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如狗”：台湾究竟树立了什么体制榜样？

至今，大陆还有许多“公知”对台湾充满羡慕，希望其体制能“西进”大陆。但是现实是最能打脸的。一个2300万人的省，做了一个政治试验，治成了“人不如狗”，拿这样的体制来治理十四亿人，最后恐怕只会造成中国内部无穷无尽的内耗，断送中国的现代化和大国崛起进程。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玩火之后，稍有常识的中国政治家，都不会做这样的试验。

最近，台湾接连搞出两个大新闻，恰好都和军队有关。

台湾“中时电子报”6月28日报道，因班长下令“不要再看到流浪狗”，台湾“海军陆战队”两名“宪兵”，用铁炼吊死小白狗并录影炫耀，此举一下激起公愤。在动物保护人士的强烈抗议之下，不仅虐杀小白狗的三名军人及主管官员录制视频在脸书上公开道歉，连“国防部长”冯世宽也出来道歉，台湾“海军司令部”则对直接动手的士兵和“督导不周”的长官一共9人作出“记大过”、“列入汰除对象并移送法办”、申诫或记过等处罚。

几天之后的7月1日，台湾地区海军锦江级大型导弹艇金江舰在进行“甲类操演验收”时，“误射”了一枚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导弹命中一艘台湾高雄的渔船“翔利升”号，洞穿了这艘渔船的上层建筑，但未爆炸，造成船员一死三伤。虽说“人命关天”，可这次，却没有爱心人士、民间组织的抗议，没有人提议“万人上凯达格兰大道送船长”。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感叹“人不如狗”。

虐狗导致社会中一部分人激愤，很正常。大陆也有很多宠物保护主义者。先富起来的人群，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往往会产生追求更精致生活方式的精神需求。养宠物，与宠物之间建立比较亲密的感情，就是这种精致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自己有了宠物，进而“爱吾宠物以及人之宠物”，就会憎恶虐待宠物的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宠物保护势力如此强大，表明台湾确实是个“先富”的地方。而这，也是长期以来，台湾人和一部分心向台湾的大陆人用来证明台湾体制优越性的最主要论据之一。台湾在2001年就颁布了《动物保护法》。彼时，大陆的GDP总量只排世界第六，而台湾区区一岛的GDP总量却超过大陆的20%。更疯狂的是90年代，台湾的GDP总量一度超过大陆的40%，巅峰时甚至超过45%。台湾人吃饱了、穿暖了，手里还有大把余钱，自然可以养一二宠物，并且有条件给它们最好的食物、最好的照料，而不像穷人那样，养动物更多是出于某种功能性考虑，比如看家护院、抓老鼠等。

但是，宠保人士一上街，全台湾上至“总统”、“行政院长”，下至“国防部长”、“高雄市长”，大大小小的政客都随之而动，这个就不正常了。政客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有很多紧迫的治国事宜需要处理，而他们却高调关注一条狗，这只能说明他们思维被选举牵着鼻子走，以至于没有空间去思考如何好好治国，完全搞错了轻重缓急。

权利保护是需要消耗资源的——只有产业兴旺、经济繁荣、就业充分，老百姓和政府都有钱，大家才有条件为动物提供高标准的保护。你手里有多少资源，就应该量力而行，提供多少保护；想要提高保护标准，就先要勒紧裤腰带苦干一番，打下保护权利的物质基础。可是选举政治下，对选民讲“权利保护的经济基础”，既枯燥又费脑子，哪有“狗狗很可爱，我们要爱护狗狗”之类的口号简单易懂、振奋人心。但选民不掌握公权，不需要为自己的诉求负政治责任，政客的决策却会影响整个共同体的兴衰走向。如果政客光顾着迎合握有选票的动物保护人士，时间和精力都被花费在消耗资源的保护宠物上，而不琢磨如何振兴产业，搞好外部关系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短时间内倒是讨了选民的欢心，可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如果台湾的经济因为政客们的疏忽而持续衰落，政府和老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少，人都顾不过来，拿什么去保护流浪猫狗呢？

抛开那些装作激愤的政客，宠保人士去“国防部”上访，台湾“国防部长”居然出来跟他们道歉，好像不是个别人做错了，而是整个军队做错了，陪上了台军的声誉，这个就更不正常了。这说明台军在台湾政治体系中处于多么脆弱的地位。民进党是从体制外起家的，而“国军”则是国民党亲手培植的，在历次选举中，军公教都是国民党的基本盘，民进党自然不会待见“国军”。在野时期，民进党就常常批评“国军”。现在成了执政党，拿捏起国军自然不会手软。从洪仲丘事件到阿帕奇事件，再到宪兵搜证案，台湾媒体动辄丑化军人，把攻击矛头指向军人整体，整个社会批判“国军”情绪日趋浓烈。社会一旦有什么声响，政客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保护自己的军队，而是把军人推出去当牺牲品，让媒体和社会“向军人开炮”。军方深知自身的社会地位，因此在舆论前屡屡服软。

应当说，台湾“公民社会”确实发达，而这些宠保人士，就是“公民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历次运动，我们都能看到普通民众组成大大小小的组织，踊跃参与政治。但是，“公民社会”发达是否就能导向良治呢？在台湾，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是少数人抱团、上街，就可以挟持政府，否决政府的大政方针，从而形成台湾式的“按闹分配”。

台湾引进了西式民主，但是最后搞出的是一个严重缺乏法治精神的民主。这一点在太阳花学运中得到最淋漓尽致的展现。学运的初衷就是反对当局不按照法律程序办事、“黑箱操作”，因而要追求“程序正义”，结果发展到后来，干脆直接占领立法院。立法院是由经过选举的立法委员组成，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的机关。而学生自己却未经任何程序就自称“代表全民”，到底是谁破坏了“程序正义”，不是一目了然吗？学生们甚至喊出“今天过服贸，明天拆政府”的口号，端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马英九政府原本已经提起对违法学生的起诉，但“行政院长”林全5月20日上任后，马上撤回对所有参与“太阳花学运”人士的刑事起诉。

成功大学校园一场反黑箱服贸的晚会，一名大学生脸夹上贴了“今天过服贸，明天拆政府”的贴纸

健康的民主政治，应当有法治基础，民众能够共享一些基本的公共利益观念。然而，夺权的绿营本来就不认同蒋介石带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不认同这部宪法背后的历史叙事和身份认同，它的目的就是颠覆这部“宪法”，只是因为台独在当下搞不成，迫不得已“借壳上市”。所以这个“民主化”，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宪法信仰共识。而因为存在身份认同的不一致，不同群体之间，也没法共享一种公共利益的计算方法：国民党和蓝营或许认为，维持两岸现状，借大陆经济腾飞的东风闷生大发财才是台湾的公共利益；可民进党和绿营势力却不这么看，他们觉得台湾独立建国，维持自己引以为傲的“民主”体制，形成自己的认同才是值得追求的公共利益。为了夺权，绿营软硬兼施，议会政治和街头运动都搞，而且首先擅长的是街头运动。健康的民主，是不同党派竞争谁更能促进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但在台湾这样的分裂社会了，因为没有一个基本的公共利益共识，民主就变成了拆台，执政党干的许多事情，在野党其实也相干，但只要自己在野，就不能让执政党获取政绩，结果就搞成了一种拆台的民主，一种相互否决政治，最终导致啥事也干不成。

你可能会说，这种“民主”也许干不成好事，但也干不成坏事，是“最不坏”的制度。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机会是全球性的，竞争也是全球性的，机会稍纵即逝，你不抓住机会发展，就会被别人抢先一步，当你在全球竞争中落后，没了产业和经济，做不大蛋糕，纵然手里有张选票，又有何意义呢？搞选举的目的是为了选贤任能，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不是让他们拿着选票吃土，这是个常识。

当军队也被抛到这种政治中的时候，它所损害的是军队的形象、权威和士气。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好男不当兵”的风气，会让军队的整体素质进一步下降。而军队受到羞辱，最后也会日益迷惘自己究竟为何而战。这次虐狗事件引来的口诛笔伐，已经让不少退役军人感到心寒了。台“陆军”退役中将吴斯怀在脸书上发文称：“一个士兵虐杀狗需要如此无限上纲吗？国家不需要敌人，也不需要军队，只要有这一群热血网民就够了”。“陆军南测中心”指挥官张俊达少将也在脸书发文哀叹，“聚少离多的亲情培养和日见老迈凋零的双亲，如果换来的是对国军的批判，这辈子我算投错胎，白活了，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挑剔军人的个人行为，打趴了军队的土气……我干嘛要为这个不支持国军，不维护国军的政府，政客，名嘴和道貌岸然自以为是的网民抛头颅洒热血啊？一只狗可以打趴国军，大家等着面对更严酷的后果吧！因为我不玩了！”

上任之后，蔡英文曾到“国防部”致辞，称“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也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是国军不能够忘记的使命。可是，当他们为之而战的人民竟然因为一只狗就百般羞辱他们时，国军士兵们怎能不心生悲凉呢？

蔡英文要国军将士为“中华民国百姓安全福祉”而战，可他们为之而战的百姓似乎不很领情

杀狗士兵家里被人喷上“不得好死”，士兵虐狗士兵母怒喊：狗比我们全家人的命重要吗？

在此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军人在美国的崇高地位。盖洛普2016年6月的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军队感到“非常信任”和“相当信任”的民众占被调查者的74%，高居榜首，领先第二名小企业12个百分点，领先第三名警察21个百分点。而且，从 1973 年有统计以来，平均信任度也是最高的，大幅领先教会和最高法院等机构。

 

虽然这些军人打的仗经常受到民众的憎恶，比如越战和伊拉克战争，但人们对于军人始终非常尊敬。每年的11月11日，是美国的“退伍军人纪念日”（Veterans Day），全国休假，总统出席老兵纪念仪式。虽然大家心里惦记的实际上是这一天怎么玩，但有这么一个假，对于提升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自然是大有帮助的。在全美各地，都有军人专用的陵园墓地，除了家属之外，普通人也可以进去吊唁，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阿灵顿国家公墓”。同时，好莱坞开动宣传机器，向美国老百姓讲述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战争故事，对塑造军人的高大上形象自然也居功至伟。这保证了美国的军事动员能力，也巩固了美国的国家认同。这一切都与台湾社会，尤其是绿营势力，动辄批评、丑化军人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同时，台独势力如此放纵对于台军权威的损害，也充分折射出台湾“民族主义”的致命缺陷。台独分子经常利用民族主义研究大师Benedict Anderson的“土生仔民族主义”（creole nationalism）概念来论证自己的正当性。但是，Benedict Anderson的兄弟Perry Anderson很早就指出的那样，台湾“民族主义”并不是敢于牺牲的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它本身就是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介入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台独势力将独立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与日本为他们流血牺牲的基础之上，他们自己是一毛不拔的。真正具有牺牲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会赋予军队和军人以神圣地位。但在台湾，军队和军人被如此糟践，只能说明这些“民族主义者”是没有牺牲精神、也从来没有牺牲准备的怕死之徒。

当然，这对于统一祖国的事业来说，不是坏事。一旦这些台湾“民族主义者”们意识到美日不会为他们两肋插刀，他们要争取独立就必须流自己的血的时候，其中不少人恐怕马上会精神崩溃。而要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靠“让利”是走不下去的，必须充分展示出大陆军力在本地区对美日的优势。在这种威慑力的前提之下，才能真正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至今，大陆还有许多“公知”对台湾充满羡慕，希望其体制能“西进”大陆。但是现实是最能打脸的。一个2300万人的省，做了一个政治试验，治成了“人不如狗”，拿这样的体制来治理十四亿人，最后恐怕只会造成中国内部无穷无尽的内耗，断送中国的现代化和大国崛起进程。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玩火之后，稍有常识的中国政治家，都不会做这样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