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1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万木桥
在2024年10月那场震惊世界的导弹拦截战中，伊朗防空系统曾以惊人的拦截率成功抵御了以色列的大规模空袭，被外界誉为“空中烟花秀”。然而仅仅数月后的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的“先发制人精准联合打击”却让伊朗防空系统形同虚设，不仅多个关键军事目标被毁，甚至还传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在袭击中丧生的消息。
伊朗这种戏剧性的反差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曾经高调展示防空实力的伊朗，为何在关键时刻无力反击？本文将从技术缺陷、战略误判、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结构问题四个维度，深入剖析伊朗防空系统从“神话“到“失灵”的全过程。
从“空中烟花秀”到防空失灵：战况对比分析
2024年10月26日，以色列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后，伊朗方面高调宣布其防空系统取得了“极高的拦截率”。据伊朗官方通报，以色列战机发射的远程空基导弹大多被成功拦截，仅有部分雷达系统受损，4名士兵死亡。当时国际军事观察家普遍认为，伊朗通过国产“巴瓦尔-373”防空系统和俄罗斯提供的S-300系统构建了较为完善的防空网络，加之长期实战经验积累和情报网络支持，形成了对以色列空中威胁的有效遏制。
当地时间13日凌晨3时20分许，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区传出巨大爆炸声。图源：新华社
然而，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的空袭却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多个重要军事设施遭受重创，包括沙赫鲁德航空航天中心、比贾尔防空阵地、班达尔伊玛目霍梅尼防空阵地等关键目标均被精准摧毁。尤为严重的是，伊朗全部四个S-300防空导弹阵地均被以军F-35隐身战机摧毁。更令伊朗雪上加霜的是，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在袭击中遭暗杀，这位自2016年起负责协调正规军与革命卫队日常行动、制定作战计划并向最高领袖汇报军事战略的核心人物身亡，对伊朗军事指挥系统造成难以估量的打击。
两场战事结果的巨大反差揭示了几个关键问题：首先，以色列明显调整了攻击策略，从相对常规的导弹袭击转为以隐身战机为主的高科技精确打击；其次，伊朗防空系统在面对不同攻击模式时表现出严重的能力不均衡；最后，伊朗在情报预警、指挥协调和快速反应等关键环节存在致命缺陷。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伊朗防空系统从“神话”到“失灵”的戏剧性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4年10月的防御战中，伊朗防空系统主要应对的是以色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些目标飞行轨迹相对固定，易于雷达捕捉和拦截。而2025年6月的袭击中，以色列出动了超过100架包括F-35在内的先进战机，这些隐身战机能够有效规避雷达探测，加之电子干扰手段的配合，使伊朗防空系统难以锁定目标。这一技术代差成为决定两场战事不同结果的核心因素。
技术代差：伊朗防空系统的致命短板
伊朗防空系统在面对以色列先进隐身战机时暴露出的技术缺陷是其无力反击的首要原因。2025年6月的空袭中，以色列出动了超过100架F-35隐身战机，这些第五代战机凭借先进的隐身设计和电子战能力，轻松穿透了伊朗的防空网络。与2024年10月主要拦截导弹和无人机的情况不同，伊朗防空系统在面对隐身战机时几乎完全失效，这揭示了其技术体系中的几个关键短板。
雷达探测能力的局限性是伊朗防空系统的首要弱点。伊朗目前主要依赖的“巴瓦尔-373”防空系统虽然号称探测距离可达450公里，跟踪距离达400公里，但其雷达频率和信号处理技术难以有效识别和跟踪隐身目标。F-35的雷达反射截面(RCS)仅约0.001平方米，相当于一只小鸟的大小，传统雷达系统极难在远距离上发现。更严重的是，伊朗从俄罗斯引进的S-300系统全部四个阵地在此次空袭中被摧毁，而这些系统本应是伊朗对抗隐身战机的中坚力量。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自顾不暇，无法及时为伊朗补充损失的防空装备，使伊朗陷入被动局面。
反隐身技术的缺失使伊朗防空系统在面对F-35时形同虚设。现代反隐身技术主要依赖低频雷达、多基地雷达系统和红外探测等手段，但伊朗在这些领域的研发和应用明显滞后。美国战争研究所的分析指出，伊朗防空系统缺乏先进的反导系统和雷达系统，在面对隐身战机和远程导弹的打击时显得力不从心。尤其致命的是，伊朗的防空指挥系统存在严重缺陷，各防空单元之间缺乏有效的数据链连接和实时信息共享，无法形成协同作战能力。
电子战能力的代差进一步放大了伊朗的劣势。以色列空军不仅拥有隐身战机，还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战系统，能够干扰、欺骗甚至接管敌方雷达系统。在2025年6月的空袭中，以军显然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使伊朗防空系统陷入混乱。据军事专家分析，伊朗的电子对抗能力主要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水平，难以应对现代综合电子攻击。这种电子战能力的代差不仅影响防空系统的有效性，还严重削弱了伊朗的预警和指挥控制能力。
防空导弹的性能局限也是导致拦截失败的重要因素。伊朗现役的防空导弹主要针对非隐身飞机和中短程导弹设计，在速度、机动性和制导精度方面难以有效拦截高性能隐身战机。即使是较为先进的“巴瓦尔-373“系统，其导弹的末端速度和机动过载也明显不足。相比之下，以色列在2024年拦截伊朗导弹时使用了包括“铁穹“、“大卫弹弓“和“箭-3“在内的多层次防空系统，形成了从低空到高空的完整拦截网络，而伊朗则缺乏这种系统化的防空体系。
表：伊朗主要防空系统性能与以色列F-35对比
技术短板的核心在于伊朗长期受到国际制裁，难以获取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虽然伊朗通过逆向工程和自主研发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关键领域如相控阵雷达、高性能计算机和精密制导技术方面仍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这种技术代差在面对以色列这种拥有全方位军事优势的对手时尤为致命，也是伊朗防空系统从“空中烟花秀”到完全失灵的根本原因之一。
战略误判：伊朗领导层的致命错觉
伊朗在2024年10月成功拦截以色列导弹后，其领导层可能陷入了一种危险的安全错觉，低估了以色列的军事决心和技术创新能力。这种战略误判直接导致伊朗在防御准备和危机应对上出现一系列失误，最终酿成2025年6月的惨重损失。伊朗的战略误判主要体现在对以色列报复决心的低估、对自身防空能力的过度自信，以及对地区局势变化的错误解读三个方面。
对以色列报复决心的低估是伊朗最严重的战略失误。2024年4月13日，伊朗首次从其领土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300枚导弹和无人机，标志着两国长期“影子战争”格局的转变。尽管大多数弹药被拦截，但伊朗此举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战略忍耐政策，向以色列传递了强烈挑衅信号。伊朗学者哈姆扎·萨法维当时分析认为，这次行动“标志着伊朗领导层‘战略忍耐’路线的终结”，但德黑兰似乎没有充分预料到以色列后续的强烈反应。2024年10月1日，伊朗再次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并首次使用“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这种逐步升级的挑衅行为无疑刺激了以色列采取更严厉的报复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4年10月袭击后，《华尔街日报》就曾援引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警告称，以色列已明确表示将直接袭击伊朗的核设施和石油设施作为报复。然而伊朗领导层似乎认为其防空系统足以威慑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未能及时调整防御部署。这种对敌方意图和决心的误判在军事史上屡见不鲜，但代价往往极为惨重。
对自身防空能力的过度自信使伊朗忽视了系统脆弱性。2024年10月那场被伊朗宣传为巨大成功的“空中烟花秀”拦截战，实际上掩盖了其防空体系的严重缺陷。当时以色列可能只是进行了一次试探性攻击，旨在评估伊朗防空系统的实际能力，而非全力打击。伊朗却将这次相对成功的防御视为其防空体系成熟的标志，忽视了以色列可能采取更复杂攻击模式的风险。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研究员芭芭拉·斯拉文曾指出：“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标志着伊朗领导层‘战略忍耐’路线的终结”，但这种主动出击的姿态也使伊朗暴露在更大风险中。
伊朗对国产“巴瓦尔-373”系统的性能宣传存在明显夸大。虽然官方声称其探测距离达450公里，但实际作战效能受多种因素制约，特别是对抗隐身目标和电子干扰时的表现。此外，伊朗防空系统严重依赖从俄罗斯进口的S-300系统，而这些系统在2025年6月的空袭中被悉数摧毁。由于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短期内无法为伊朗补充这些高端防空装备，使伊朗陷入防空能力真空的困境。
表：伊朗战略误判的主要表现与后果
对地区局势变化的错误解读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战略困境。2024年底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事实上的垮台，使伊朗失去了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以色列正试图“一次性解决叙利亚境内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而叙利亚政局的剧变确实为以色列打击伊朗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伊朗领导层似乎未能及时调整其地区战略，仍然依赖已经严重削弱的“抵抗轴心”代理网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伊朗的国家安全战略建立在三根支柱上：弹道导弹能力、地区代理人网络和核问题。然而在2024-2025年的冲突中，伊朗的前两根支柱已遭到严重削弱——弹道导弹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效果有限，而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等代理人组织也遭到以色列的致命打击。在这种背景下，伊朗本应更加谨慎地处理与以色列的对抗，但其领导层却选择了继续升级冲突的策略，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核心圈子的决策过程存在严重的信息过滤问题。德黑兰的决策往往基于意识形态考量而非现实军事评估，这种倾向在危机时刻尤为危险。2025年6月空袭后，伊朗面临国内巨大的舆论压力，既要展现强硬姿态维护政权合法性，又缺乏实际反击能力，陷入两难境地。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前期战略误判积累的恶果，也预示着伊朗在未来中东格局中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外部环境恶化：伊朗的战略孤立与盟友缺失
伊朗在2025年遭受以色列毁灭性打击而无力有效反击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其面临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与2024年相比，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明显削弱，传统盟友支持力度下降，国际社会同情减少，而美国的立场转变更是直接影响了以伊对抗的力量平衡。这种不利的外部环境大大限制了伊朗的应对选项，使其在遭到打击后难以组织有效反击。
叙利亚战略支点的丧失对伊朗构成了沉重打击。2024年12月，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和极端组织攻入大马士革，阿萨德政权宣告结束。这一剧变使伊朗失去了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和军事存在基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叙利亚政权的倒台确实为以色列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前，伊朗通过叙利亚领土向黎巴嫩真主党输送武器和物资，并在叙利亚部署军事人员和设施，形成对以色列的战略威慑。随着这一通道的中断，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大幅缩水，反击能力也随之减弱。
代理人网络的削弱进一步限制了伊朗的应对手段。长期以来，伊朗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代理人组织，构建了针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抵抗轴心”。然而在2024-2025年的冲突中，这些组织遭到系统性打击——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遇袭身亡，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副指挥官尼尔福尚也一同遇难。
这些损失使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严重受损，难以像过去那样通过第三方对以色列实施报复性打击。2025年6月冲突升级后，尽管也门胡塞武装内部消息人士警告“一旦伊朗遭受攻击，则意味着整个中东地区将面临战争”，但这些组织的实际干预能力已大不如前。
美国立场的转变是以色列能够放手打击伊朗的重要因素。与2024年4月伊朗首次从本土袭击以色列时不同，2025年6月冲突前夕，美国已明确告知以色列“美国不会参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这实际上变相为以色列的单独行动开了绿灯。更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初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就职后，其对伊朗政策明显趋硬。
特朗普在6月11日明确表示“中东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这种强硬表态无疑鼓舞了以色列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相比之下，在2024年4月的危机中，美国还积极参与拦截伊朗导弹，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保持一定距离。
表：2024年与2025年伊朗外部环境对比
国际制裁的持续影响限制了伊朗军事能力的提升。尽管伊朗在武器禁运背景下发展了一定的自主国防工业，但关键技术和部件仍依赖外部输入。长期制裁使伊朗难以获取先进的雷达系统、电子战装备和精密制导技术，导致其防空系统存在明显技术代差。2025年6月空袭后，伊朗急需补充损失的S-300防空系统，但由于俄乌战争持续，俄罗斯自身军事资源紧张，难以为伊朗提供及时支持。这种外部技术输入的断绝使伊朗陷入被动局面，短期内无法重建有效的防空网络。
地区国家态度的转变也使伊朗更加孤立。随着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推进，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相对下降。特别是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伊朗失去了连接黎巴嫩的重要陆路通道，地区战略布局被打乱。2025年冲突中，周边国家如伊拉克、黎巴嫩和约旦宣布暂时关闭领空，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暂停所有使用伊朗领空的航班，这些措施虽为安全考虑，但也反映了地区国家对伊朗的疏远态度。相比之下，以色列则能够利用与部分阿拉伯国家的默契，获取一定程度的情报支持和军事合作。
国际舆论场的转变同样不利于伊朗。2024年4月伊朗驻叙利亚领事馆遭袭时，国际社会反应相对冷淡，政治分析人士瓦埃兹指出：“如果美国和其它西方大国对以色列袭击做出不一样的回应，伊朗也许不至于会向以色列发射300多枚导弹、无人机或火箭弹”。而到了2025年，随着伊朗加速铀浓缩至60%丰度并威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社会对伊朗的警惕性提高，对其遭受打击的同情度下降。这种舆论环境的变化使伊朗在道义和外交上更加孤立，难以争取国际支持来制约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伊朗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并非偶然，而是其长期战略选择和国际格局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伊朗坚持对抗以色列和美国的外交路线，支持地区激进组织，导致与温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另一方面，全球地缘政治重心转移和大国竞争加剧，使伊朗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优先级相对下降。在这种不利的外部环境下，伊朗在遭受以色列打击后难以组织有效反击，也缺乏足够的国际支持来制约以色列的进一步行动，从而陷入战略被动局面。
内部结构缺陷：军政分裂与资源错配
伊朗在2025年面对以色列打击时表现出的无力反击，不仅源于外部环境恶化与技术短板，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其政治军事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缺陷。这些长期存在的制度性问题在危机时刻被急剧放大，严重削弱了伊朗的防御与反击能力。伊朗的内部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正规军与革命卫队的二元分立、军事资源分配失衡、指挥系统僵化以及军工创新乏力等方面，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伊朗防空体系失效的体制性根源。
军政体系的双轨分立是伊朗国防结构的根本性弱点。伊朗独特的“双军事系统”——由国防部管辖的正规军和直接听命于最高领袖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本意是互相制衡确保政权安全，却在实战中导致严重的指挥混乱和资源分散。革命卫队掌控着最精锐的导弹部队和特种部队，而正规军则负责传统国防任务，两者在装备、训练和作战理念上存在明显差异。在2025年6月的危机中，这种分立体制严重影响了伊朗的快速反应能力。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的身亡更使本已脆弱的协调机制雪上加霜。正如外界观察所指出的，伊朗内部的“双军事系统”、“双政治派系”造成了其内部分歧巨大，给了美以情报机构巨大的行动空间。
军事资源分配失衡导致防空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伊朗将大量资源投入到进攻性导弹项目和支持地区代理人上，相对忽视了国土防空系统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伊朗的国家安全战略有三根支柱：弹道导弹能力、地区代理人网络和核问题。在这种战略指导下，伊朗发展了大量中远程弹道导弹，包括射程达2000公里的型号，以及“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等先进武器，但对防空系统的投入明显不足。即使在引进俄罗斯S-300系统后，伊朗的防空网络仍存在大量空白区域，特别是对抗隐身战机和高超音速武器的能力薄弱。这种攻强守弱的能力结构使伊朗在遭到先发制人打击时异常脆弱。
指挥系统僵化与创新乏力制约了伊朗应对新型威胁的能力。伊朗军事体系高度centralized的决策机制无法适应现代高技术战争的快节奏需求。在2020年误击乌克兰客机事件中，伊朗防空系统操作员仅有10秒时间决定是否发射导弹，最终做出了错误决定，这一事件暴露了伊朗防空指挥体系的致命缺陷——过度集中、缺乏灵活性。五年后，在面对以色列F-35战机时，同样的结构性问题再次显现。伊朗的军事文化强调服从和意识形态纯洁性，相对轻视专业性和技术创新，这种文化在和平时期尚可维持运转，但在面对以色列这种技术先进、战术灵活的对手时，就显得力不从心。
军工复合体的效率低下使伊朗难以自主填补技术缺口。尽管受到国际制裁的逼迫，伊朗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巴瓦尔-373”防空系统等国产装备，但其军工系统普遍存在效率低下、创新不足的问题。伊朗的军事研发过度依赖逆向工程和渐进式改进，缺乏突破性创新能力。在关键领域如相控阵雷达、高性能计算机和精密制导技术方面，伊朗仍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此外，军工系统的腐败和官僚主义也严重影响了装备研发和生产的效率。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伊朗防空系统在面对以色列新一代威胁时无法及时升级应对。
表：伊朗军事体系内部结构问题对防空能力的影响
人才体系的缺陷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技术困境。长期制裁和国际孤立使伊朗难以培养和留住顶尖军事技术人才。与以色列拥有大量受过世界一流教育、具备实战经验的军事专业人员相比，伊朗的防空部队人员素质存在明显差距。2020年误击乌克兰客机事件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哈吉扎德承认，操作员误将客机当作巡航导弹击落，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技术系统缺陷，也反映了人员训练不足的问题。五年后，在面对更复杂的隐身战机威胁时，伊朗防空人员的专业短板更加明显。
经济困境对国防投入的制约是伊朗难以克服的长期挑战。美国“极限施压”制裁严重削弱了伊朗的经济基础，使其国防预算捉襟见肘。伊朗石油出口收入因制裁大幅减少，而支持地区代理人和维持核计划又耗费了大量资源，留给防空系统现代化的资金十分有限。这种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在国防建设上做出艰难取舍，往往优先保障更具宣传效果的进攻性武器项目，而相对忽视默默无闻却至关重要的国土防空建设。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伊朗试图通过重点保护核设施等关键目标来构建“点防御”体系，但这种策略在面对以色列大规模精确打击时显得脆弱不堪。
伊朗军事体系的这些结构性缺陷是长期积累形成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军政双轨制源于伊斯兰革命后的权力安排，事关政权核心利益，改革阻力巨大；资源分配失衡反映了伊朗“以攻代守”的战略文化；而指挥系统僵化和军工效率低下则与伊朗政治体制的整体特点密切相关。这些深层次问题意味着，即使伊朗认识到防空系统的不足，也难以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实现快速有效的改进。在2025年遭受重创后，伊朗面临痛苦的战略抉择——是继续维持现有军事体系架构，承受可能更大的安全风险；还是启动艰难的结构性改革，重塑国防能力基础。无论选择哪条路径，都将对伊朗未来的国家安全和中东地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走向：伊朗的困境与中东新格局
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精准打击不仅造成了即时的军事损失，更将对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和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伊朗从2024年高调展示防空实力的“胜利者”姿态，到2025年在以色列打击下几乎无力反击的困境，这一戏剧性转变预示着中东安全秩序可能进入新阶段。分析伊朗未来的可能应对策略及地区影响，需要考察其军事选项的局限性、国内政治动态、核计划前景以及地区格局重组等多重因素。
伊朗德黑兰遭袭/图源：央视新闻
伊朗的报复选项与局限性在遭受打击后显得尤为突出。虽然伊朗方面威胁将对以色列实施“对等回应”，扬言“抹平以色列的核设施”，但其实际报复能力受到多重制约。一方面，伊朗的导弹部队虽规模可观，但在以色列多层次防空系统面前效果有限——2024年4月的袭击中，伊朗发射的300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绝大多数被拦截。另一方面，伊朗的代理人网络已严重削弱，真主党、哈马斯等组织在前期冲突中损失惨重。更关键的是，伊朗防空系统在2025年6月空袭中暴露的脆弱性使其处于极端不利地位——任何大规模报复都可能招致以色列更猛烈的反击，而伊朗缺乏有效防御手段。在这种困境下，伊朗最可能采取“象征性报复+长期消耗”的策略，即发动有限度的导弹袭击展示决心，同时通过代理人和网络战等手段进行低强度持久对抗。
国内政治压力与核决策将成为影响伊朗后续行动的关键变量。以色列空袭直接打击了伊朗的核设施和军事指挥系统，特别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的身亡对国家安保体系造成重大冲击。这些损失使伊朗领导层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可能迫使其采取更激进的核政策。事实上，在遭受打击前，伊朗已加速铀浓缩至60%丰度，接近武器级水平。未来伊朗可能采取两种并行策略：公开场合可能暂停或限制部分核活动以避免进一步刺激国际社会；暗地里则可能加速核武器研发，争取尽快获得实质性的核威慑能力。这种双轨策略风险极高，既可能招致更严厉的国际制裁和军事打击，也可能引发地区核竞赛——沙特、埃及等国可能效仿伊朗寻求核技术。
军事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将决定伊朗未来国防能力的重建方向。2025年的惨痛教训使伊朗意识到其防空系统的全面落后，特别是对抗隐身战机和高超音速武器的无能。未来伊朗可能寻求三个方面的改进：一是加速国产“巴瓦尔-373”系统的升级，提高其反隐身和电子战能力；二是争取从俄罗斯获取更先进的S-400防空系统，尽管俄乌战争使这一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三是探索新的军事合作伙伴关系，如有报道猜测伊朗可能引进中国的红旗-9防空系统或“寂静狩猎者”激光防空炮，尽管这些传言尚未得到官方证实。无论选择哪条路径，伊朗都面临严峻的资金和技术挑战，其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将十分艰难。
表：伊朗未来可能的战略应对选项与挑战
地区格局的重组将因这次冲突而加速。2024年底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倒台已经动摇了伊朗精心构建的“抵抗轴心”，而2025年6月的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以色列通过这次成功的先发制人打击巩固了其军事优势地位，可能激励其采取更积极的中东政策。阿拉伯国家在这场冲突中的态度也值得关注——有分析指出“中东‘逊尼派’沙特等国，又重新与‘伊朗关系’紧张，不排除会暗中协助以色列”。这种态势可能促使中东形成以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为一方、伊朗及其残余盟友为另一方的新对抗格局，而叙利亚、伊拉克等动荡国家则成为双方争夺的战场。
全球战略影响将超越中东地区范围。伊朗遭受打击而无力反击的景象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在美国默许下，以色列有能力单方面改变地区军事平衡。这一案例可能刺激其他地区大国加速发展军事力量，特别是反隐身技术和核威慑能力。在经济层面，冲突已导致全球市场震荡——“美股股指期货跳水，纳指期货现跌1.5%，标普500指数期货跌1.3%，道指期货跌1.1%”，而油价可能“飙升至150美元/桶以上”。如果紧张局势持续，全球能源市场和供应链将面临更大冲击，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冲击可能是这场冲突最深远的影响。伊朗加速铀浓缩至接近武器级水平，以及以色列先发制人打击核设施的案例，为其他“核门槛国家”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教材。一方面，伊朗的遭遇可能被解读为“无核国家在面对核国家时的脆弱性”，刺激更多国家寻求核武器；另一方面，以色列的成功打击也可能强化“预防性军事行动可以有效遏制核扩散”的观点。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解读将使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陷入更深的困境，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等大国的立场和角色也备受关注。中国一贯主张通过政治对话解决伊朗核问题，反对单边军事行动。未来中国可能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呼吁克制，推动局势降温，同时在双边层面与伊朗保持正常交往。值得注意的是，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伊朗可能引进了中国的防空系统，如果属实，这将是中国影响中东安全格局的一个重要支点。不过，中国也会谨慎避免过度卷入中东冲突，保持相对平衡的立场。
2025年6月的这场冲突标志着中东战略格局进入新阶段，伊朗从地区博弈的积极塑造者沦为被动应对者，以色列则通过军事和技术优势巩固了其安全地位。然而，这种力量对比的剧烈变化并不必然带来地区稳定——伊朗虽暂时受挫，但其庞大的导弹库存、残余的代理人网络和潜在的核选项仍构成长期威胁；以色列的军事胜利也无法根本解决其面临的安全困境。中东地区可能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期，既有冲突模式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形成，各方将在试探和博弈中重新定义红线和实力边界。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社会的协调作用、大国的克制态度以及地区国家间的对话渠道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