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第十一章: 东部北加里曼丹人民军
第一节 建立北加里曼丹人民军
第二节 旧连队同志起义归来
第三节 北加人民军成立三个支队
一、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
二、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
三、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
第四节 第二省武装力量濒于瓦解
第十一章
东部北加里曼丹人民军
第一节 成立北加里曼丹人民军
1965年印尼“9.30”事件后，印尼由“纳、沙、共”三种势力组成的中间偏左的政局变成右派将领集团控制的局面，从对抗马来西亚变成马印媾和，印尼由支持我们变成跟马联合“围剿”对付我们。情况起了180度的变化，局势变得很不利于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为此，我方在印尼山口洋、坤甸等后方一带的同志必须撤离，否则将成为“瓮中之鳖”。
根据“9.19”坤甸会议决定，东部也要建立一支部队，由林和贵（后来没有去东部）黄纪作、贝文对和蔡瑞庆负责。
当时印尼东部驻兵是Brimob(机动警察部队)，我方同志跟他们搞统一战线。当时边区作战司令叫苏巴诺的左派准将，他跟印共有关系，又是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在他授权命令下,我们获得了一百多支士登冲锋枪(Stengun)、弹药和其他武器。
当时黄纪作等50多位同志从山口洋出发到东部去。1965年10月初，黄纪作租了一艘大艟舡，购买了三大桶的汽油。利用印方送的二架舷外摩多，载着同志和武器由卡布尔斯江(S.Kapuas)上边界。在航驶过程，凡是有市镇和有印尼兵的地方都不停下来过夜，只在无人处休息了又连夜赶行程，航驶了几天几夜才到达靠近第三省边界马罗河的马丁努斯(Martinus)，过后赶下赶上好几次，才把要载的人员与物资都载完。然后再转移到马丁奴斯的对面加拉央(Kelajam)与事先抵达的沈智威等40多位旧连队同志， 和早前派来这里的民族工作组（吴宜云，余清勇，蔡建国等）会合建立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营地。同志们经过短暂准备后，於1965年10月26日，在东部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北加里曼丹人民军。部队成立后，一方面进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又联络温贤定等在旧连队的同志们，回来参与积极创建自己的部队。
第二节 旧连队同志起义归来
在1963年7月越界的同志中约有一百多位同志参加了印尼右派分子所操纵的北加里曼丹国民军（TNKU）。这个军队有四个连队，第一连是驻扎与活动在第一省最西端到第二省板督边界印尼境内一带。第二连是驻扎与活动在第二省由板督到卢勃安都的第二省的边界印尼境内一带。第三连是驻扎在印尼境内的Badau到马罗河与第三省连接的边界印尼境内，第四连是指挥连总部设在新当(Sintang)。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这支军队经常越界到北加的境内袭击哨站和进攻马来西亚军队。参加旧连队的这批同志完全没有自主权，在连队受辱受苦，面对盲动的军事冒险行动的种种考验与折磨，他们殷切希望能创建自己的军队。
“9.30”事件后，印尼反动派在加紧“围剿”印尼共产党的同时，也不放松对北加革命者的进攻。他们把二连与三连分别驻扎在距离我们自己部队较远的地方，加强对我们的控制。印尼右派将领有告诫下面的小头目要注意提防我们，他们设法把本由同志们掌握的机枪、迫击炮和其他较好的武器调走，注视同志们阅读、听广播和各种活动。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取消抗马和反共的反动行为,同志们极为不满，更激起同志们起义的决心。为了等待起义的时机到来，全体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自觉的服从领导的部署和指挥。为了麻痹他们，我们同志表面上更注意和他们协同合作，积极修建营地，经常去钓鱼找野菜，使人感觉同志们仍然安于生活。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断秘密派同志去自己的部队，熟悉路程，处理联络，偷偷地把子弹、衣服和粮食运出去；一切工作都在准备中。
1966年8月17日是印尼的国庆。国庆后情况将对同志们更为不利，因此同志们决定在国庆日之前起义。
距离行动的时间只有几天了，大家都感到兴奋又紧张，且进行了最后的准备。同志们反复地检查了自己的枪支，试了又试，把不好的零件偷偷换掉，子弹选了又选，晒了又晒，备足备够。同志们的背包已经装满了子弹、衣服等东西，有同志还要硬穿上两套厚厚的军衣。在这最后的机会，大家心往一处想，都想为自己的部队多背些物资。
正处在这节骨眼上，可恶的疟疾病传染开来，有几个同志先后病倒了。当疟疾发作时，穿上两套衣服，盖上雨布，还直打颤二、三个小时，四肢酸软、疲惫无力。这样，既难於背走那沉甸甸的背包，且不利于万一起义不顺利时面对的战斗和必须在一夜之间要越过敌人哨站的急行军。疾病的折磨使同志们十分焦急，唯恐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为了保证行动的顺利实现，8月10日，老班长（贝贵和）接受负责同志的分配，先把病号带回自己的部队。老班长带着三位同志与联络信，一步不停地赶回部队。第二天又带着领导上的指示，独自赶回旧连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8月12日清晨，三连暗中派一位同志去二连，通知他们配合三连一起行动。这是关系那儿20多位同志能否顺利脱离旧连队的问题。当天，同志们密切注视周围情况的变化。时间一分一秒的消逝，感觉比往日过得特别慢，好容易才等到夜幕低垂。同志们刻意吃了一顿较丰富的晚餐和喝一杯浓咖啡，以准备彻夜的急行军。8点半了，距约好行动的时间还不到半小时，但是，我们驻扎的长屋的群众尚未睡觉，而住在营房的志愿军也烧着大火在跳舞。同志们只好挂起蚊帐装着睡觉。等待到群众离开后，同志们就钻出蚊帐，负责同志把事先用印尼文写好的字条④放在蚊帐里。同志们背着胀鼓鼓的军包，紧握着已选好的钢枪，一个接一个步下了长屋，向着和另一处同志集合的地点前进。
跟印尼志愿军睡在一起的营地的同志，也乘着他们还在狂欢之际，钻出蚊帐，拿了他们的迫击炮和机枪，赶到了集合点。安排好队伍，交待了战斗准备之后，向马罗河进发。
起义的队伍，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行进在小径、大路、田芭和丛林，摸过楼上住有志愿军的群众临时长屋的楼下…。可敬的老班长虽已经过连续两昼夜的急行军没有休息了，他深厚的革命感情,关心同志们，他时而抢过刚痊愈同志的枪，时而又拿着迫击炮筒。他时常走在最前头，为了顺利过河，他先在黑暗中游过湍急冰冷的河水,找来了小船把大家载到对岸。当大家歇下之际，他抢着炊事，宁可自己吃苦在前,也要让同志们填饱肚子。老班长对同志的满腔热情，对革命尽责的态度，鼓舞着同志们，他为这次起义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翌日，那些志愿军起身时发觉情况有异，他们发现字条后，气急败坏的大骂一顿，还派一小队人员去追赶。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我们的同志早已到了马罗河，乘着领导同志派来的挂尾车凯旋回到了基地。
多年寄人篱下、委屈求全的旧连队生活总算结束了，我们回到自己部队的愿望总算实现了，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TNKU的四个连队也因此完全解散了。
旧三连和二连40多位同志胜利起义归来，不仅解除了印尼右派套在我们同志身上的枷锁，而且为发展壮大自己完全独立自主的军队，提供了军事干部的条件，在武器上也大大的加强了。从此，我们有了多支机枪，也有迫击炮，增强了同志们武装斗争的决心和反击马印“围剿”的信心。
1967年初，黄纪作为了延缓我们与印尼统战的彻底决裂，在印方的要求下，还派出张庭芳、沈钦龙等28位各支队的同志到多脑河去接受爪哇来的二等兵团（511兵团）的军事训练。他们上了船枪支就被缴了。到达目的地后，他们不但没有接受军训，反而被软禁了5、6个月。同志们觉得情况不对，只好假装服从，照常参加一些日常活动，也尽量和印军打好关系。当时获准出去钓鱼的同志，有的就趁机了解有关的地形与路线，准备集体逃脱。当机会一到，同志们就按预约的办法，逃脱了印军的软押，又回到自己的部队。
第三节 北加人民军成立三个支队
在黄纪作领导下，首先建立了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的第三支队,紧接着在同年12月12日，又在砂拉越第二省卢勃安都对面印尼境内建立了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1968年间在第二省板督对面印尼境内又建立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
为了统一领导三个支队，成立了总部。总部的第一代理书记兼主任是黄纪作，第二书记是贝文对，洪楚廷任副主任，蔡瑞庆是委员。总部的黄纪作和蔡瑞庆直接领导第二省及边界一带工作，洪楚廷和贝文对⑤直接领导第三省工作。
一、 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
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于1965年10月26日，在印尼马罗河的加拉央地区建立，是北加人民军最先建立的一个支队。
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建立时有指战员80多人，分成4个中队。支队长是罗平（沈智威），副支队长是叶子华（江先枋），指导员是沈新民（沈耀斌）。
第三支队武器虽然还不够现代化，但全是军用枪枝，而且许多队员是参加过旧连队，经过较正规训练的久经考验的战士，所以战斗力还算比较强。
北加人民军是在印尼政局起了极大变化而且对我军不利的情况下建立的，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指战员积极为完成各项任务而奋斗。
首先必须要解决的就是近百人的吃饭问题，在那深山老林里,只能靠自力更生，向大地要粮食。面对着茫茫的林海，还要准备面对印尼反动军队的军事干扰和“围剿”，没有革命精神是不可能胜任的。在指挥部的正确领导下，指战员们充分发挥艰苦奋斗和勇敢战斗的精神，经过几年顽强奋斗，先后开辟了几百依甲的原始森林，包括大至近百依甲的大大小小的园地，有号称“2.4”点，“5.1”点,“1.11”点和“老、新点”，等等的园地，种下大批的木薯、玉蜀黍、稻和各类蔬菜，尽管收成有好有坏，尽管也有饿肚的时候，但基本上解决了指战员肚子问题，还有储藏相当数量的木薯干、稻谷等做为战备粮。至于糖和肉类只能从林中的野果和山上的猪、鹿和水里的鱼儿去解决，盐对我们是很重要的，由于事先一次就买了六吨，因而没有缺盐的问题。
为了争取与第三省革命取得联络，第三支队还专门派出一批指战员开辟进入第三省的路线，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1968年中跟第三省的洪楚廷接上了关系。
1968年8月间，洪楚廷带领第一批40多位同志来边区北加人民军总部第三支队，第二批30多位同志也於9月30日到达，加上第二省第二支队40多位来整训的同志，这时候三支队总人数有300左右吧！如此盛大的场面，个个都热血沸腾，心情澎湃，相互受到激励和鼓舞。但第二天第三支队的营地和稻芭却遭印军飞机扫射轰炸。 过后探悉，印尼红帽兵，精锐的地面部队也正沿着马罗河搜索而上。总部研究讨论后，认为在敌人空陆强攻下，难以有效打退敌之進攻，难以守住基地，于是决定化整为零，分批进国内，把武装烈火早日带进国内第二省、三省。来自整训的第二支队去第二省地区。10月中，黄纪作带领总部人员和第三省来 的10多位新兵共几十位同志开往第二省
印尼边区，洪楚廷也带领20多位同志返回国内第三省，而温贤定、贝文对及老同志们也陆陆续续进入第三省。
1969年6月间，罗平支队长牺牲，及后来江先仿副支队长也离开马罗河去第二省。第三支边区的领导便由白鸽（中队长升任为支队长）接替。他带领一支30多40位的队伍，前往马罗河尾去垦荒搞生产。这一劳动队可谓顺利丰收。稻米收成作备粮、木薯、番薯等杂粮没有限制任队员吃个饱。
1970年2、3月再次砍芭扩大种植面积。
1970年12月25日，印军两架轰炸机向稻芭扫射轰炸，接着是伞兵空降。（后来这个营地称为空降点）在稻芭工作的8位同志和营地的5位同志都安然无恙地撤退到秘密谷倉后进国内。至于亚林、永明等3位同志去南边SG.Palin河尾寻找苗枝等4人的下落，以及老班长,国光等4人在河尾（营地上段）支流的秘密点他们等到半年后才联络上进国内，也即是1971年中就完全放弃了马罗河边区基地。
在几年的反“围剿”中，第三支队还开展了以下几场主要的战斗。
1966年12月24日，印尼反动军队开始了对第三支队进行“围剿”。从此我军被迫开展了一系列反“围剿”军事斗争。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阻击战中，我军打死敌兵一人，打伤敌人多名，我军牺牲了蔡建国副中队长和杨利民副队长两位同志。
1967年底，印尼苏岛空降部队约一百人, 进攻我“12.24”营地, 遭到我军一小队同志的回击，结果打死打伤敌兵各一名，我军牺牲一位女同志后撤退。
1968年初，为了扰乱敌军的“围剿”计划，我军派出一麻雀组到敌人后方偷袭敌人，结果打伤敌兵一人。
1968年3月10日， 印方为了阻止我军抢收稻谷， 派出苏岛空挺部队200多人进攻我“5.1”点稻芭。结果遭到我军由六位同志组成的麻雀战斗组，以一颗八号迫击炮弹、一颗五号迫击炮弹（经过改装）和三颗手榴弹组成的“变相地雷”阵（又称天雷阵，因一颗迫击炮弹是挂在树上的）炸退，炸死敌兵七人，炸伤五人（其中包括敌兵连长），我方无一伤亡。
除了搞生产外，营地还派一小队巡逻营地下游到Tekalang河口；另派一组去南边搞伊班民族工作。由于一些土著实际上已被印尼反动军队收买而隐藏在长屋里，结果整个工作组, 包括杨立夫（苗枝）、蔡秀明、黄亚莲和陈尽忠四位同志，不幸被土著杀害。
1968年9月26日，我军在已经放弃的“12.24”营地附近袭击敌兵，打死打伤敌军3人。
1968年10月4日，我军在数百名印尼军教导团（红帽）进攻我们11.1营地时，打死敌副队长一人。
1968年10月16日， 三支与二支部分同志， 在兰札（ Lanjak） 的Nibong长屋附近主动伏击印尼兵支援被围剿的三支。结果歼敌7人，缴获各种枪支5把。
除了军事斗争，我军也同时对敌军进行政治宣传，表示了我军采取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态度。
第三支队在边区坚持几年斗争中除了牺牲一批可敬的干部和战士外，值得一提的是，罗平支队长在反“围剿”斗争中被敌军偷袭牺牲，以及黄纪作在准备试炸改善的手榴弹时，发生意外手掌被炸受重伤。
1968年10月1日，马罗河武装基地开始被印军飞机轰炸。总部认为在敌人空陆强攻之下，难以有效打退敌之进攻、保护基地和自力更生地生产粮食。於是，1968年10月中，黄纪作带领了几十位同志开往第二省印尼边区，洪楚廷也带领二十多位同志返回第三省国内。基地留下贝文对、沈智威等带领坚持斗争。三支在面对敌军不断进攻与更大粮食困难下，在1971年也完全放弃了边区基地转入三省国内。
二、 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
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成立后，紧接着於1965年12月12日在第二省的砂印边界甘督河支流马兰交森林地区（即卢勃安都与英吉里利对面一带）成立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这一支队於1968年时有70多人（成立时只有30多人），支队长是沈钦龙（沈坚平，后来改为副支队长），副支队长是范子香（李洪彬），指导员是杨传兴（扬平）。第二支队成立前后还成立为数20多人的魯巴河武工队,队長范子香,指导员黃赛鶯,活动在国内的英吉利里和豐洛河(s Undop)尾,开展华伊群众工作.1968年8月,活动於第二省边区的TNKU連队中的我方同志起义回第二支队.此后第二支队成立了五个小队：第一小队队长李小峰（郑维忠），副队长雷声（黃大虎），北盟组长是叶晓阳（房月梅）；第二小队队长蔡秀明（杨云台），副队长赵大山（吴荣德），北盟组长是黄珍娜（赖福枝）；第三小队队长蔡露云（蔡仁昌），副队长陈月伦（余和胜）兼任北盟组长；第四小
队队长韩广源（韩必亚），副队长庄海洋（郑万灵），北盟组长鲁程（刘德寿）；第五小队队长黃生(1968年底郑宗希担任而黃生则为副队長)，副队长赖福強(丘振芳)，兼任北盟组长。
参加第二支的人员主要来自第二省的英吉里利、板督、成邦江、木中、实巴河,橫江等地参军的同志，也有部分来自北加国民军第二连起义回来的，还有来自马罗河的第三支队成员。
第二支成立后主要是在印尼边界一带活动，初期除了大营地集中训练、搞生产之外，也派小组或小队到附近长屋去团结教育土著民族。一年后，马印在边界进行联合“围剿”，二支从1967年初开始就化整为零，以游击队方式搞民族工作和进行活动。副支队长李洪彬率领一小队进入国内，继续开展华族地区的群众工作。杨平也带领一批队员进入国内第二省开展民族工作。其余人
员则由沈坚平带领在边区一带长屋区活动。
1968年6月左右,第二支队派出50多人到第三支队進行整训为时近3个月。10月1日,印尼战机对第三支队营地進行轟炸扫射,和地面部队推進.面对敌人的进攻,领导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处理:洪楚廷带领部份原第三省耒的同志和部份第三支边区同志转進国内第三省;貝文对政委和罗平支队長继续坚持在馬罗河,而黄紀作则带着原第二支队耒的同志接合第三支队的部分同志转去第二省第二支地区,但叶曉阳與黃珍娜两位继续留在第三支,过后又進入国内第三省。
紀作到達第二省后,最初对第二支队的人事稍作调整:首先宣布李洪彬任第二支队正支队長,沈坚平改为副支队長;其次是黃賽鶯調到总部任总部职员;再调郑宗希任第二支第五小队队長,黃生任副队長。
1969年4月,楊平由国内第二省回边区與紀作和瑞新一起开会。会后楊平留在第二支边区。同年6月,楊平被派去負责和西部的交通联絡工作。結果於12月底在去和西部第一省的最高领导約会的路途中被捕。过后,紀作把第一支和二支合并,加以改組,成立“3.30”战斗队,“10.26”战斗队和“1.17”战斗队,取消支队的組织形式,在原活动地区开展民族工作和战斗。其中“3.30”战斗队是对
敌战斗为主,“10.26”战斗队则是总部领导紀作的警卫队. “3.30”战斗队正队长是范子香，副队长是沈钦龙，队员有江流、海燕、燕坤、小明、伟明、亚丁、林梅、小梅、亚业、宗希、陈燕、黄石林、蔡谊松、罗卜、起来、华勇、小坚、坚民、红青、贝全、大进、明光等。“3.30”战斗队主要任务是战斗和搞民族工作。他们从第三支回到第二省的印尼境内Badau一带，除了在Melanggau有短暂驻扎营地之外，其他时间大都是在边界的印尼境内流动。
第二支队成立以后，在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Ng.Kantuk)连续主动出击；1967年6月4日，我方伏击敌兵，打死打伤四个。伏击点是在敌两个哨所之间，战斗五分钟结束，缴获三支半自动来福枪。同年8月26日，我方四人组成的麻雀组，迎击过桥的大队敌兵，打死打伤3个，其余敌兵狼狈跑回营地。同年9月14日，又一组麻雀组摸到敌军驻地附近的河边埋伏。在清晨敌军冲凉时，突然袭击，打伤一个，其余10多个来不及穿裤赤裸裸地经过市区跑回军营。同年9月17日，我10多位战士深入敌后运输线，在安巴河伏击一船敌兵， 打死10个， 俘虏一个， 仅一个潜水逃脱， 缴获AK来福枪2把，SKS半自动来福枪6把，手枪一把及其它军用物资。1968年3月，为了扰乱与牵制敌人兵力，我方派出一组同志到古弄密长屋附近，在敌兵冲凉时打伤2个。同年同月的另一次，我方派出一组同志，携带一门迫击炮，夜间摸至甘督巴杀附近，向敌军连部开炮，准确击中炸毁军营一座，炸死炸伤一些敌军。1969年10月2日，我军打伏击战，打死3个，击伤一个，缴获一把半自动来福枪、一把汤逊枪、一把美国手枪等。第二支战斗队，主要通过偷袭和埋伏战的作战形式，多次主动出击敌军，缴获各种类型武器有50支和其他军事配备等，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方便解决粮食问题、缩小目标，也为了较方便和灵活的行动，实行分散活动。范子香带一队在国内西边，继续开展华族工作。杨平带一批同志进国内开展民族工作。沈钦龙带一队在东边边区长屋一带活动。后来，沈钦龙一队又分出两组，一组由郑春喜（宗希）带领，在更东边一带活动。另一组是由郑瑞绵（黄石林）带去搞民族工作。
第二省边界的伊班民族，自早期民族工作开始到60年代末经我们同志的艰苦努力争取之后，一般都会同情支持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同志们在开辟都劳河(S.Ketungau)上游的地区时，初时伊班群众都表现不错，在这一带长屋被印尼军队放火烧掉时， 这些约整百人无家可归的群众跟着我们“3.30”战斗队上山，但由于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群众只好倒回家去。随着不断进行杀敌武装战斗，敌我矛盾加剧,这样在敌人不断的迫害与镇压下，群众变成害怕革命，有些群众蜕变，甚至跟敌兵合作，反过来被敌人利用来陷害砍杀我们同志。当时也有三个Bugau族人因受迫害而参加了“3.30”战斗队，其中一个也被变坏的伊班群众砍死。我们被反水土著杀死的同志还有叶贤畅（华新）、严草平、余凤春（芳妮）、林学义（练红）等等。吸取了惨痛的经验教训，后来我们同志去碰伊班群众时，先把他们的刀、枪等武器解除掉，有些同志在一旁持枪戒备。这样会见与宣传群众，又使群众慌张、恐惧，以至反感。敌兵又命令伊班群众把他们所种的木薯砍掉、拔掉，敌兵有时也在稻芭附近埋伏，等候我们同志去挖木薯。这样，“3.30”战斗队就很难在这些民族地区立足了。
沈坚平跟同志们分组后，1971年12月18日，他跟爱人向敌人自首。沈投敌后出卖了不少情报，又带领反共突击队（主要由叛徒组成的）回来在联络点放假信，埋伏袭击自己的同志。当时，黄纪作派一批干部到第一、二省边界一带开辟新区工作，来回要经过老区,都要去联络点查信或补充物质。由于内部出叛徒，同志们不知情,先后有苏小明小组、蔡仁星小组等都在联络点
被伏击身亡。由于那时纪作急于要跟范子香联络上，冒险派苏利亚、蔡义清和叶贤钦（鲁恩）去旧联络点联络，结果又被伏击牺牲。
沈坚平自首叛变后约二个月，“3.30”战斗队沈这一队剩下的郑宗希等七位，也离队自首。再说，范子香跟海燕离开边界到英吉里利，於72年7月尾被叛徒阿利等搞假联络而被陷害牺牲。至此，“3.30”战斗队彻底瓦解。
三、 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
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的前身是B.P武工队（横江板督武工队），这支武工队於1966年初成立，当时营地是建在第二省边界的新陆山。主要负责人是张庭芳（张凡）和陈明惜（士杰）。队员有蔡美发、温俊南、张源富、张权富、李兴庄、黄祺磷、温尤远、将来等。当时他们分开两个地区开展民族工作：横江地区的工作由陈明惜负责；板督地区的工作由张庭芳负责。
到了1968年底，在板督与印尼边界的印方境内，成立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人数有近30人，支队长为陈明惜，副支队长是刘佑晴（刘洪），指导员是沈泽清（陈亮），总部的成员蔡瑞庆副政委也在那里领导工作。第一支队成员来自北加国民军第三连的人员，板督和横江等第二省新参军的人员和第二支队的一些人员。
第一支成立后活动于第二省板督一带砂印边区，主要据点在印尼境内，没有印尼华族（仅一两家小店）活动多数在印尼境内一方。在国内他们未曾深入到龙牙河下流。主要靠板督、横江的少数华族。
第一支是个工作队，一部分同志被分配去组织、教育国内华族工作，他们还有部分同志负责开通与第一省联络线（如蔡爱友）.华区工作重点是放在板督、横江这两个地区。这些华族对革命的支持几乎是100%，也有十多个青年（包括个别伊班族）参了军。另一部分同志搞边界一带的伊班民族工作。当时S.Ketungau河印尼境内以西一带伊班民族工作搞得不错，军民情谊深，我们同志还在那里搞生产，也储存了一些粮食。但在敌人的反共宣传与威迫利诱下，有些伊班群众变坏，其中有一对父子，杀害了前来了解情况与搞粮食的同志刘瑞珍（方旋）、李雪蓉（李丹蓉）夫妇。
解决部队的粮食，除了个别时候有自力更生搞些生产之外，大部分是靠群众种的木薯为主粮，有时也要求群众捐献或购买。
第一支在边界和国内也打了一些仗：1968年7月23日，在第二省边界武高地区，印尼境内俘虏两名敌军情报组负责人，缴获汤逊手提机关枪一把，左轮手枪一把。同年11月17日，在第二省板督横江地区，我方打死敌兵3名（其中一名民防队头子古拉曹长），打伤数名，我方三位同志牺牲。1969年9月29日，在第二省板督边界印尼境内，我军伏击敌军，打死敌军4名（包括排长、队长各一人），重伤其连长，我方无伤亡。同年11月20日，又在板督地区对面印境内歼敌两名，缴获两把印尼兵用的Gelan（格冷）半自动来福枪，及一些弹药和配备。1970年2月6日，我军伏击印敌船，歼敌三个，缴获一把美制手枪，一批子弹和其他军用物资。另一次在西成公路伏击兵車，敌军车队有7、8辆，我军打第一辆（以为只有一辆），打死一个，敌兵全部跳车，有的枪留在车里。过后，援兵赶到，我军已撤离火线。
1970年1月17日，蔡瑞庆副政委不幸牺牲。为了纪念他，同志们把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改名为“1.17”战斗队。“1.17”战斗队尽管面对蔡副政委、刘洪副支队长的牺牲，面对陈明惜支队长投诚叛变，但同志们在沈泽清与张庭芳的带领下坚持斗争，直至“斯里阿曼”谈判。
第四节 第二省武装力量陷於瓦解
第二省除了有北加人民军之两个支队外，1964年还成立一支20多人的鲁巴河武工队，队长是范子香（李洪彬），指导员是黄赛英。这支武工队主要在英吉里利副县活动，它以农会为组织形式，分别开展华区和民族区的工作，以华区工作为主，民族区工作为次。所谓“武工队”，就是以武装的形式搞群众工作。在国内他们分散搞，由于活动频繁，范子香又较激进，暴露较大，导致敌人进兵“围剿”，到处设下埋伏，民防队也频繁出动侦察搜索。英吉里利的马纳区和马鹿区分别都有三个一组同志被袭击而牺牲。鲁巴河武工队在国内活动将近两年，付出不小代价，后来撤回边区。
1968年底，黄纪作从马罗河回到第二省印尼边界，开展边区与第二省的武装斗争。随后，他把这里百多人的部队重组为10.26战斗队、3.30战斗队和1.17战斗队。
10.26战斗队是由吴铁等数十人所组成，其主要任务是，警卫总部领导黄纪作；负责边区与国内的联络；出版《人民军报》和《朝阳》；搞边区与国内的民族工作，以及华区的群众工作。
1969年之前，10.26战斗队主要驻在印尼边区的多脑河，后来转移到接近板督一带驻下。印军结束了对西部印尼边区的围剿，他们更能集中精力与兵力对付第二省印尼边区的武装力量。在敌军不断加强围剿和对群众威迫利诱下，有的同志牺牲，有的被变质的伊班人陷害，有的逃跑叛变，斗争环境日益艰险与困难。为了应付这种不利局面，以期扩大回旋余地，更好解决粮食问题，领导机关派一批精干到第一、二省边区开辟新区，但由于叛徒阿利等的出卖，在经过联络点时，相继有多位同志被伏击牺牲。这样，剩下的同志越来越少，内部困难越来越大。
3.30战斗队有数十人，队长是李洪彬，副队长是沈坚平。战斗队主要的工作地区是在都劳河上游，这是后期才开辟的，之前主要是在印尼边区古拉河一带搞民族工作。3.30战斗队主要任务是搞民族工作，和对敌作战。第二支队和3.30战斗队前后共打了约八场埋伏战，缴获20多把武器。
之后，为了较机动的活动和更方便工作，整大队分为两小队，分别由沈坚平与李洪彬各带一小队。
后来，沈坚平这小队又分成两个小组去进行工作。一组由沈坚平带领，另一组由宗希带领。在这两组分开去工作时，沈坚平却带一些组员向敌军投降。宗希一组后来也坚持不了，最后也离队自首。李洪彬一队也分成两个组，李洪彬带一组，另一组由亚丁和江流等组成。这两组有的牺牲，有的被坏伊班人杀害，有的投诚。3.30战斗队到最后也瓦解了。
1.17战斗队的前身是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是以蔡瑞庆牺牲日期而命名的战斗队。到了1972年5月，黄纪作把1.17战斗队与10.26战斗队两队合并成为警卫队，人数只剩下27人。到“斯里阿曼”谈判时，第二省武装力量剩下不到20人。
黄纪作从1965年开始在第二省先后建立了北加人民军两个支队和一支武工队，人数有一百几十人，经过8年的斗争，以至最后包括纪作在内，只剩下19人。“斯里阿曼”后更没有人留下，第二省武装力量彻底瓦解。
探究原因，1968年10月第三支在马罗营地被印军轰炸，作一定的分散是正确的。但从当时情况看，纪作未必需要立即转去第二省的第二支，因为之后的围剿并不严重，存粮也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纪作可以坚持在第三支既可加强第三支基地的领导又能灵活指挥第二、三省的工作，可以同时派人先与和贵处理好联络，以及按情况再安排自己的动向。纪作久留第二省，既不利工作也不利自己的思想改造。第二省的周旋面积不大，较有华族基础的则集中在两端的板督与英吉利里，巴都林当与西成公路只有稀疏的华族。由于长期来实行分队分组分散活动，部队的各级领导长期处于联系松懈的状态，又缺乏强的独立工作能力，不能有效地克服主客观困难。从1971年之后印尼整个边区境内只有第二省紀作一股力量活动，所以印军更能集中力量于第二省，加上不断对敌进攻夺取武器，活动与重要领导暴露，更使敌人疯狂围剿与残暴镇压群众，进而使群众与内部叛变等消极情绪加剧，又不及时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主动将人员转移到拉让江地区。上述种种原因导致第二省武装力量最终的彻底瓦解。
在此，还值得一提，纪作是东部的主要领导，自1968年以后直到1973年都不曾到第三省检查工作、召开中央第二分局的会议，与洪楚廷等第三省的领导讨论与部署东部的斗争。换言之，实际上并汲有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领导之间的互相了解、监督与友情也难以实现。他的作法不禁让人发出疑问：不知他如何去理解“9.19”会议所确定的“今后北加武装斗争的重点是东部”？
④为使他们（印尼兵）一时不知我们真正离去的方向，俾便顺利回到三支，字条是这样写的：既然你们不要继续反抗大马，我们只好把你们的武器带回马来西亚，继续斗争。
⑤由于组织不健全，也没有处理好组织关系，实际上第三省（后来包括第六、七省）工作是由洪楚廷领导，贝文对一直在中游，1974年就跟随斯里阿曼行动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