毛泽东时代的升学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高的。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整体素质所做的贡献和中国社会的高度平民化色彩，这和今天“贵族”式教育相比，具有更高的道德层次;当考虑到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这种对比变得更加鲜明。改革开放之初，海外和香港商人对在中国投资普遍的担忧是：在大陆是否能招到接受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他们以为大陆象菲律宾和印尼)。中国各级官员和学者也在胡说八道什么“劳动力素质是制约中国吸引外资的障碍”。但令最初试探性投资的外商惊奇的是，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到处都是，这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取消高考使得高等教育受到极大的摧残，但不能因此否定基础教育的伟大成就，至于那些说什么“文革”期间没人好好学习，更是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除了“文革”开始的两年，后来的教育(包括绝大部分高校)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很小。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建立了规模庞大、分布领域广泛的科研院所，为我国科学研究和设计的全方位发展，打下了基础(保守估计有3千多所)。而这样庞大的科研体系，在发展中国家是唯一的，在全球范围来看，也只有美、苏拥有这样齐全的科研门类配套。没有这些科研机构，中国在解放后二、三十年建起的较高素质的民用和军事工业，根本不可想象。这些院所的存在，为改革开放后对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设备及零部件国产化、跟踪国际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医疗卫生建设方面，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这真是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创意)。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只相当于几个鸡蛋的价钱。相对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使得1976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达到男人为六十六岁，女人六十九岁，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居于最高水平。这从一个方面赋予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及其执政体制的人道主义的色彩。虽然在政治斗争中有些反人道内容，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所享受的人道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毛泽东时代还留下大量外汇储备，截止1977年共有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和外汇储备23.45亿美元(请记住：70年代毛逝世前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和工业设备)。为华国峰和邓小平时代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准备了条件。
即使邓小平也承认：“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以及“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