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关于“斯里阿曼”谈判
第一节 “斯里阿曼”谈判前夕
一、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二、海口区的中央级的领导会议
三、黄纪作回到第二省
第十四章
关于“斯里阿曼”谈判
第一节 “斯里阿曼”谈判前夕
一、 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二十世纪70年代是美苏两霸激烈争夺的年代,是冷战的高峰期,也是第三世界人民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发动进攻，推动历史前进的年代。
“斯里阿曼”谈判出现於1973年10月，在这之前的世界形势是怎样的呢？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激化，美苏争夺激烈，局势动荡不安，“天下大乱”正是当时的形势特点。
美苏两霸大肆宣扬什么“缓和”，大念“和平”经，骨子里却在加紧争夺势力范围和争霸世界，而且越演越烈。他们争夺的重点在西欧，又扩大到其侧翼中东、巴尔干和世界各地。他们在欧洲、亚洲等地大量驻军，建设各地军事基地。两霸的海军也在世界四大洋争夺，两国的战舰在这些领域进进出出，不断的游戈、演习、威吓对方和监视对方。美帝在加强其在欧洲的联盟同苏联争夺，适当的调整与西方的关系，它还利用苏联大家庭的裂痕，扩大其矛盾，不断加强其政治与经济的联合，对抗苏霸的阵营。美帝还利用双边经济的合作，对东欧进行渗透。苏联在散布安全来麻痹西方，分化西欧，离间美国与西欧的关系，为其走向欧洲扫清道路。双方世界军事对峙，有增无减，什么“一代人的和平”什么“持久的和平”，都是蛊惑人心、假的东西，明争暗斗才是真的。简而言之，在美苏两霸的争夺下，在他们不断扩军备战下，世界的革命因素和战争因素都在增长。
整个国际形势是这样,我们周边的东南亚形势又是怎样的呢?
1970年代，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突击队正开始跨过马泰边界，南下马来亚各州，在抗日、抗英之后，又掀起一场国内武装斗争。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新人民军正把武装斗争发展到吕宋岛、泰加诺、亚科文、比沙亚斯和棉南佬，在同马可斯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胜利。在泰国，1969年泰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成立，武装斗争不断发展壮大，发展扩大到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一些地区。在缅甸，缅共武装又控制了萨尔漫以东的大片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南边也已达缅老边界，在缅泰边界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
缅共人民军的四个军区，在鼎盛时期，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万－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了3万－5万人。
特别值得一提，在1973年，印支三国的抗美救国、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正如火如荼的蓬蓬勃勃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面对这样的局势，李光耀惊恐的唉叹：“共产势力如日中天，来势汹汹，转眼就要吞没整个东南亚。”“斯里阿曼”事件才一年半后，印支三国抗美武装斗争就先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标志着那时周围国家的武装斗争形势一片大好。
与此同时，在两霸压迫、控制与掠夺的国家与民族也正在日益觉醒，他们在反殖反帝反霸、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族权益的斗争中发展壮大，斗争之势暴风骤雨，势不可挡。在70年代初，非洲的莫三鼻给、波德角和圣多美等国家相继获得人民战争的胜利。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取得了民族独立。
综观上述，从当时那样的国际形势来看，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缓和，更找不出有进行和谈和停止武装斗争的根据。
再从当时国内形势来看，马来西亚政府在国际对外关系上追随帝国主义和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使其声名狼藉，极为孤立。为了摆脱这一窘困孤立的处境，也基于本国国情与社会发展需要，对外它不得不调整与改变路线与政策。为此，它极力摆出一付新兴独立的国家姿态，提倡“东南亚中立化”政策，还准备跟社会主义中国建交。对内政策也做了一些调整，实行了“怀柔”政策，开展争取民心运动和发展经济计划。在砂拉越把人联的民族资产阶级拉进组织联合政府。在马来亚也争取民主联合党和泛马回教党，扩大其统一战线。他们作了一些缓和其他民族情绪的措施。所有这些改良和缓和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会起着转移人民视线、缓和其内部矛盾的作用。正如文铭权当时所指出的：“它仍然极端反共反人民，对内加强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政策，仍然肆无忌惮的实行种族主义教育政策。因此，这个反动政权仍然是革命的对象。”由此看来，从实质上说，统治阶级同各族人民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缓和。
从前一章所谈得知，在拉让江地区与第一省方面，尽管革命武装斗争力量在强大反革命压力面前出现一些困难，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分化淘汰，但革命形势还是处于较高涨的状态。
在第二省方面，1965年在马罗河建军与会师之后，黄纪作就实行“化整为零”的用兵方法，1968年底就先后把总部、指挥部领导人分散到各单位去。首先，黄纪作把蔡瑞新从总部调到第二省的第一支队去，把第二支队指挥负责人杨传兴派回第二省负责国内工作,其他的负责人则去第三支。
1969年初黄纪作也带了总部人员回到第二省印尼的边界。由于黄纪作在杀敌夺武上执行略“左”的政策，到了后期（71－72年）不注意巩固内部工作，脱离同志，结果华伊群众被镇压而变得消沉害怕支持革命，不少同志牺牲，有些逃跑，也有不少投降，特别是1971年12月18日第二支副队长沈坚平带一批人投降，至此投降累计人数已达40多人。黄纪作从第一省海口区开会回来
后，第二省的武装人员已从最高峰时的100多人锐减至不到20人，呈现低潮的状态，按照他自己所说：“我们的武装斗争正遭受到极大的困难。”
二、 海口区的中央级领导会议
1968年底拉让江的革命力量和边区的武装力量胜利会师后不久，就开始面对印尼的空军轰炸和地面部队的进攻。黄纪作就决定化整为零，即洪楚廷带领的同志回到拉让江国内，黄纪作带领一支部队来到第二省的印尼边界。
自1965年9月19日坤甸会议之后，东西部中央级的领导会议都没有召开过。有关党军的一些问题、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问题以及一系列其他问题都迫切需要讨论和解决。於是，他就设法通过公开线和武装线跟第一省的林和贵取得联络。黄纪作经过了3年多的努力，在牺牲（有的被捕）①了一些干部和战士之后，总算跟在第一省的林和贵取得了联络。
1972年8月，黄纪作带了范国强、林辉等不到10个同志，从第二省出发， 经过整个月的长途跋涉， 顺利地到达第一省的海口区端必腊( Tambirat )，成功地和西部的领导人林和贵等会面，举行了会议。
盼望约有7年了，总算盼来了这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第一分局书记林和贵、委员谢嫣素、黄纪晓以及中央第二分局书记黄纪作。会议上双方共同交流了离别后的情况，讨论了砂罗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问题。会议制定了革命第4项总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进行人民战争，开辟游击区，建立农村根据地；努力搞好各条战线的工作，积极支援和配合武装斗争。”会议还讨论了把北加人民军和北加人民游击队统一成一个部队的问题，但没有通过决议，仍按原来各自独立活动。在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以及制定新的革命总方针之后，黄纪作还表示要回第二省去开辟与建立鲁巴河根据地。后来黄纪作在给洪楚廷信中提到，要建立鲁、拉（即鲁巴河－拉让江）根据地。
难得的一次中央级的领导会议开得并不成功。黄纪作克服了许多困难，期盼见到林和贵后许多问题能获得讨论和解决，但会谈的结果不能如愿以偿。由于双方不团结，并不能从革命的全局利益去考虑问题,因此没有着手处理建立中央统一领导机构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还值得一提的是，会后黄纪作写信告知洪楚廷他与其弟黄纪晓等会转移到拉让江地区，与洪一道工作，而且他委任其弟黄纪晓为中央第二分局的副书记,並由紀曉负责第四省工作。信中还说，要建鲁（鲁巴河）拉（拉让江）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林和贵等返回在马当山区的营地。黄纪作留下医治痔疮。半个月后，黄纪作他们的住点遭敌兵搜索到并受到炮轰。队伍撤向海口区的如毛涧，在此黄兄弟分手。黄纪作带了10多人(包括刚从林和贵单位转过耒的紀权)向西连路方向转移，他们在这一带慢慢的移动，有时驻扎下来接見一些人以及休整和讨论一些问题。
1973年年初，黄纪作等来到 Balai Ringin 54哩，跟去时留下的一组结合，过后他们转移到西成路71哩一带的海南村，在那里驻扎了几个月。6月19日，一股敌兵搜索到他们营地站岗的方向，李兴庄（恩端，38岁，海南人）得到警报，他在走向站岗方向去侦察情况的当儿,遭到袭击而牺牲。黄纪作的队伍就撤离此地，向第二省转移。
三、 黄纪作回到第二省
黄纪作等抵达第二省的板督( Pantu)，交待一支的指导员沈泽青带领一部分同志留在这一带坚持战斗。
纪作等继续前进，来到了成邦江附近一带的Sg. Dor沼泽地驻下。在此，黄纪作召集吴铁、林辉、蔡爱友和黄纪权四个主要干部，讨论去拉让江地区联络的问题。前两位主张开路到卢勃安都 (Lubok Antu)，再向北或东北方向开路到第三省。而后两位则主张，用船偷渡到泗里街。黄纪作同意后者的主张，决定用水路去。
会议后，黄纪作派吴铁、林辉带了五位战士（尖兵陈虎、海燕、蒂玛和二位比达友同志国民和庆云）去成邦江福州芭处理联络兼搞粮食。在途中，他们跟敌军发生2次驳火，他们直接开路到印尼边界老点一带，兜转了二十多天抵达英吉里利,又沿卢巴河而下,划了一段路程停下。吴、林就打发5位同志去实巴荷（Spoah） 联络（ 那里有拉让江下游武工队派来的联络员），自己则留下准备离队。1973年9月30日，吴、林俩向英吉利里警署自首。
五位战士走了2天到达木中，10月8日阿浩阿纳鲁东（国民）和阿布阿纳马拉（庆云）却放弃武装，向木中当局投诚。剩下3位同志继续前进，10月10日，他们被跟踪的敌军遇上发生驳火，3位同志被打散了。10月11日，张秀芳（海燕）在搭巴士时被捕。10月12日，陈爱娘（蒂玛）被追踪的敌人袭击而牺牲。最后，只剩下陈双佑（陈虎）一人，他还要继续坚持下去。10月15日，在实巴荷又遇到一位马来坏蛋的出卖，陈虎同志冲不出敌人的包围，不幸在同敌人搏斗中牺牲。於是联络拉让江的任务就告吹了。
①杨传兴被捕的经过：1969年，西部领导人派廖某安排她的二位属下（陈某与黄某），由杨某驾车一起到西连路54哩去载杨传兴（二支杨平指导员）。杨平曾收到 西部领导来信说：“持信者可靠，可放心跟随前来会面。”当车开到18哩处，警察不查别的来往车辆，只查他那辆车。传兴生前说，当时在18哩 等候逮捕他的政治部头目古传光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联络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