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发布于 2016-09-09 00:00作者：editor3
十五、17年的坚持
-卢友爱
1973年, 黃纪作谓其所在地区的武装斗争 “正遭遇极大的困难”,他突然擅自主动找砂拉越首席部長耶谷 “谈判”, 凖备全面 “毀槍出人”。以洪楚廷为首的拉让江革命委员会却表示异议, 他認为大部分同志出去“开展公开合法的斗争”，也要留下一部分精干坚持武装斗争。這样，拉让江流域留下122位，第一省也留下52位同志坚持武装斗争。
進行了约8个月的 “斯里阿曼” 行动宣告结束, 1974年7月5日开始, 政府当局又恢复了向我们开展军事围剿。經过“斯里阿曼” 行动严重摧殘, 革命武装力量遭受严重削弱, 面对敌人進攻的压力也更大了。
在拉让江地区, “斯里阿曼” 行动一結束, 一系列大小军事行动紧接着就在各地展开。还不到半个月, 在下游龙岩地区, 我方就牺牲一位女同志。在那艰难困苦的17年斗争中, 面对无数次的军事围剿, 零星小的不算,大的军事围剿就有三次:第一次是1975年7月9日, 敌人宣布第三、六省的东來、南实、巴拉当和詩巫路等地实施24小时戒严, 然后不断地轰炮和進兵搜索, 又恐吓和逮捕几十位华伊群众。第二次是1981年8月26日后几年在边区马印军队联合开展的所謂 “Operation of Rudder”， 导致2位被捕, 一位被急流冲走而溺毙，损失了大部分辛苦囤积的战备糧。事后由于各种原因, 引发了内部的严重离队事件。
第三次是1983年4月18日, 在詩巫市郊、南门、卢仙、如楼等地進行的数日的全日戒严, 並动用数千名兵力進行大围剿。我一組同志在不到半年内在不同地区就面对三次被包围與驳火。17年來, 在拉让江地区就有25位同志牺牲，离队有60名。
同样的, 在第一省, 敌人发动了正規军、边防队、民防队及“反共突击队” 对坚持下耒的同志進行不断地围剿, 其中一个小小的马当山区一带,就有60个以上的直升机场, 驻兵營地就有几百个, 还动用野战炮昼夜不停地炮轰, 敌军还進行密集的搜索, 所有大小山垄和河流都不放过, 有的地方还進行了反复的搜索。北加人民游击队52位同志坚持了12年的斗争, 牺牲了16位, 其中15位是在6年的国内坚持斗争中牺牲的, 离队的有17个,到了1986年,回返家园的只剩下19位。
政府当局也加紧对付我们赖以依靠的群众, 对我们施加压力。 “斯里阿曼” 事件对革命群众打击很大, 他们表現較消极, 当局就乘机对他们軟硬兼施.在1975年前后, 第一省的伦乐、西连路和拉让江下游的麻罗、南实、东來和詩巫的金杯路等地, 分别都有几十个群众被捕, 过后迫使他们个别或联合发表”声明”, 甚至有的被誘迫暗地里去干离间邪道的勾当。
敌方对群众施加压力, 会产生一定的作用。 在拉让江地区, 一些群众由于害怕当局可能隨时找上门耒, 就有出現密报的現象。在第一省的情况更为恶劣, 由于群众中出現暗害分子, 造成群众之间互相猜忌, 不信任,对革命存有害怕的心理。坚定积极支持革命的群众越來越少, 越多的群众采取观望消极的态度, 也有少部分站到对立面去。
可以說, 没有广大群众的同情支持, 我们将寸步难行; 没有广大群众的同舟共济, 团结战斗, 我们将一事无成。
当局还加大反革命心理战的力度, 企图收买民心, 削弱和瓦解我们的斗志。他们散发大量的反革命传单, 公布通緝名单和相片, 悬赏巨额獎金, 给予提供情报者。他们还迫使前仝志、 家属, 通过报刊、 电台发表“ 声明”, 呼吁我们什么“ 悬崖勒马, 回头是岸”， 什么 “弃暗投明, 重返社会”。他们还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革命组织和战友進行无中生有的诬蔑诽谤。他们还在城乡的公共场合，召集学生和公众人士举办反革命的集会,也举办防止共产分子在学校颠覆学生的反共展览会。
在国际上, 我们少援寡助。1965年9.30事件后, 原先支援我们的印尼不但不支援反而跟马来西亚当局合击围剿我们。曾令我们向往的社会主义中国也沒有给我们太多实际的帮助。自1974年中马建交后, 中共开始亲马疏共，1980年后更不再给予兄弟党和组织以实际援助。文銘权在少有耒信中, 也无可奈何的感叹“寄人篱下不好办事”。
甭讲跟国际上的兄弟党取得联络, 就连隔省的西部同志几经努力也联絡不上, 东西部两方各自为战, 谈不上互相支援與配合。西部同志们坚持了12年斗争沒有收到一个新兵, 也沒有一个前同志加入, 牺牲的牺牲, 离队的离队,到了1986年也仃止武装斗争。我们东部的同志, 只能在更加恶劣险阻的环境下, 更加艰难困苦地孤军作战。
我们的斗争得到同志與群众的支持越来越少。在“谅解备忘录” 出去的570位前同志只有幾个返回森林。 所有离开监獄的战友, 也沒有一个来参予我们的武装斗争。他们都忙于自顾家庭和个人事业, 沒有多少个能继续为他们自已过去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做多少事情。
在70年代中, 有先后征收10多个新兵, 后來参軍的华族年轻人则更少, 这些新兵后來也大部分都坚持不了, 而先后离队。
我们拉让江地区留下的122位同志, 经过17年的低潮煎熬之后, 还剩下不到40人 (后来入伍的不算), 在那样非常的岁月里, 有些同志由于个人问题及逐渐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 先后离了队, 加上牺牲的, 和年紀偏大的且疾病缠身, 处境是每况愈下。
1977年, 党号召建立国內基地和重建边区基地, 经过8年的艰苦奋斗, 也沒有达到预期的成效。到1984年前后有約30个同志先后离开了队伍。1986年初被迫从边区撤回国内。
我们曾利用砂、沙两邦人民对吉隆坡政府和马耒沙文主义的不满情绪, 推动自治独立运动, 建立反马的統一战线, 但我们的力量过小, 无法推动有关的工作。
1984年, 过半的北加人民军向东北挺進, 胜利地聘馳在广袤的第四、五省的大地上, 所到之处基本上得到各族人民的同情舆接纳, 还收到6个土著新兵, 但这也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与扭转大局。
1986年后, 当局从军事转向政治, 他们致力于搞怀柔政治, 在经济发展方面争取民心。确实, 民心有了新的转变, 广大人民更加向往和平、安定和繁荣的社会环境。在我们接触群众过程中, 越來越感受到群众在这方面的要求和愿望。
多坚持17年的斗争, 革命並沒有转向顺利的局面, 相反的却一直向低潮下溜。尽管我们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 为了坚持正义和真理, 倾全力力挽狂澜，试图扭转局面, 但无能为力, 也无可奈何. 我们只能承认, 时势造人,形势比人強！
从1973年10月“斯里阿曼” 行动开始到1990年11月, 我们多坚持17年的武装斗争, 虽然我们沒有达到目标, 並不能否定坚持斗争的意义与作用。
在北加革命武装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问题。能正确处理好这三大问题,就等於正确地领导了北加革命。当时黄纪作提出“和谈”，是要全面放弃武装斗争，若是如此，就等于放弃三大法宝，也算是武装斗争的彻底失败。能坚持武装斗争，使党、统一战线和军队，不致于瓦解，我们还能继续坚持进行反帝反殖反封建官僚买办集团的斗争。
坚持一股武装力量，就等于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一旦大地吹起了“东风”，革命火种就可以燎原。世局瞬息万变，难以预料，万一出现可供我们利用之形势突变， 我们就可因势利导， 扭转革命局面向顺利方面发展。
1976年,东南亚武装斗争形势大好,印支三国的解放战争終於获得辉煌的胜利。我们原想可利用这有利于我们的外部的形势, 促進星火燎原, 但时局变化令人意想不到—越南侵占柬埔寨, 苏联侵占阿富汗,中越交战…，真是时不我予奈若何！
对统治集团能起一定的扼制作用。统治集团要制定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和所实施的专致手段，要好好考虑到森林里还有一股反政府的武装力量。这股武装力量可成为一切反政府力量和前同志的寄托力量与后盾。如果统治集团毫无顾忌地进行迫害与剥削人民， 只能起着“为雀驱丛， 为鱼驱渊”的作用。
革命人民武装力量的存在，迫使政府不得不多做些争取民心的工作，多做些经济发展计划和多做些社会改良工作。
我们这股武装力量虽然弱小，他们仍然重视对付我们。他们要保留或设立必要的组织机构，耗费庞大的经济开销，还要兴师动众展开大小规模的海陆空军事围剿。我们能坚持武装斗争对反动政权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促使他们不得不付出重大的代价。
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对付革命武装斗争力量方面，无形中相对而言，也较放松对付公开合法斗争，也有利于公开合法斗争。
北加革命武装斗争的存在对东南亚各国革命武装斗争是一个鼓舞，对彼此之间会起着相互支援配合的作用。
坚持更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使我们更深入了解北加革命、革命的性质及其特点。既使武装斗争失败了，也可以供今人与后人去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
坚持斗争可以树立斗争榜样。在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里，坚持更长期的斗争，就更能体现我们的斗争精神,发扬不轻易屈服和顽強奋斗的革命精神与民族風格。
以上的意义與作用是不能抹杀的。什么“斯里阿曼行动后的武装斗争实际上已经仃止”, 什么“反帝反殖反大马斗争已划上句号” 等谬论, 企图否定我们坚持多17年的武装斗争是不能被接受的。
17年, 在历史長河中仅是一瞬间, 在人生旅途中也只有一小段。17年, 我们毕竟付出了异乎寻常的艰难困苦, 尝过了不同常人的酸甜苦辣。我们可以告慰的是： 我们还有一点精神, 凭藉执着的理想信念和坚韌不拔的毅力坚持,再坚持； 我们的人生才会焕发出战斗的青春来, 才能继续求索前進的道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