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发布于 2016-09-05 00:00作者：editor3
十三、1973年“斯里阿曼”和谈
-王连贵
（一）“和谈”的形式
1973年10月10日，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黄纪作，写信给砂州首席部长耶谷，表示和谈的意愿。10月13日耶谷收到黄纪作的信。10月19日黄纪作和黄纪权等四人到达成邦江。10月20日开始谈判，并签了“谅解备忘录”。
10月25日第一批纪作身边的同志开始放下武器撤出。黄纪作早期是砂盟的中央委员，以及之后成为北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么重要的一个领导人，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不顾，去和长期激烈对抗的敌人谈判，可以不必经过与其他高级干部的集体讨论决定。在没有和西部主要领导林和贵，以及东部主要领导洪楚廷的商量，就自行采取这么重大的行动。这样的谈判形式是不可思议的，不论谈判的原因是什么，不论其结果怎样，这样的谈判形式是绝不允许的，在组织原则上是错误的，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再说，谈判仅仅一次和一天就签订协议，太轻率了！
照理一个组织的这么重要领导人的这么重要的一种主张和决定（与敌人谈判），一定首先在最高层组织中进行反复谨重的研究，方可做出决定。如果集体决定要谈判，也得经过多次和相当时间的谈判。
即使黄纪作是以个人身份出去和政府谈判，也由于他在组织中的极重要地位，也会因而对组织产生巨大影响，也是不应该的，何况他以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的身份，就更加不应该了。
所谓的对某个中央领导人没有信心和不信任，以及跟其他中央领导人联络有困难等等原因，因而自作主张，私自行动，搞个“米已成饭”、“突然袭击”，这未免太过不尊重其他领导和其他同志，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作法，难免被人怀疑为借口之词。
（二）“和谈”的时机
革命过程中，与敌方举行公开或秘密的谈判是允许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谈判比较恰当。
1973年10月，黄纪作与耶谷政府举行的和谈时机会恰当吗？
第一， 当时黄纪作个人的处境
1972年黄纪作在第一省海口区和林和贵及黄纪晓等开会，并共同制定了第四项革命总方针。同时还决定将北加人民军和北加人民游击队合编为北加民族解敌军。黄纪作还表示回第二省 后开辟并建立鲁巴河根据地。会议后黄纪作在写给洪楚廷的信中表示他和弟弟纪晓会到第三省开辟拉让江根据地，并派纪晓去开展第四省工作黄纪作在会议中及会后给洪楚廷的信中完全没有探讨武装斗争路线错误问题，也不曾提及跟政府进行和談之事。
黄纪作与林和贵分手后，在回第二省至海南村时，跟敌兵驳火中牺牲了一位同志。到接近成邦江时，纪作派林辉和范国强等七位同志去成邦江处理跟第三省的联络。他们与纪作分开不久后，林辉和国强私自向政府自首，另两位同志投诚，两位驳火中牺牲，一位被捕。与此同时, 纪作身边一位警卫员於10月3日半夜带枪偷跑。当时周围敌情很紧，在转移过程，突然听到林辉在上空呼吁纪作等人放下武器.走出森林。此时纪作身边同志大多数已没有信心再坚持武装斗争。随后纪作便走上了与政府和談之路。在这样的情况下，纪作出去跟政府谈判，不能不令人对他产生各种怀疑，例如怕死、企图摆脱个人困境、对武装斗争失信心，等等。
第二，当时国内革命形势
1973年，砂拉越革命组织还是坚持争取砂拉越独立，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和革命战争。
1973年第一省武装斗争形势还好。第一省边区武装斗争失败，以及第一省内遭内奸破坏后，1968年林和贵等同志回国整顿，恢复工作后，经过几年的奋斗，到1973年武装部队已经发展到约四百人，成立了六个中队，非武装和地下工作也都有相当的恢复。从上到下，没有人想放下武器和政府谈判的问题。
1973年第三省武装斗争形势也还好。自从1968年开始建立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后，第三省革命斗争也从低潮中恢复过来。到1973年三支武工队人员已经发展到四百多人，非武装和地下工作也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从上到下，也都没有人想放下武器和政府谈判。
狱中同志在极端不自由和残酷的迫害下，仍然有几百人坚持斗争和革命，甚至还准备越狱和准备把牢底坐穿。
黄纪作领导的第二省武装斗争确实遭到很大挫折，从高峰时的近百人的部队，到1973年仅剩下约20人。
总之，虽然国内武装斗争面对局部的挫折和遇到不少困难，然而大体上还是处在发展和高涨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时候，提出全面停止武装斗争的和谈，很显然是不恰当的。
第三，当时的东南亚武装斗争形势
1973年是东南亚各国人民武装发展比较高潮的时期。马来亚人民解放军的多支突击队，纷纷南下，在国内的几个州，不时开展战斗。泰国、缅甸和菲律宾等国的人民武装斗争也在蓬勃发展。尤其是越南南方、柬埔寨和老挝人民的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正打得烽火连天，取得巨大的胜利的时刻，根本没有和谈的气氛。
从当年黄纪作个人的处境，以及当年砂拉越的武装斗争的形势，和当年东南亚各国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大好形势看，1973年和谈的时机是不恰当的，是错的。
（三）“和谈”的内容
1973年黄纪作与政府的谈判内容是，“停止武装斗争，参加和平建设”。黄纪作私下也是主张全面停止武装斗争，出去搞和平斗争。后来经以洪楚廷为首的第三省领导的反对，才改变原来主张，同意“出多留少”。
由于砂拉越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且不论是砂解放同盟还是北共，都是坚持争取砂拉越独立的。因此，任何反对原来宗旨，站到对立的主张和行为都是背叛，都是错误的。
因此，在1973年的“谅解备忘录”下出去，而放弃原来宗旨、赞成大马的，都是对自己原来立场的背叛。“出多留少”由于有留下部分继续坚持反马独立斗争，所以没有完全错；坚持留下武装斗争者没错；出去而继续原来宗旨者，不站到对立面者也没错；而走第三条道路者，则另当别论。
“和谈“的最大收获者是政府方面。在短短的时间内，不费一枪一弹，只花少少一点钱，就极大削弱了其对手，不论是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包括心理战方面），政府在和谈后，对继续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的同志疯狂的进攻，都是前所未有的。
实践证明了，“和谈“对砂拉越革命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和谈“极大的帮助了敌人，“和谈“大大提前了革命低潮的到来，和谈加速了武装斗争的失败。
实践也证明，和谈并没有实现搞非武装斗争的承诺。今天，马来西亚政府也还不允许完全放下武器的马共搞非武装斗争。由此看来，远在1973年要全面停止武装斗争，出去搞非武装斗争，只能是一种不实际的幻想。
当然，由于有了《谅解备忘录》和“出多留少”的政策，出去的同志避免了背叛徒、逃兵的包袱，有的同志还有了解脱的出路，部分群众也避免了被进一步镇压和得到解脱，这也是事实。
总之，人们可以从和谈中吸取很多经验教训。
（四）“和谈”所造成的影响
从1973年10月21日黄纪作签署“谅解备忘录”到1974年7月4日的8个多月时间里，第一省出去者305人，第三省出去者265人，总共570人，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第一省52人，第三省121人，总共173人。就是说我们的武装力量损失了约百份之七十六。这无疑是个巨大削弱和打击，至于对革命士气的打击，那就更难以估量了！
“和谈“后，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监牢战线，没有了。长期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所受的打击之大，难以形容，其对革命造成的损害，不言而喻。
至于“和谈“对广大革命群众，更是不可理解，产生对革命的不利影响，可谓至深且巨。
对国际革命也会产生少许不好影响。
（五）“和谈”的原因
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曲折，这是任何国家和革命组织所不能避免的，而1973年和谈是砂拉越革命过程中一次较大的曲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由于和谈是由黄纪作提出的，并未经与其他领导协商前已签下《谅解备忘录》，所以黄纪作应负首要责任。至于纪作为什么会去和谈，根本原因应该是他自身的思想意识和方法决定的，因为同样一种客观环境，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意识和方法去面对，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客观的原因是，纪作当时所面对的处境和之前所面对的部队内部情况和群众情况，以及敌情，等等造成。
第二，其他内部原因
黄纪作首先找到黄纪晓，纪晓不但没有反对，而是积极配合执行。假设纪晓坚持反对立场，甚至抵制，那纪作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或者纪作即使坚持和谈，影响会不会不一样呢？因为纪晓当时是北加人民游击队的总司令，西部的重要领导人。
之后，纪作又找到第三省领导黄理生，以洪楚廷为首的第三省领导，当时虽然反对全面停止武装斗争是对的，然而却提出“出多留少“，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还是较快的配合了黄纪作的行动。
林和贵当时对纪作的和谈，在主要干部中进行批判，而他自己却没有坚定的立场，采取见机行事的态度，加上他的某些严重缺点，造成他对干部和战士缺乏凝聚力，而造成在关键时刻的众叛亲离。最后，甚至在文铭权公开批判和谈的情况下，他仍然出去，这显然是不对和不应该的。
当然，如果当时除了主要领导以外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水平更高些，局面也可能较好些。
身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文铭权，由于长期在中国，极少与国内联络，不可避免的也应该负他所应负的责任。
第三，政府方面，除了长期军事镇压外，同时重视政治攻势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当时耶谷的政治手段的圆滑的配合。和谈是双方的，单方面构不上和谈。
第四，我们的群众基础不够，也是原因之一。
（六）其他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假设纪作1973年没有出去和谈，而是按照原先他和和贵开会计划的，他和纪晓到第三省结合，争取建立鲁让根据地，结果会怎样呢？如是这样，第三省武装斗争很可能提前向第四省发展，甚至有可能向沙巴发展，以及重回印尼边区发展。第一省方面也可能重新向印尼边区发展，砂拉越的武装斗争就不至于在1973年遭受重大挫折而提前倒退，还有可能砂拉越的武装斗争再较好的坚持多几年，给敌人更大打击的，如到时需要和谈，才有计划的组织代表团之类的进行和谈，结果应该会较好。
第二，有一种说法认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武装斗争也是不能坚持，也是失败走不通，因此1973年的和谈放弃武装斗争没有错。
1973年和谈后，武装斗争继续坚持了16年，还是失败了，这是事实。
但是，这个事实不能用来做为证明，当年和谈停止武装斗争是否正确的根据，因为16年前与16年后的国内外形势与武装斗争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和不同。和谈16年后的1990年，武装斗争失败了，当年不利的国内外形势造成武装斗争的失败。然而1973年和谈时的国内外形势，对武装斗争还是比较有利的。当年我们的武装斗争总的方面还处在有利的高涨时期，东南亚各国武装斗争也正蓬勃发展。
再说，纪作在第三省领导反对全面停止武装斗争而主张“出多留少”后，也改变原来的主张，赞成大部分出去搞非武装，留下少数坚持武装斗争。
我以为，看待历史，应客观的、具体的、社会的、发展的进行分析。
现在行不通的，不等于过去也行不通；现在行不通的，也不等于将来也行不通。事物总是随着时间的转移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第三，有一种说法认为，1973年和谈减少了部分同志的牺牲，似乎和谈不仅是“对”的，还有“功”。
如果站在个人立场讲，这不但是事实，而且应该感谢和谈。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看，这种减少部分人的牺牲，却带来给革命巨大挫折和牺牲的代价，甚至取消了革命。这对革命应该是不对的。再说，为了一时减少部分人的流血牺牲而使革命道路更加曲折和遥远，所造成的牺牲损失是难以估量和更为巨大的。
再说，战争就是要流血牺牲，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是战争的本质。
从古至今，那有不流血牺牲的战争，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减少战争中我方的牺牲，尽可能的多消灭敌人，是军人的责任。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是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减少牺牲，如果是因为军队指挥员自身的怕死或怕队员的牺牲而向敌军投降，这无疑是不允许和不对的。一支军队被敌军包围，为了避免牺牲而举白旗，从来就是一件恥辱的事,军队是绝不容许投降的，如果允许投降，这支军队就必败无疑。
要革命就要付出牺牲的代价，要进行革命战争就要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没有牺牲，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和成功，害怕牺牲就不能革命，害怕流血牺牲，就不要进行革命战争。当革命者被迫改变斗争形式时，被迫采取武装斗争时，你害怕流血牺牲吗？你只能放弃革命，甘当奴隶。当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的军队入侵时，这个国家的政府由于怕流血牺牲，不进行反侵略战争，对吗？除非甘当亡国奴。
为了正义，为了大多数人摆脱痛苦和人民的利益而流血牺牲，从来就被认为是光荣的，马来青年英雄罗斯里多比的斗争没有成功，失败了。然而他的流血牺牲仍然是光荣的，有意义的，仍然是英雄，永垂不朽。害怕流血牺牲，而放弃革命立场之举，不值得宣扬。
（七）结语
像砂拉越这样一个多民族，而且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的落后小岛国，要进行革命斗争，尤其困难曲折。因此，在斗争中犯错更难避免。我们不必回避错误，应勇于面对现实。
世界上从来没有没有缺点的人，从来也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尤其是那些干大事的人，当领导的人，更是如此。重要的是要从错误中吸取经验,要吃一塹，长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