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飞 · 2016-07-07 · 来源：察网
【摘要】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及其他美国高级同僚参与了1965年至1966年的大屠杀行动，部分已经记录在档。格林和其他美国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于1990年承认，他们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数千名印尼共产党在全国、地区和地方的领导人的处决名单。
七、美式宪政的经济基础：“伯克利黑帮”与经济新自由主义
美国在印尼血腥镇压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是建立美式宪政和新自由主义秩序，以维护美国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
到1968年6月，在美国中情局的一手操纵下，苏哈托组建了一个所谓的“发展主义内阁”，把国家的经济大权交给了一批后来被称为“伯克利黑帮”的由美国一手培养和控制的经济学家。伯克利黑帮是指印度尼西亚这样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被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培训，后来回国并在1965年军事政变后长期执掌印度尼西亚经济大权并推行新自由主义。
朱安东在《伯克利黑帮与印尼4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透析》一文中指出：
【苏哈托上台后，这群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跟随者几乎没有间断地执掌权力达40年，高度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经济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从1966年到2006年，印度尼西亚有过5任总统，政治体制也从军事统治转变为美式宪政和议会民主，军队系统也被重新改造，但在此期间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始终没有大的变化。
“伯克利黑帮”最初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学生在政府里占据了经济方面的要职，同时还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向印尼政府施加压力的渠道。他们还负有监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政策以确保符合华盛顿的想法的任务。他们所推行的，也是上述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所喜欢的一套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第一，紧缩的财政政策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支柱。其公开宣称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了宏观经济和价格的稳定，但其背后的动机是为了提供偿还外债所需要的财政盈余。在教育、卫生、住房以及支持小企业发展方面的公共开支要求被缩减，以此为偿还外国债权人而挤出财政盈余。
第二，华盛顿共识要求金融自由化以方便全球交易并保证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利润。
第三，贸易自由化是为了在第三世界国家打开物品和服务市场。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仍然在使用配额、反倾销立法、大量的农业补贴、“自愿的出口限制”以及其他非关税壁垒以保护他们的工业和农业。
第四，私有化和出售国有资产以便把政府在经济当中的作用减少到最小。在现实中这些国有资产都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正如哈佛大学的马歇尔·戈德曼教授所指出的，私有化往往变成了对国有资产进行海盗一样的抢劫。这为西方发达国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宝贵的自然资源和国有企业提供了机会。
“伯克利黑帮”未能在40年的时间里给印度尼西亚带来繁荣。印度尼西亚拥有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并未被很好地利用来为印尼人民服务。到今天，印尼的森林被砍伐殆尽，石油储备也被开发得所剩无几，国家欠有大量外债。贫困问题仍然困扰着印度尼西亚，甚至无法满足成千上万印尼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伯克利黑帮”的另一个巨大失败是在1997年10月亚洲金融危机之际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印进行干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加重了危机，激起了暴乱和社会动乱，导致几千万人失业、大面积的破产，银行再资本化的费用超过600万亿印度尼西亚盾，并导致百亿美元的政府新外债。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能够通过执行“华盛顿共识”而成功地实现工业化。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陷于停滞就是这些政策对其影响的证明。与之对应的是，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等抵制“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的繁荣并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而亚洲最忠诚于“华盛顿共识”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20世纪结束时却在痛苦地承受着债务、贫困、贫富分化和环境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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