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击源头依在，下一次911很可能还会来

导读

十五年后的今天，911事件引出的难题怎么样了？世界是不是变得更安全？奥巴马能不能完全回避小布什的反恐思路？大选中希拉里和川普的反恐争议，争的究竟是什么？本文完成在纽约9月17日的恐怖袭击爆炸中。

真是很快，911已经过去十五周年，没有亲历的一代新人已经成长起来。当天收到朋友来信，说：“看电视中的911，才发现自己已经忘记当时到底糟到什么程度了。” 911已经成为模糊在远方的历史。

就在今年，去了一次911遗址和博物馆，它设在原来被毁的世界贸易中心。原来的大楼基地，是两个深深的纪念井，四壁水流漫入不可知的深处，四边镌刻遇难者姓名。博物馆深入了大楼原址的地下设备层。

就是在看博物馆短短纪录片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当时许多细节，其实已经模糊。纪录片里，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回忆说，听到大楼塌毁，再三追问塌了几层，他根本不能相信这样两栋百层大楼会整体塌毁。去现场之前，他以为会看到一地的办公桌椅，其实，没有，都已化为灰烬。我突然想到：当时纽约需要在短时间内，举行近三千个葬礼，死难者的绝大多数，却尸骨无存。

死难者纪念馆，是瞬间灰飞烟灭近三千个普通人的照片，准确说是两千九百九十六人，两个亚裔女孩照片下，是中国名字，看拼法，像是来自香港或是台湾，大概是谭姓，写的是TAM，而不是大陆习惯的拼音TAN。

911死难者纪念馆亚裔女孩照片（作者供图）

911是恐怖活动质变为恐怖战争的标志。它有两个特点：一是，极少量非军人恐怖分子，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无预警造成世界大战的大战役毁灭：十九个非战斗人员，劫持四架民航机，造成了超过二战中日军对珍珠港袭击的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二是，它是平民袭击平民。目的是尽最大可能、以杀害最多数量平民，制造恐怖气氛。哪怕是和自己同国同族同宗教的平民，也在所不惜。

站在恐怖组织立场看，假借现代交通工具，以十九人打胜一场现代战争大战役，实现大屠杀，让他们看到自己无所不能的信心和力量。更何况，科技正日新月异，可以借用的现代工具越来越多，而他们的敌手却越来越弱：现代社会令人员财产都高度集中。911能够达到“战果”，和如此之多的高端金融机构超高度集中有关。对他们来说，原来全无能力实现的古老理想，例如，暴力攻打甚至消灭强大的异教“敌国”们、以一个政教合一信仰统一征服世界，似乎突然变得可能。这一剂强心针，非同小可。

我911之后提到它引出的一些难题。那么，十五年后的今天，这些难题怎么样了？

国际社会安全新机制新策略，仍是空白

难题的根本，是911让全世界看到：恐怖战争事实废掉了联合国宗旨，也就是《联合国宪章》第一条：“采取有效集体办法，防止且消灭对和平之威胁。”二战以来，基本有效预防了国与国之间战争的联合国安理会，面对这样无预警、无视战争法、无底线、可能具备大战役毁灭能力的现代恐怖战争，完全束手无策、失去预防能力。过去对付国与国之间战争的一些手段，如政治压力、外交斡旋、经济制裁、联合国军应对，等等武功秘笈，一夕全废。所有受袭国家，裸露在第一线：你们自己想办法去自保吧。十五年过去，国际社会的新机制新对策仍然没有出炉。

恐怖袭击的存在，远远早于911。国际社会对它的定义一直是一种特殊的“刑事犯罪”，恐怖分子作为刑事罪犯定罪。911以其超强毁灭能力，完成了从“犯罪”到“战争”的质变。

国际社会预防恐怖战争的机制缺失，也缺乏有效打击手段。在恐怖组织相对集中地区，例如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山区、ISIS占领区，等等，反恐一方基本以正规战争方式应对，代价高昂，收效甚微，长期下去根本耗不起。而ISIS这样的恐怖组织，聚散自如，散开可能更难应付更危险：911发动攻击，从指挥到执行，就没有几个人。如此大炮打蚊子、以二战的国家军队正规作战方式打反恐战争，十五年来，被动局面也没有根本改变。游击战是古代战术，只是911展现的个人能量，你再也不敢对游兵散勇忽略不顾。但是，消灭又根本不可能。

正因为恐怖战争和战争法无关、进行恐怖战争的人既非普通罪犯也非正规军人，却有极大摧毁力，所以，如何处理抓获的一些特别危险恐怖分子，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也拖了十五年至今没有解决。奥巴马总统上台的第一号行政命令就是关闭关塔那摩，现在还未执行。估计奥巴马会在卸任前做到，但是，即便做到，也没有对这个难题给出答案。

911纪念馆（作者供图）

这是911以后的特有难题：如果是军人，放下枪就是战俘，他没有战争罪责。战争结束、走出战俘营，他回家都来不及，不会再去举枪杀人；而恐怖分子一出去可能马上再投入恐怖袭击，仍然是能量超大的危险敌人，还是那句话：911证明了个人摧毁力。所以，在战场抓获的一些特别危险战俘，不可能战斗一结束就作为战俘放掉，那么，如果是当作罪犯审理，那些在战场上抓获的恐怖分子，又没有刑事法庭上可以给罪犯定罪的证据，长期拘押没有依据。可是，放又不敢放，这个难题至今无法解决。

但是，司法程序是不错误羁押的重要保障，即便是为了预防极其危险的个人。如果缺乏司法程序，也可能把并不那么危险的人，也关着不放了。这显然是打乱原来的程序：但以前没有这样的问题。

当小布什总统在任时，很多人不愿意面对历史难题，只是非常简化地把伊拉克战争和关塔那摩等一切问题，归于一个坏总统的个人坏品质。这是奥巴马总统高呼“改变”口号，在八年前可以轻易赢得大选的原因。大家希望，一切问题就是一个“坏人”的问题，换成“好人”，所有难题都会消失。

但是，911给世界安全带来的根本改变和难题，是一个坚硬现实。所以，奥巴马总统能够改变的也就有限：他在签署了关闭关塔那摩的行政命令的八年之后，至今还难以执行；他并不能履行他竞选的主要承诺，提前从伊拉克撤兵，撤兵进程完全依照小布什签下的时间表，甚至在ISIS壮大后，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这个时间表都过早了，联军应该在伊拉克继续留一段，至少留到攻下摩苏尔这样的恐怖分子盘踞重城之后，才是更对更安全的决策。现在更多人明白过来，“打不打伊拉克”和“何时从伊拉克撤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现实令奥巴马尴尬地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当天，无奈宣布向阿富汗增兵三万；此外，奥巴马把美国国债在他执政的八年期间，几乎增加了一倍，而阿富汗战争却至今难以结束，等等。我写这些，并非指责奥巴马执政后不“说到做到”，我想说的是：现实很骨感，有些事情，他只是不可能做到。执政后，奥巴马总统最终说了这么一句，他对自己的前任小布什总统，现在有了更多理解。

911的困扰，不仅在当时分属共和、民主两党的小布什总统和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共同支持了伊拉克战争；更在于，坚决以反布什政策、反伊拉克战争上台的奥巴马总统，支持了性质相同、由法国领衔去除卡扎菲的利比亚战争，而法国人，又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反战最盛的国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奥巴马的出尔反尔和法国的一时糊涂，这是911击垮《联合国宪章》第一条之后，新的国家防御机制缺席的必然结果。利比亚战争还是在遵循小布什总统提出的“先发制人”原则，那就是：在无预警的恐怖战争面前，只能“先发制人”地消除重大安全隐患，其中，掌控一个国家力量、不惜大规模屠杀平民的、对国际社会有严重威胁的狂人领袖国家，就是这样的目标。卡扎菲曾经是指使炸毁民航客机的幕后责任人，在利比亚战争前，他刚刚为1988年炸毁大型客机、导致二百七十人死亡的炸弹手返国，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所以，虽然叙利亚的阿萨德和卡扎菲都在各自的国内危机中，镇压了和平示威的平民，但是显然，当时的阿萨德还远不是一个潜在的、要在世界上发动恐怖袭击的疯狂领袖。所以，以安全计，法国和奥巴马政府联手，下决心“先发制人”地去除了卡扎菲，却不会在当时以同样方式对待阿萨德。

这一切，当然也在影响今日的美国大选。

当时作为奥巴马政府国务卿的希拉里，自然是利比亚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更因为战后的利比亚陷入混乱、班加西美国大使馆遇袭，令她在大选中备受困扰。

希拉里·克林顿对伊拉克、利比亚两场战争的支持，成为反对这两场战争的川普攻击她的理由。那么，川普对克林顿对攻击是不是有道理？事实上，法国、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他们的利比亚决策，只是和小布什一样，是在国际、国家防御机制失效的新局面下，面对各种威胁，在权衡中失去了以往可以依靠的经验判断依据而已，同时，又不敢失去在反恐战争中“先发制人”、消除安全隐患的时机。在这些行动背后，国际安全是唯一考量，可是，哪怕不论对错，就效果来说，究竟怎样做，结果才是更安全？都常常难以判断。

失去以往经验和理论，有时判断和猜谜一样，可能对也可能错。固然，一个战后混乱的利比亚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可是，事实证明，卡扎菲政府已经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力量。你又如何能够证明，他一定不再派一堆恐怖分子出去炸更多民航机？川普指责克林顿支持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理由是无法处理战后局面。那么，我们假设战后局面可以得到掌控，确信“先发制人”会对国际安全更有利，那么，这两场战争就有了合法性吗？它仍然是违背了二战以来建立的主权概念。正因为没有新的反恐理论依据，它更是通常借用传统理由，这些臆造理由，反而制造了更大的思想混乱。而不论是川普，还是长久以来的各类批评者，都无力提供任何替代方案。

所以，川普对克林顿在两场战争上选择的简单批判，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困境。

而且，就其“实用性”来说，历史只走一条路，已经走了左边，你常常就没法证明右边那条路是更坏还是更好。某些类似的判断，至今还很困扰，例如叙利亚。

叙利亚是阿拉伯国家一系列变故中、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弄到这个地步，和埃及反对派在掌权后处理穆巴拉克及其家庭的方式密切相关。在埃及民众抗议、和政府军警的最初冲突发生后，穆巴拉克是较快选择放弃权力的一个。这时，最佳处理或许是：对前政权执政家庭做出宽和处理，以交换国家安然度过危机。但是，当时刚上台的埃及反对派，对穆巴拉克及其儿子们的审理，摆出要置他们于死地的架势，并且将整个过程展示给了全世界。这不仅激化了国内矛盾，也无疑刺激叙利亚的阿萨德下决心死不妥协、不惜一切和反对派打到底，最后连化学武器都用上了。欧洲的大量战争移民，ISIS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原因，叙利亚自身内战是一个主因。

这个难题就很典型。就911以后的国际安全的单一话题来说，不去除阿萨德政权、基本上任内战自由发展，各色恐怖组织趁虚而入，结果，就是今天的难民危机加ISIS危机的局面；假如一开始就冲进去，去除阿萨德政权，后续局面也许失控混乱，可能更糟。竞选中的克林顿和川普，不论他们今天对叙利亚政策的表态是什么，我都不是很在意，因为，从奥巴马经验可以看到，他们上任后，面对现实困境，政策都可能大幅调整，而且，不论克林顿还是川普哪个执政、未来如何处理叙利亚局面，最后结果也都会受到严厉批评。因为眼下的叙利亚，就是左右为难，根本没有良方。

更何况，川普对小布什、奥巴马、克林顿在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的抨击，更多落实在它的后果上，也就是结果是不是更好。其实，这是非常诡异的。我自己也是到了伊拉克才知道，在2003年萨达姆倒台之后，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就一直稳定飞速发展，建设速度堪比中国。我们假设，伊拉克的阿拉伯地区的状况，和库尔德斯坦一样良好，那么，伊拉克战争是不是就是“师出有名”？甚至，假如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情报准确，是否就可以突破二战后对“国家主权”划的绝对界限？如果我们假设，确实有能力证明：虽然战后的利比亚陷入混乱，但是去除卡扎菲确实减轻了国际恐怖袭击的压力，世界确实因此更安全了，那么，利比亚本身支付的代价、外部“先发制人”的决策权，还是没有清晰逻辑的理论和机制来规范和界定。

所以，911以后国际安全理论、机制的全面崩溃，是最重大的事件。理论不解决， 在现实威胁下，实践必须先行，结果必定是一团乱。一定是既不敢什么都不做、坐以待毙，又一定是做了就一堆错、谁做谁被骂。而且一定是骂的有理，被骂的无理。因为只有传统理论，新理论没有建立，而在传统理论下，这些行为全部是错的。

从正反两面去看的“恐怖主义和特定宗教群体关系”

国家层面，面对恐怖威胁尚且难以判断，何况平民。恐怖战争和正规战争的区别之一，是它在袭击间隔之间，是完全和平景象。如果在同一个城市袭击间隔短，会制造特别威慑；间隔时间长，又会给出虚幻的安全感。

911十五周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标题是“是的，911的十五年后，我们更安全了，理由如下”，作者给出的理由是美国在911以后建立了多少反恐机构，FBI的经费增加了两倍，连纽约市警察局都成立了反恐部门，仅纽约就已经破获了十六起恐怖袭击预谋，等等。在全国范围，根据美国本土安全部的报告，911以后，破获了一百二十二起本土策划的恐怖袭击。至于破获的跨国案件，据我这些年看到的新闻，印象最深的是，有过同时炸毁从欧洲飞往美国十架客机的预谋。

911纪念馆遇难者图片墙（作者供图）

众多被破获的恐袭案件，是让人感觉更安全，还是感觉更不安全呢？ 显然，它说出的事实是，不断有人在尝试袭击，如果挂万漏一呢？更何况，就在同一篇文章，作者提到，挑战依在：纽约市警察局负责反恐的副局长说：“本拉登虽然死了，可是本拉登主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作者也指出：ISIS宣称，他们有约一万二千名成员，分布在十几个国家；另有三万一千多追随者，分布在一百多个国家。而凯达组织（编者注：即基地组织）领导人，也在本月发帖，庆祝了十五年前该组织在911的成功，也表示要再接再厉，不到“末日审判”，绝不罢休。ISIS的壮大，使得反恐成为大选的重要议题。

人们当然会维持正常生活，人不可能天天绷着神经，但不是他们认为可以重新高枕无忧。他们的恐惧基于常识：袭击源头依在，下一次911很可能还会来，什么时候，不知道。对美国民众调查，多数人没有心理上的安全感。根据今年三月份盖勒普调查，有48%的民众担心未来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有“很大可能性”，另有23%大民众认为是“有可能”。换个国家和城市，如果遇到过同样袭击，也会有同样反应。

对民众，这只是一个经验性的合理推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本来就同意：伊斯兰教不等同于恐怖主义，穆斯林不等同于恐怖主义者。但是，倒过来，他们也看到，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恐怖主义组织都和一个特定宗教关联，绝大多数恐怖分子，都是这个宗教的信徒，那么，不仅这个宗教需要检讨自己，民众产生定向恐惧，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可以从各种路径为一个宗教极端主义寻找它产生的理由，贫富差距、宗教和世俗化的冲突，极端世俗主义和极端原教旨主义，左翼右翼冲突，那么，它还是需要检讨，为什么其他宗教不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对同样困惑，不产生大批极端的暴力原教旨主义。宗教以自省和改革过程，来彻底脱离中世纪思维和行为、进入现代，这本是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很多宗教的历史必经之路。今天的教皇，才会面对《查理周刊》对天主教同样恶形恶状的漫画攻击，只是抱怨两句了事，而绝不会去发出追杀令；西方国家不论发生怎样的经济危机，也不会有人预测说：那些经济危机中的欧洲国家，会冒出大量恐怖组织，去袭击富得流油的阿拉伯石油大国。伊斯兰极端主义要解决的，是他们自身的问题。

恐惧是不是合理，来自恐惧背后的威胁是否真实。在全球范围，911以后的十五年里，发生恐怖袭击的死难者高达十四万人（发生在欧美的恐怖袭击，只占其中3%）。马里兰大学有一个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显示截至2013年，全球恐怖袭击死亡率是2000年的五倍。根据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仅在2014年，全球近一万七千起恐怖袭击，造成超过四万三千五百人死亡，超过四万人受伤；在2014年发生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中，穆斯林制造的自杀攻击高达99.5%。当恐怖袭击者绝大多数是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当总共造成近两万人死亡的全球五个最大恐怖组织，全部是伊斯兰教极端组织，遇袭国家的民众，对这个宗教的状况质疑、感到惧怕，只是人之常情。

受袭击国家的民众仍在恐惧中，那不是这些民众的问题，而是十五年来，国际社会还无法遏制、应对恐怖战争向全球蔓延的问题。政府的第一责任，本当是保障本国公民的生命安全。

反恐自然也成为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川普攻击克林顿对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的判断，他在反恐议题的主张，更受到克林顿的强烈抨击。在竞选中，竞选者相互抨击对方的主张，本身是一个让民众对双方政见和未来政策有个正反两面的审视和检验的机会，是件好事情。但是在这次竞选中相互经常有简化和妖魔化对方政见的倾向，也就是说，哪怕对方可能是错的，也并不是被批评的“那个错”。这种批评方式很可能反而误导了民众。例如，最近的电视里就有评论说：两党候选人在互指对方是种族主义者，实际上两个都不是。也就是说，双方不同的种族政策没有被深究，民众反而是被吸引在不是问题的那个问题上了。

川普在反恐议题上的两个观点，直接被痛斥为“法西斯”。我想，批评者原意应该是斥责他为“纳粹”而不是“法西斯”，这个区别就不在这里展开了。但是，如果细纠川普的观点，这是应该讨论的问题，却被一个标签贴没了。

既然恐怖威胁是真实的，没有理由责怪民众心存恐惧。奥巴马任总统在反恐八年后以回避“反恐战争”的说法、回避直指恐怖主义敌手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试图回避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宗教极端的关联。克林顿本身执掌奥巴马前期外交，也认同奥巴马概念，区别是，在竞选中途，在川普压力下，克林顿也开始使用“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个词。在竞选中，两个竞选者的叙述就有如下差别：

克林顿认为，伊斯兰教不等同于恐怖主义，穆斯林不等同于恐怖分子，这很容易证实。推论是，反恐和这个宗教以及教徒无关，不应该在移民和入籍问题上，对穆斯林设置额外障碍。川普认为，承认前者的两个“不等同”，但是追加了倒过来看的事实：当前世界面临的恐怖战争，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发动，反恐战争的敌方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袭击者基本都是穆斯林中的极端分子。他的推论是，恐怖袭击者可能隐藏在移民中进入美国，所以，提出他降低恐怖袭击威胁的对策之一：暂停穆斯林移民美国，建立一个甄别机制，只容许甄别后确认无害的、认同美国价值的穆斯林，移民和入籍。

实际上，从移民角度切入解决安全问题，这在美国并不是什么新建议。以禁止入境和移民递解的方式解除或者预防国内危机，在美国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先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18年移民法》，其中有这样的条款：“凡无政府主义者的外国人；凡相信或提倡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或推翻各种法律的外国人；凡不认同或反对各级美国政府的外国人；凡提倡或教授暗杀公共官员的外国人；凡提倡或教授非法破坏财产的外国人”，另外还有，凡“参加或者接近”某个符合上述情况之组织的外国人，“都将被拒绝进入美国”。

后来引发很大争议的，是《1918年移民法》非常关键的一条：它还取消了以前《移民法》中“在美国已经生活超过五年以上者不再作递解”的规定。所以当时，已经进入美国的外国人，不论在这里已经待了多少年，只要还没有入籍，还是外国公民，就可以因上述理由被移民局送回母国，即所谓“移民递解”。那时美国年年大量移民入境、入境非常简单。为了防止被递解的人转身又回来，就增加了一条：凡被递解者再进入美国的，将被判处五年徒刑。根据移民法，遣送行动的目标是无政府主义极端分子，《1918年移民法》的禁止入境条款，也只提到无政府主义者，所以，这个法案干脆被大家叫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排斥法”。这个立法开始具体执行，尤其是大规模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移民递解，是在1919年无政府主义极端分子开始大规模恐怖袭击以后。

无政府主义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政治信仰或者说信念，当然，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并非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但是，反向事实是，当时的恐怖袭击几乎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为。

一百年前的这一波移民递解，很快停了下来，主要因为它的执法过程粗糙，而不是说这个法律本身有问题。后来引起了极大争议：反对方认为，它侵犯了被递解者的合法权益；对立意见认为，借此立法，确实也送走了一批最危险的恐怖袭击者和煽动者，缓解了危机。时过境迁，危机解除后，美国更着重检讨这个过程的不严谨之处，所以，现在平均遣返一个移民要花两年时间。

在911以后，美国的移民政策和移民机构曾有过全面检讨。当时研究了从1993年至2001年（包括911袭击者）期间，被确认、自己承认、被起诉或已经定罪的全部四十八名国外出生的恐怖分子。检视下来，很难从某一个签证方式的类别去控制，因为他们使用的入境方式“几乎无所不用其极”，这四十八人有学生、旅游、商务等签证，过境免签甚至寻求政治庇护等合法手段，也有非法入境，其中还有人获得了长期居住甚至公民身份。还发现，签证官员的工作流量使得他们根本不可能做额外调查，以本拉登的母国沙特阿拉伯为例：这个瓦哈比教派的政教合一国家，拥有大量本拉登崇拜者，但是赴美人流不低，使馆应付不了签证，建立了“快签制”。当然，这是事实：不是每一个沙特人都是恐怖分子，可是，反过来，不仅911指挥者本拉登来自沙特大家族，十九个911攻击者中，有十五个是沙特阿拉伯人，这个反向事实也并非没有意义。这十五个人中，至少有三人利用了这项“快签制”。毫无疑问，不是每一个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是，这四十八名国外出生的恐怖分子，全部是穆斯林，这也是唯一可以归类的事实。

直到现在，对于入境签证、入籍，也有类似“无政府主义者排斥法”的排斥问答题。其实，就和当年试图阻挡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这样的限制只是表格上的问答题，对于真正想要阻挡的危险者，根本不起作用。例如，一个问题是：你参加过任何恐怖组织吗？哪个恐怖分子会傻到说：是。

所以，需要争论的问题其实是：究竟有没有潜在的、由国外恐怖组织前来发动类似911袭击的可能？如果有，现在已经在签证、入境这些关卡采取措施是否有效？是否已经足够？当美国面临的威胁和政治信仰有关时，试图阻挡这类信仰的人进入，被认为是一个合理措施；那么，当遇到威胁和特定宗教信仰人群有关联的时候，可否暂停某宗教类别的移民和增加甄别机制？在法律上有什么问题？是否违宪？而且，有没有现实可操作性？等等。当辩论落实在有细节的真问题上，批判和赞同，才是有意义的。

反恐中涉及的人道困境是一个没有找到答案的千古哲学难题

川普被斥为“法西斯（纳粹）”的另一个观点，要简单很多。就是他宣称自己不反对在需要的时候，不排除对恐怖分子施用“水刑”。这也是老问题。911以后，由小布什政府下令，这成为获取情报的一种手段。也是小布什成为众矢之的、世界公敌的原因之一。

其实，这是人类始终没有解决的古老哲学难题。911再次把它推进现实。

人类进步不是齐头并进的，迄今为止，它始终有各支不同野蛮在向文明进攻，有时候，孤立主义也无法为你筑起一道洁身自好的高墙。曾经把孤立主义当作国策的美国，还是被动地被拖入两次世界大战，在二战中还扔了两颗原子弹。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创立了联合国安理会机制，使得世界成功远离了世界大战的威胁，已经七十年。在此期间，文明世界也获得心理空间，以各种方式检讨战争，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人道主义。对于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这样的检讨对避免战争尤为重要。但是，检讨也常常在不经意间，对一些有明确是非的战争，逐渐混淆了其交战双方“正义和非正义”的本质差别。以对交战双方军人和民众经历的苦难，给出一个印象，似乎任何战争，对双方都是一样的，对于士兵来说，更是没有实质差别，这带来之后的一系列思维混乱。

就二战来说，一切灾难根源来自德日意等政府的狂妄和非人道，他们劫持了本国军队甚至民众，去制造本国和他国民众的灾难。所以就战争起因来说，这是人道与非人道的对决。对于此方来说，你分分钟可以放弃，只要你放弃，你自己一方和对方的一切战争苦难就结束了。而对于盟军来说，他们被迫进入战争，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卫护本国和他国人民的自由，不必遭受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苦难，如果他们放弃，世界会进入黑暗期。盟军是英雄，对于艰苦卓绝、天天致伤致残和牺牲生命的士兵们，事实存在英雄主义。所以，双方士兵的个人战争苦难和生死，表面看上去细节相似，令人一样同情，但是在实质上，有着截然不同、对立的意义：纳粹士兵，不论他们经历多少战争苦难甚至死亡，他们的行为本质，只是在把世界推向黑暗作努力；而盟军一方，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世界和平与自由的可能。对于这一类有明确是非的战争，离开“正义和非正义”前提，只讨论在细节上的人道，都很可能轻易迷失。这种迷失带来一系列是非不分的困扰，纳粹军人杀人，盟军士兵也杀人；纳粹轰炸了，盟军也轰炸，甚至还扔了原子弹。我们和纳粹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二战是你们发动的，我们的一切行为是被迫的，只是为了结束战争。也就是说，在二战中，南京大屠杀死难的责任者，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广岛长崎原子弹死难的责任者，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

所以，对于正义的一方，战争最残酷的部分是什么？是为了战争胜利，你必须完全改变自己。士兵必须杀人；将军不但指挥杀人，还在必需的时候，为了一个战略或者战术考虑，送自己的大批士兵去死，经常误杀甚至大批误杀平民；甚至在确认造成大批平民死亡必定能换来战争结束、换来避免更多人死亡的两难困境下，由自己来决定、承担后果，选择两害取其轻。所以，我一直记得那块石碑：士兵就是那样一些人，我们送他们去我们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让他们做我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二战中，盟军的军人、指挥者，为了终极的人道及和平，被逼迫做了和平时期他们不可能去做的极为残酷的事情。但是，得益的民众，会在享受长久和平以后，自认拥有了高于他们的、谴责他们的道德位置。

这种天真简化、超越现实检讨和谴责，在战场上是会有后果，是必须支付代价的。ISIS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打击，残害了数以千百计的更多民众，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石油收入，没有得到控制。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ISIS有每天大批运油车队走固定的运输线，轰炸这条运输线，是任何战场指挥官都会想到的应对战略。但是，奥巴马政府长期没有下令这么做，拖延了非常长的时间才开始轰炸，提供的解释是：不轰炸的原因是考虑到开运油车的司机可能并不是ISIS的人。这的确是一个人道理由。可是，石油因此更长久地养活了ISIS，他们有机会发动更多恐怖袭击、杀掉更多更多的人，这个人道灾难的代价又怎么算呢？

对于一场逻辑清楚的战争，今天尚且会有困扰。前面说了，911之后失去现成逻辑与机制的反恐战争，思维必定陷于更大混乱。因为新的理论、新的机制无法出台，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

在911博物馆的那个短短纪录片里，小布什回顾了911那天，可能是对他个人心理上最可怕的一刻。当时世界贸易中心的两栋楼已经被两架大型波音客机撞毁倒塌，五角大楼也受到同样攻击，另一架被劫持的联航93客机还在天上，这架客机将攻击哪里、还会杀死多少人，完全不清楚。两害取其轻，最后，小布什迫不得已，下令击毁那架载有七名机组人员和三十三名乘客的客机。战机已经升空，之后传来联航93坠毁在宾夕法尼亚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小布什以为，就是自己的命令，等于是亲手杀死了机上的四十名无辜美国人，几近崩溃。结果发现，在战机动手之前，这些乘客已经得知世界贸易中心被袭击之后，决定和恐怖分子搏斗，最后不幸机毁人亡。而这些勇敢的普通人，却差点死于自己国家的战机，死于自己总统的攻击令。没有人责怪小布什的决定，这就是战争。

在遭受这样的攻击、损失和死亡之后，下一波攻击完全不能预测，反恐这个特殊战争必定把情报战升为第一，可能一个口供就避免一场恐怖袭击。如果能够用非人道方式逼迫一个人说出袭击计划，就可以避免三千人死亡，就可以抓住罪魁祸首，那么，要不要做？这就是当时小布什必须做的选择。结果，小布什选择了下策，批准了有限酷刑审讯获取情报的计划。

这个计划从2002年开始，在小布什总统任期结束的两年之前的2006年结束。奥巴马总统是2009年1月开始执政。奥巴马上任第二天，也明确下令，不再使用酷刑。2014年，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在审查六百多万份内部文件后，发表了六千七百页长篇报告的五百二十五页的摘要，其中指出，建议和执行这个审讯计划的中央情报局，是在审讯的残酷性和得到的审讯结果两个方面，误导了白宫。而中央情报局回应说，他们的法律顾问认为：“如果这样的方式导致成千上万条生命得到拯救，就可能广泛被接受。”参院报告认为，已经发生的审讯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对此予以否认。

一般认为，面对世界检讨的参院报告，是一个彻底的终结。但是从这次川普的旧事重提，声称鉴于ISIS的大规模屠杀，应该不惜采取一切措施包括水刑来获取打赢反恐战争的情报，就会发现，困扰并没有远去，这个议题远没有终结。

反酷刑是美国宪法《权利法案》里就有的内容，美国也有具体的禁止酷刑的法律。按常规，违法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奥巴马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这是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负责人对奥巴马总统感到非常愤怒的原因，她认为：“奥巴马政府如果不能把责任人绳之以法，那么，今后再次发生安全威胁的时候，恐怕酷刑还是会成为政策选项之一。”

在2014年参议院的这份报告公布之前，奥巴马几次谈到这份报告，他表示：任何“看法公正的”人都会认为，中央情报局对在押人员采用的部分手法等同于刑讯逼供，报告是提醒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国家的本质，并非体现在一帆风顺的时候的作为，而是体现在艰难时期的作为”。但是，奥巴马同时表示：自己理解911袭击之后CIA面临的压力：“对于他们所做的艰巨工作，我们不应该事后过于故作高尚。这一点很重要。”

人权组织的担心显然是有理由的。虽然奥巴马的回应是一个抽象表态，已经充分表达了这个现实困境并没有解决。只不过两年，在ISIS展现了它的安全威胁能量之后，美国大选已经回归这个话题。当年小布什和中央情报局在决定采取如此非人道审讯计划的时候，并没有公之于众，而是在 2006年结束这项计划的几小时之后才公布的。结束的原因，和911已经过去五年，没有遭遇同等级别的袭击有关。公布之后，所有“涉案者”，决策人和执行机构，都受到严厉抨击。这是必然的，不论在历史上，还是从未来去看，凡是试图通过一个非人道手段度过国家危机的任何人，都“死定的”：危机会过去，现在，你都无法证明，正是这个非常手段避免了更大灾难，在未来，危机本身变得模糊和消退，手段的非人道必然会凸显出来；从长远的历史去看，那些深陷中世纪黑暗的极端主义的野蛮角落，最终也会被阳光射入，而绝对的善、人道主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目标。

但是，在眼前，那个千古哲学难题，并没有被解决：那个轨道车驾驶员，刹车失灵，前方有五人会被撞，如果转动方向盘，就可以只撞死另一股道上的一个人。驾驶员该不该转动那个方向盘？如果口供涉及三人、三十人、三千人，甚至，三万人的生命，应该怎么办？所幸，你我都无须面对这样的选择，但是，有人会在这样的位置被迫作选择，无可逃遁。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有人公开挑明了这个困境，而不仅仅是：“此人就是希特勒”。假如仅是后者，反倒是太好办了。

那么，如何判断以原子弹结束二战的杜鲁门总统不是希特勒？其实很简单。谁的战争手段是为了结束战争？当时假如日本愿意投降，杜鲁门就不会扔原子弹。在反恐战争中，我们看到的只是有人发动恐怖战争，应对混乱、有对有错。但是，有一个本质区别，就是我们都知道，假如恐怖战争的威胁消失，这些应对会全部立即消失。这是“我们”没有变成“他们”的基本点。而如果我们停止反恐，恐怖将淹没世界。这是反恐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相同的地方。

这些难题出现下策，正是因为：反对方只要求停止“下策”，当重大危机再次出现，却无力找到替代它的“上策”和“中策”。在现实危机前，应该怎么办？在二战中就有困扰，甘地就提出以坚持人类终极理想来应对眼前危机的思想：1936年8月，甘地曾经接见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表示中国在进行抗日战争，便说明是没有非暴力主张。在他接见世界基督教领袖时，再次提到：“不管怎么说，中国不是在实行非暴力。它能英勇对日抗战，说明中国从来没有非暴力意愿。说它只是自卫，从非暴力原则来说，这不是理由。”“从非暴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来对付一个开化了的日本，还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样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假如中国人有我这样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样的最新毁灭手段。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毁灭），可是剩下的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拿起枪杀人无疑是“下策”，甘地希望停止抗日战争，是基于终极的人道主义理想，但是，他也无力提供“上策”和“中策”，他的对策显然脱离现实，结果，二战还是依靠“下策”解决了。但是，人类的良知在那里，这种所谓“下策”，令我们不安，令我们灵魂难以安放，令我们质疑和焦虑不安，正是这种无法消解的困扰，是我们人类的希望。

在今天，毫无疑问，并非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世界必须支持伊斯兰教中正面和改革的力量；另一个事实是，现在世界面临的恐怖战争，由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动和进行；那么，谁是恐怖战争的目标？

在911那天，我看到一个纽约人在网上放了一张911纪念广场的照片，一个镌刻在大理石上的911遇难者姓名，在它旁边，插了一朵黄色玫瑰花。我突然好奇，想知道他的名字，我放大照片，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Mohammed Shajahan）。

911纪念广场照片（作者供图）

反恐战争，如此充满矛盾和困扰，它是为了保护除恐怖分子之外的、所有的人。

注：本文完成在纽约9月17日的恐怖袭击爆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