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帅军:这就是美国——合法腐败 合法强盗

尹帅军 · 2016-06-29 · 来源:尹帅军个人微信号

【摘要】资本主义掠夺的第一个层次是资本家对工人雇佣劳动的剥削。第二个层次则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普通公众的掠夺,国家的公共职能的私营化,仅仅为一小撮统治精英服务,同时剥夺大部分的公众职能。在此之外,还有一部分非法的腐败行为,这也是损害公众利益的一个层次。这几种行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损害公众的利益,为一小部分统治阶层、利益集团服务。

总部位于柏林的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2011世界各国廉洁印象指数排行榜》,对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排名,其中美国名列第24,位于前列。在他们的排名中,美国是一个很廉洁的国家。

我们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非常亲美、媚美,美国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家。他们认为三权分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造就了美国的廉洁政治。但是这个廉洁排行却与美国公众对国家的感受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的四大恶人

首先来看美国公众对政府和体制的评价:2011年9月全球著名民意测验与商业调研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司民调显示,81%的美国人不满政府管理国家的方式。而另一著名的民意测验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4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近80%美国民众不信任政府。

再来看美国公众对国会的评价:2010年盖洛普公司民调显示,在民众心目中,国会议员是道德水准和诚信度最低的人群,对众议员的评价甚至比汽车推销员还低,55%的人把众议员列入道德水准“低或很低”一类”。2010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共同推出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约有92%的美国人不希望现任国会议员继续连任,调查显示81%的美国人希望现任国会议员下台。而80%的美国人认为国会更热衷于为特殊集团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人民。2012年2月8日盖洛普公司民调显示,86%的受访者不满国会,显示民众极度厌倦参众两院议员。

再来看美国公众对统治阶层华尔街及主流媒体的评价:2011年10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联合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7成美国受访者厌恶华尔街金融机构,68%对当今美国政府没有好感,53%不喜欢主流媒体。

华尔街、政府、国会、媒体成为了美国民众厌恶的“四大恶人”。2008年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国内的矛盾激化。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美国民众宣称,“这次游行活动旨在表达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不满”,他们宣称“我们代表社会的99%,我们不再忍受那1%的贪婪与腐败”。

2011年8月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有4600万人靠领“食品券”维持生活,大约占总人口的15%,每6至7人中就有一个人靠粮票度日。

2010年美国有462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人口贫困率达到创纪录的15.1%,其中儿童贫困状况尤为严重,儿童贫困率高达21.6%,每五个儿童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中,贫困儿童总数高达1575万。1700万妇女生活在贫困中,妇女贫困率14.5%,其中有750万妇女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至今,美国政府未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公约》。

资本主义剥夺的三个层次

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美国的廉洁程度又如此之高,理应让民众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事实却相反。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美国廉洁排名靠前,另一方面却是美国民众对于国家的极端不满意?

不可否认,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统计方法、统计数据存在一个问题,由于意识形态和西方世界的偏见等因素,它低估了美国的腐败程度,高估了美国的廉洁程度。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美国存在着大量的合法腐败行为、合法强盗行为,这样的行为被国际透明组织完全忽略了。

资本主义掠夺的第一个层次是资本家对工人雇佣劳动的剥削。第二个层次,则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普通公众的掠夺,国家的公共职能的私营化,仅仅为一小撮统治精英服务,同时剥夺大部分的公众。在此之外,还有一部分非法的腐败行为,这也是损害公众利益的一个层次。这几种行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损害公众的利益,为一小部分统治阶层、利益集团服务。

与非法的腐败行为比较而言,合法的掠夺、腐败行为其实占据更大的份量,它对公众利益的损害更为严重。本文主要讨论合法的腐败、强盗行为,讨论国家的私营化,资本所控制下的权力系统如何剥夺公众。

另外,同一个行为到底是非法还是合法,也是因国体而异、因人而异。同样的掠夺、腐败行为,在中国可能是非法,但是在美国却是合法。同样的掠夺、腐败行为,对于美国老百姓可能是非法,但是对于美国国会议员、法官等却是合法。明白了这里面的差别,我们就更能理解资本所控制下的美国国家权力的本质。

美国是一个政商财团一体的国家,一小撮垄断资本家集团控制了国家的方方面面。三权分立下的行政(政府)、立法(国会)、司法(法官、警察、监狱、律师等)存在大量的合法腐败、合法强盗行为;号称“第四权力”的媒体也存在大量的合法腐败、合法强盗行为;国家暴力机器的军事部门也存在大量合法腐败、合法强盗行为;而在经济领域更是存在大量的合法腐败、合法强盗行为。美国政府的许多国家职能已经私人化、私营化,或者正在私人化、私营化。

高官的“旋转门”

美国的旋转门政治,早已使得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成为一个笑柄。今天是大公司的负责人,明天就是政府的负责人。今天是政府的负责人,明天又是大公司的负责人。还有更离谱的,同一时间既是政府高官,又是商界人士。

这样的行为如果放在中国,肯定是违法的,老百姓肯定是民怨沸腾。但是在美国这却是合法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已经是美国政治最鲜明的代表,政界商界人人乐此不疲。

小布什、老布什都是总统,布什家族的产业遍及石油、银行、军工企业等等。小布什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任期内,卖掉了洛克希德、波音与其它国防承包商的股票,但是却依旧持有吉里德公司股票。该公司拥有非典、禽流感、猪流感疫苗达菲的专利权。他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在他任期内,一些机构和媒体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禽流感、猪流感的恐慌情绪。该公司因此大赚一笔。

克林顿政府的前财长罗伯特 鲁宾曾在高盛工作36年,后来又担任花旗银行副总裁;布什政府的前财长亨利·保尔森曾担任高盛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曾担任高盛副总裁;小布什政府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史蒂芬·弗里德曼曾担任高盛董事长;小布什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乔舒亚·博尔腾曾担任高盛执行董事;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曾担任高盛原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而现任总统奥巴马其实也是高盛的押宝对象,新闻报道曾指出,“2006年,当时身为参议员的奥巴马在国会的影响力并不大。然而这奥巴马却作为嘉宾出席了高盛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非常私密的金融圈高管私人聚会,而该聚会一直以来足以左右美国甚至全球金融的动向。奥巴马当天不仅抛头露面,还在世界金融精英面前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高盛跟奥巴马的“暧昧”关系开始公开化。”高盛向华尔街大佬正式推销奥巴马。[1]

此次经济危机期间,因为华尔街和高盛的名声实在是太臭了,所以奥巴马的财政部长选用了蒂莫西·盖特纳,盖特纳曾担任出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其实也是个私人银行(这一点会在后面专门介绍)。不过奥巴马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还是选择了摩根大通银行的高管威廉・戴利,此人曾任克林顿政府的商务部长。

这样的例子在美国的政府界和商届其实非常普遍,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顺畅的流水线。在如此明显的合法腐败行为下,即使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家、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深信美国价值观、为美国霸权尽心尽力的布热津斯基,也不得不感叹:“华盛顿已沦为世界上最腐败的首都”。

国会议员的旋转门

国会议员享有立法权、投票权,能够决定重大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比如金融危机期间就可以投票决定拨款和救市行为,因此国会议员便成为各大公司、利益集团公关的对象。“金钱购买了沟通的途径”,这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麦凯恩讲话,也是国会议员的真情告白。国会议员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议员和官员、私人资本成为紧密连接的一体。

政府官员可以同大公司实行旋转门,国会议员也有旋转门的渠道。离开白宫和国会山咫尺之遥就是著名的K街,这条街集中了大批游说集团和公关公司。大公司、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公司对国会议员、官员进行公关,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在国会议员任职时,游说公司可以给议员提供很多好处。而在国会议员去职之后,则大量进入游说公司任职。

比如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离职后为房利美提供咨询服务。原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利文斯通创办“利文斯通集团游说公司”公司网站首页打出广告:“公司创办人罗伯特•利文斯通,院外游说业中独一无二,曾担任过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2]

美国“公民”(Public Citizens)组织在2005年公布的一份调查发现,1998年以来,43%的议员离开国会山之后,到K街从事游说。[3]

美国宪法保护这种游说行为。国会议员已经变成利益集团的说客而已。当然,不仅国会议员会进入说客公司,还有超过一半的高级行政官员在去职后也进入说客公司,或兼职,或专职

曾任克林顿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的约翰·波德斯塔(后来任奥巴马胜选后交接班子的主管)创办了K街著名公关公司波德斯塔集团,这家公司的广告语便是:“白宫的许多人能告诉你刚刚发生了什么,我们则帮助你改变结果。”[4]

国会议员的软性腐败

不过旋转门和说客只是国会议员的一门生意,国会议员还有更多的生意。

彼得·史威泽 (Peter Schweizer)的著作《把他们全部扔出去》(Throw Them All Out,2011年11月出版),披露了美国国会议员大量的合法腐败行为。

国会议员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内幕消息大发横财,比如金融危机救市前夕,掌握内幕消息的议员就可以大量购买某个股票或者股指期货,救市政策出台后,他就可以发大财,这样做合法。

议员也可以用低价购买大公司的原始股,而后获得股票涨价的收益,这相当于大公司变相送大礼给议员,这样做也合法,因为这是议员的个人投资行为。

还有大公司直接给议员的政治捐款等行为,这也合法。还有付给演讲费用、稿酬、借助开会长途旅游等行为,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

同样的行为,普通民众违法,国会议员合法

华盛顿州的前众议员布赖恩·贝尔德(Brian Baird)是议员中的另类。他曾三次提出《禁止利用国会内幕信息进行交易》“Stop Trading On Congressional Knowledge Act”的议案。“一直到他最后一次提案,贝尔德才争取到一次众院听证会机会。让他和一些专家向议员们论证此法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众议院有435位议员,但是却几乎没有人来听他的论证。当时贝尔德已经当了10年半众议员,是一位资深国会议员,可他的提案经过6年的争取才得到的听证会,竟然遭到如此冷落。贝尔德对CBS《60分钟》节目主持人说,他没有利用内幕信息做买卖,被同僚们看作是一个白痴。”[5]国内学者方鲲鹏的《美国议员软性腐败警世录》记录了此事。

这张截图来自CBS报道中插映的听证会录像片段。国内学者方鲲鹏的《美国议员软性腐败警世录》记录了这件事情。

“2011年11月中旬,史威泽的书《把他们全部扔出去》和CBS电视节目中的软性腐败专题推出后,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惯于哗众取宠的国会议员也就一反常态,参议院和众议院很快出现了三个版本的《禁止议员内幕交易法》提案,并且联署的议员达200多位。然而,仔细研究了这三个版本的提案后,耶鲁大学法律教授乔纳森·麦西(Jonathan Macey)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提案又是些玩弄选民的通常把戏,其中的漏洞大到可以让一辆坦克通过,提案成为法律后,内幕交易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为议员们会比以前更清楚,怎样操作内幕交易不违法。[6]此外,这三个版本的《禁止议员内幕交易法》,都只关乎股票交易,没有涉及利用国会内幕信息买卖土地这一类行为。”

方鲲鹏指出,在应用内幕进行交易时,国会议员和普通公民是双重标准,是两套不同的法律。普通公民必须遵守的法律更为严苛,而国会议员却可以合法腐败。

前几年的玛莎·史都华案件就是一个例证,玛莎·史都华听到内幕消息,ImClone制药公司的抗癌新药未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审批,公司股票有可能下跌,该公司的负责人正在出空其股票,史都华因此卖掉该公司股票,避免了45,673美元的损失,为此史都华被判5个月监禁、罚款225,000美元,差不多5倍于她通过内幕交易避免的损失。要知道玛莎·史都华不是ImClone制药公司的管理层,也不是其员工。

毫无疑问,国会议员利用内幕交易的行为,其性质和危害程度远远超过玛莎·史都华案。但是国会议员的行为却完全合法。国会的新提案,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开了更大更合法的后门。

法律保卫金钱选举

2010年1月21日, 美国最高法院就公民联合组织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作出终审裁决。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基本言论自由原则,政府无权限制政治言论。公司、工会(包括公民联合组织)与普通公民一样享有言论自由权。政治捐助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达方式,因此政府无权限制企业对竞选活动的资助。

个人、公司或组织对于公职人员候选人的直接金钱资助有金额限制(以后会不会取消也很难说),但是个人、公司或组织却可以无限制地使用自有资金进行与选举有关的“独立开支”活动,支持或者反对某个候选人。所谓“独立开支”活动,是指该活动没有获得候选人的参与或者合作。

法律认为,资助某个候选人进行宣传的金额仍然受限制,但是直接替某个候选人进行宣传却不受资金限制。利益集团可以更为方便的运用金钱,操纵选举。

公司或组织可以制作、购买广告,以广告方式支持或者反对某个竞选人,也可以无限制的向“选区外社团组织”(包括公民联合组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等)捐款,由其进行各种宣传和活动。这种宣传广告不受金额限制,可以随时播出,受法律保护。“选区外社团组织”区别于候选人的竞选团队,其筹款金额超过候选人的竞选团队,上面提到的公民联合组织是“选区外社团组织”的一个类型。美国法律允许“选区外社团组织”接受匿名捐款。

从这里可以看出,利益集团通过金钱开道,以钱买权,不仅控制国会,控制选举,控制政府,还控制了司法。美国的法律保卫这个体系的运转。

金融危机期间的合法掠夺

12.3万亿美元救助私人银行家和资本家,却不附带条件

明白了美国的政商财团一体,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了大规模的合法掠夺、合法强盗行为。

此次经济危机的主因是金融衍生品,美国的私人银行家等精英统治集团创造出金融衍生产品,合法的掠夺美国人民、世界人民的财富。他们是强盗,但却是合法的强盗。这一点已经是众人皆知,此处不再多说。

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许多美国公众丢失了工作、丢失了房子、丢失了未来。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之时,美国已有500万个家庭失去了住房,未来数年中还有1300多万家庭将失去住房[7]。与此同时,美国的私人银行家等精英统治集团却借助危机大发横财。2010年“福布斯400”显示,全美前400名富豪的财富比去年增长8%。2011年“福布斯400”指出,虽然美国经济发展停滞,但美国最富有人群的财富增加12%”。

国内媒体曾转引美国《彭博市场》杂志报道,从2007年至2009年,私人银行曾从美联储获得7.7万亿美元救援款。这些援助超过了美国历次战争的经费总和。美国从南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战争开支按当前美元价值计算总共约为7.2万亿美元,即使规模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支也只有4万亿美元[8]。

如此巨额的援助,利率低的超乎想象,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紧急贷款利率于2008年12月降至0.01%。

这笔援助让美国私人银行的财富大幅增长。据美联储数据,截至2011年9月30日,美国前六大银行总资产增加39%至9.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在3年前的同一天为6.8万亿美元。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六大银行员工2010年薪酬是美国全体工薪阶层平均值的两倍。

更惊人的是,如此巨额的援助,却无任何附加条件。这让美国公开的救市和宽松政策显得极其可笑。

2008年9月,美国国会议员为7000亿美元的救市而激烈争吵。布什频频发话警告国会要搞清楚救市措施的利害关系。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不惜威胁议会和民众,如果不马上采取大规模救援行动,市场有可能崩溃,美国经济可能陷入旷日持久的衰退。公众批评政府和美联储,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去救助私人银行家,用7000亿美元为银行家提供了金色降落伞。

仅此一事已经够让美国公众愤怒了,但是公众不曾料到,公开的7000亿救市金额其实只是个零头。美联储曾秘密救市7.7万亿美元。

但是这7.7万亿美元其实也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在社会各界的长期压力下,美联储又公开资料。在公开的救市、量化宽松、变相宽松政策之外,美联储曾在国会和社会公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秘密向华尔街注资12.3万亿美元的近乎零利率贷款。

桑德斯参议员是少数还有良知的政界人士,他曾在国会听证时当面质询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他的文章《美联储的行为让人震惊》指出,“原来小布什政府挽救华尔街的7000亿美元救市,同美联储的秘密救市比较仅仅是个零头,美国所有大银行都享受到了美联储的秘密救市,而且还享受到了利率几乎为零的优惠条件……尽管美联储挥霍了如此巨额的美国纳税人金钱,但美联储却没有要求被援救的大银行努力重建我们的经济,并保护普通民众的利益……一小撮人拥有令人震惊的巨大权力,他们获得了以纳税人的金钱为代价的巨额援助,但与此同时普通民众的利益却完全被忽视”。[9]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重要进步思想家大卫·德格瑞则指出:“我曾在经济危机期间撰写过许多报告抨击华尔街的罪行。华尔街自上而下的欺诈犯罪令人震惊。缺乏问责、完全的无视法律,这一切使得我和同事非常愤怒。我和同事搜集了如此大量的华尔街犯罪证据,堆积如山的证据,以至于我们已经疲惫,已经见怪不怪。正当我以为这些银行流氓不可能让我更为震惊时,他们却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10]

不过这12.3万亿美元也只是一部分,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美联储救助私人银行家的数额还会继续扩大,令公众震惊的事情还会发生。

媒体——美国社会的完美粉饰者

美国媒体一直以来都是私人所有,不存在类似监狱、军队的私营化发展过程。但是因为美国私人媒体早已经是主流媒体,早已经肩负起美国价值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是一个私人控制的“国家公器”,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深入认识。为什么私人控制的美国主流媒体被公众称为“三大恶人”之一?

“新闻自由”的谎言

美国号称有着新闻自由,很多还号称独立、客观、公正,但是在意识形态、国际外交、战争等重大问题上,媒体总是与政府保持一致,一点也不独立、客观、公正。两次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反恐战争、叙利亚危机期间,美国媒体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场,指责他国侵犯人权,编造各种谎言,煽风点火,为美国的侵略战争摇旗呐喊。

有资料显示,美国独立230多年,发动过240次战争。所有这些侵略扩张行为,大都获得了美国媒体的舆论支持,都被媒体说得冠冕堂皇,充满正义。

拉萨314事件、新疆暴力事件、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期间,我们中国人更是直接体会到了西方媒体的颠倒黑白、移花接木、编造谎言。

在内政问题上,媒体时不时也会发出一些批评,但是从根本上讲,媒体的价值观是符合美国的主流价值观的。媒体不会与资本主义体制对立,不会与华尔街和统治阶层对立。

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之时,美国各大媒体对于占领运动出奇的沉默,在占领运动发生一个月之时,媒体还异常的低调。当占领运动席卷全国,再不能对此沉默的时候,媒体就开始弯曲占领运动。

占领运动宣称,“我们代表社会的99%,我们不再忍受那1%的贪婪与腐败”,“要工作,不要战争”、“现在就革命”、“重塑美国”。他们要改变美国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媒体却宣称,“占领华尔街”是“小打小闹的街头话题”,“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许多电视主持人对占领运动冷嘲热讽,讽刺示威者是乌合之众,讽刺示威者好吃懒做。

700多名示威者在纽约布鲁克林大桥被以“涉嫌阻碍交通”被捕,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却都没有报道。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其它国家,早已被美国媒体描述成暴政了。

美国媒体热衷于国外的抗议行为,但是却对国内民众的诉求却出奇的沉默。美国媒体不是民意代表,不是公正的代表。

“指望媒体忤逆有钱人的意愿,那简直是最狂乱的乌托邦幻想”

美国政府是为跨国公司服务的,为极少数的人服务,这一点已经很清楚。媒体精英当然也不例外,媒体精英可以从容的进入政界,政界与媒体界其实是一家亲。

今天是奥美广告公司、汤普森广告公司的总监(夏洛蒂·比尔斯),明天就是911事件后负责公共外交的国务次卿,为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反恐战争进行舆论准备;今天是《时代》杂志总编辑(斯特罗伯·塔尔伯特),明天就是驻苏联大使及国务次卿;今天是CNN的记者(戴卫·佛林奇),明天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公关主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同时,媒体又与其它大垄断公司、公关公司(游说公司)联合在一起,它们也是一家亲。他们互派董事,分享情报和信息,联合协作,勾结在一起。华尔街、石油公司的代表坐在媒体的董事位置,媒体的董事常常也是银行、保险公司、跨国公司的合伙人或董事。

美国媒体早已经成为垄断资本家的谋利工具。媒体和资本完全是一家人。

福布斯400数据:1992年福布斯400财富15.5%来源于媒体、娱乐和通讯,2007年福布斯400财富9.3%来源于媒体、娱乐和通讯[1]。媒体、娱乐和通讯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业泡沫的急剧膨胀,金融从1992年的17%增长到2007年的27.3%。虽然福布斯未分列媒体、娱乐和通讯所占的比例,但是也可以看出媒体业的巨大财富。

旅居美国、对新闻传播学深有研究的学者张巨岩写了本书《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书中的资料和观点颇为引人注目。关于媒体一节摘引该书多处内容。有兴趣了解美国媒体的人可以读读这本书。

“世界上最富有的100人中,13人来自媒体。”(麦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

“美国最富有的400人中,57人的财富主要来自媒体。”(《福布斯》2002年9月13日)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总裁李文2000年的收入逾1.6亿美元(《广告时代》)

如今,6家大公司就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媒体资源被集中在一小撮幕后权力精英手中。

《华尔街日报》的威廉·彼得·汉密尔顿撰文指出:“报纸是私人企业,它不欠公众任何债务,公众也没有赋予它特权,它完全是业主的私产,他冒着风险推销自己的产品……”。《时代》公司老板卢斯威胁不听话的采编人员:“我早就说过我是你们的老板,这就是说我可以开除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2]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收购《纽约邮报》后,立即拿起即将出版的报纸大样大改标题,编辑刚提出质疑,默多克当场发火:我买了这张报纸,听我的还是听你们的?[3]

《纽约时报》前资深编辑、媒体学者安楚尔如此描述媒体与资本的关系:“媒体的历史表明,报纸及其现代种种变体大都为那些有钱人的私利服务,但同时它们又为自己塑造了一个为大众提供新闻服务的假面。要指望新闻媒体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忤逆有钱人的意愿,那简直是最狂乱的乌托邦幻想。”

里根总统的私有化经:“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

二战之后,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美国国内也逐渐爆发民权运动,社会主义就像一把枪一样指着资本主义的后背。面对严峻的国内、国际挑战,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曾将大量企业、公共福利等领域收归国有,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但是到了1970年代,国际形势大变。首先是苏联蜕变为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其次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得到缓和。美国的外部压力因此大为减轻。在此之后,英美统治阶层开始在国内国际推行新自由主义,提倡“小政府、大社会”,掀起了国家职能私有化的浪潮。

在国际上,美国支持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军事集团发动政变,培植亲美军政府,借助军政府之手推行新自由主义。军政府采取屠杀、暗杀以及中情局亲授的酷刑等暴力恐怖手段镇压群众,同时采用美国培训的经济学家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管理国家经济,国家职能私营化。

而在英美内部,大约从1970年前后开始私有化。前面提到的房利美公司,最初是一家政府出资公司,后来在1968年前后变成私营公司。但是大规模私有化却是从美国里根总统、英国撒切尔夫人开始。

里根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有一句名言:“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

里根的目的就是国家私有化、私营化。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解散工会、镇压工人罢工,逐步将将基础设施企业、社会公共福利企业等大量国有企业、公共福利私有化。

到了9·11之后,美国的小布什总统更是借反恐怖主义之名,在世界各地推行霸权,在国内搞起警察国家,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斯巴达式的好战国家。同时趁公众注意力集中于9·11之时,在美国国内搞起了更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将暴力系统等国家治理的核心私有化,包括军队、警察、监狱、国家安全与情报系统,另外也包括公立学校、公共卫生、政府管理等领域。

关于国有企业、公共福利的私有化,我们已经知道的很多。但是对于国家治理核心的私营化,中国人了解的并不多。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指出,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是私人银行。宋鸿兵的这个结论让许多国人大开眼界,仿佛打开了一片新世界,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认识美国和世界。

除了中央银行之外,美国政府的其它许多职能也已经私有化了。

FDA不检测、不负责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由转基因巨头检测、并负责

在美国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一个十分火热的问题。美国民众于2011年10月1日至16日举行了“争取转基因食品标识知情权”的大游行,从纽约出发,经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等州至华盛顿,游行队伍要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食品是不是转基因”。此次活动,因为时间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相冲突,所以未产生太大影响。

转基因巨头搞定政客,政客搞定科学

早在老布什当总统时期,孟山都等转基因跨国公司,就促成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实质性等同原则”。实质性等同,安全性当然也等同,因此无需特别的科学检测和实验报告,上市前无需进行复审及批准,也无需特别标注。转基因与非转基因是不是“实质性等同原则”,本来应该是科学家的事情,但是总统布什却代替科学家做出了决定。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对孟山都公司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批文就是一个例子。孟山都公司曾经向FDA提交报告,要求其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进入市场。“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关于食用安全批文”(1996年)回复了孟山都公司,批文主要内容如下:

“……你公司(孟山都)的结论是:此一新大豆品种和现有市售大豆品种,在产品成分、安全性以及其他相关指标上没有物质上的不同,因此上市前无需进行复审及批准。本次咨询的所有材料均已归档于BNF001,由市场准入批准办公室保管。”

“根据这次咨询的有关数据的描述及提供的信息,新的大豆品种依照21 CFR 170.30(f)(2)的含义似乎没有显著不同。因此关于此产品我们没有其他要问的问题。但是,你们也知道,保证孟山都公司营销的食品安全、有益健康,并遵循其他相关的法律与法规,是贵公司的责任。”(生物技术公司咨询回函,BNF 000001. 美国FDA Biotechnology Consultation Agency Response Letter BNF No. 000001)

美国FDA并没有对孟山都公司的产品进行科学试验和检测。FDA只是把孟山都公司的结论复述一遍,而后说明孟山都公司对它的产品负有全部责任。潜在含义便是若是出了问题,FDA无需负责。

既然利益集团已经搞定了总统,促成“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实质性等同”,FDA哪里敢说:“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实质性不等同,需要对转基因进行检测以便确认其安全性。”FDA出具上述批文,不过是为了撇清自己责任。

实质性等同原则与旋转门

当然,FDA敢于逃避责任,并不仅仅因为孟山都等公司搞定了老布什总统一人,而是因为孟山都公司已经控制了政府相关部门。

《粮食危机》收录,小布什的农业部长安•维尼曼,曾任职孟山都公司旗下卡尔京公司董事长;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任孟山都旗下西尔京公司CEO;孟山都的制药事业部西尔公司的高级副总裁,迈克尔•弗里德曼,曾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代局长;孟山都董事,米奇•凯特,曾任美国贸易代表、克林顿的律师;孟山都董事,威廉•鲁克尔斯豪斯,曾任尼克松和里根时期的环保署署长;孟山都董事,玛莎•霍尔,曾任克林顿政府间事务助理;孟山都的公共事务副总裁,琳达•J.菲舍,曾任美国环保署预防、杀虫剂和有毒物质办公室主任;孟山都的法律顾问,杰克•华森,曾任卡特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

这就是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公司于华盛顿之间的旋转门。

实质性等同原则不利于美国公众健康,但是符合美国霸权战略

由研发、推广并从中获得巨额利益的孟山都等转基因巨头来负责其产品安全性,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资本家为了巨额利益,必定不会顾及公众的身体健康。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2010年4月,美国科学院报告《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16年的实践事实和统计数据明确说明,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会给农业经济带来无法纠正弥补的副作用。宣布第一代转基因作物失败。美国环境医学学会声明,强烈建议不要给病人食用转基因,并教育所在社区民众尽量避免食用转基因食品。

而孟山都和杜邦先锋公司也承认了这一点,他们推出了第二代转基因产品,并宣称第二代产品是环保型的,从挑战天然和违背自然的发展思路转变到“尊重天然”和“服从自然”。潜在含义便是第一代失败了。不过第二代究竟是不是服从自然,我看未必。

为什么美国政府会不顾美国公众的健康,由私人公司负责全体公众的健康呢?仅仅是因为跨国公司控制了美国的政府相关部门吗?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不仅仅如此,老布什总统提出的这个“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实质性等同原则”不仅符合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转基因种子公司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粮食战略,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转基因种子,是美国控制他国农业的重要手段。

美国战略中,粮食武器居于支柱地位。基辛格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根据《粮食危机》,21世纪初,商业化农业作为一个工业产业成为美国国内第二大盈利产业,每年国内销售额4000亿美元。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五角大楼的国防大学发布了一份报告:“商业化农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就像石油对于中东一样。”它们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高度一致。

国际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粮食原料市场及全球运输和仓储系统。而这四大粮商中,ADM、邦吉、嘉吉三家都属于美国。它们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高度一致。

孟山都、杜邦公司旗下的先锋良种、陶氏益农、先正达四个私人垄断公司主宰了世界上转基因种子市场。而这四大公司中,孟山都、先锋良种、陶氏益农都属于美国。

孟山都、先锋良种、陶氏益农本都是化学品制造公司,兼为军方研制化学武器。比如越南战争中制造的高毒性的橘剂(落叶剂)。军方用飞机将落叶剂喷洒在热带雨林,使得热带雨林寸草不生,以此消除越南游击队的藏身之处。越南战争之后,它们进入转基因领域。它们在世界各地开疆拓土,挤垮了印度所有的天然棉花种子公司,使得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印度沦为转基因的试验场,这些国家的农业已经为跨国公司所控制。它们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高度一致。

列宁说过一句话:几何公理一旦违背了资本家的利益,也会被资本家当做敌人而打倒。转基因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私人监狱生意火爆,司法领域腐败严重

因为极端的贫富分化,美国犯罪比率极高。相应的,美国也拥有全世界第一数量比率的警察、监狱。

《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登载:美国一向自诩“自由的乐土”,但是美国被剥夺自由的囚犯数量居世界之最。据美国司法部2010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有2000万名妇女是强奸罪的受害者。有1/5的在校女大学生曾遭受过性侵犯,60%的校园强奸案发生在女大学生的宿舍。

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报告表明,美国每100个成人中就有一个在监狱服刑,这个数据在1970年为1/400。按当时发展速度,到2011年,美国监狱关押人数将增加13%,达到170万人。囚犯激增,监狱暴满。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6年6月12日报道,美国2006年在押的罪犯大约有200多万,另有420万罪犯处于缓刑期,还有近80万罪犯属于假释。在一年时间内,全国720万人是罪犯,2006年美国人口突破3亿,罪犯占总人口数量大约2.4%。在成年人中,大约每30个人就有一个罪犯。

小县城里七分之一以上少年蹲过监狱

监狱和罪犯数量的增多,为资本家带来了巨大的生意。资本家要求将监狱等国家暴利系统私有化。

美国总统小布什任德州州长期间,就曾将一些少管所、监狱实行私有化经营。在他任内,德州私营监狱数量从26处增加到42处。在这样的私营监狱中,连连爆发虐囚事件。政府付钱,资本家经营监狱并赚钱,何乐而不为?

为了赚钱,司法机构大规模腐败,当起了资本家。2009年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路泽恩县(Luzerne County)爆出丑闻,县法官、律师关闭了政府少年监狱,成立私人少年监狱,为牟取暴利,将6500多名少年诬告入狱。

审计揭示,县政府付给私人少年监狱的费用是正常水平的三倍。联邦检察官文件显示,私人少年监狱成立前,该法官审理的所有少年案中,少年被告被判入狱的比率稳定在4.5%,少年监狱成立后上升至26%,是之前的5.8倍。《纽约时报》报道,该少年法庭法官审判一个少年被告的平均时间少于2分钟。

在一个人口不足32万,白人占96.63%的县,治安情况理应较好,但是在5年5个月时间里,进监狱的少年居然达到6500人次。[4]

考虑到32万人口中,18岁以下少年大约只有7万人,加上每年新增的新生儿,5年5个月时间里年龄在18岁以下的少年人口总数也不会超过10万,而在这10万人中又有大批太年幼的孩子不会被起诉,比如七八岁的孩子、婴儿就不能被起诉,所以年龄段符合少年犯标准的人数估计还不超过4万,而在这4万少年中,竟然有6500多人次被判进监狱。平均不到7个少年中,就有一个是少年犯。

这个比例简直太惊人了。政府内的官员和政府外的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竟然无法无天的如此地步,简直令人发指!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如果不是这几个法官律师做的太过分,如果不是这个少年监狱做的太过分,他们也是不会被查处的。至少小布什总统曾经改革过的私人监狱至今还都在经营,而亚利桑那州的的监狱也已经全部私有化,美国许多州的监狱也都开始私有化。

法官的绝对豁免权和终身雇佣制度

为了牟利,将6500个少年投入监狱,此种行为可谓是令人发指。但是根据美国法律,这两个法官并不会因为此种行为被定罪,最后只是因为其受贿行为而被定罪。这是为什么?

美国法律规定,法官、检察官、陪审员、议员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享有绝对豁免权。法官的绝对豁免权表现为,在行使法官权力时无论犯下多么严重的错误,都无需承担责任,即使此种行为是故意为之,即使此种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极其严重。法官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并不会被追究责任。

美国法官的特权还包括终身工作和稳定的工资水平。美国法院分联邦法院和州法院。联邦法官要由总统任命,国会参议院批准。但是一旦任命之后,法官就享有终身的工作,并且工资不得下调,这是宪法规定的。联邦法官在退休年龄之后,可以自行决定哪一年退休。比如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就在联邦高院一直工作到90岁。只有在法官犯下非常严重的罪行时,国会才有权对法官提出弹劾。

美国联邦法官马克·沃尔夫访华期间曾大力宣传美国的司法。记者提问,“美国如何保障司法独立?”[5]

马克·沃尔夫回答:“美国的司法系统享有非常大的独立性。首先,对(联邦)法官的挑选十分谨慎,先由总统提名,再由参议院审核并通过。但一旦你通过了这一复杂的程序,就能享有很大的独立权利。我们的任期都是终身制,谁也不能把我撤职,除非我犯下非常严重的罪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国会就会弹劾并罢免我的职位。但在美国200多年的司法历史中,总共只有8名法官遭弹劾、罢免。因此,终生任期这一点对司法独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资料显示,目前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由94个联邦地区法院、13个联邦上诉法院和一个最高法院,共有840名联邦法官。在200多年的美国司法历史上,担任过联邦法官的数目(还得加上自己辞职下海经商的法官)应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却仅有8名被弹劾。平均近30年才一个法官被弹劾。这个比例真是低的离谱。

拥有特权的法官,缺乏监督制衡的法官,资本政党委派的法官,这样的法官能够公正独立吗?

国内外推崇美国司法的人一直强调,因为美国法官的职位或薪酬非常稳固,只要没有犯下严重罪行,总统、国会对法官都无可奈何,因此便保证了法官可以独立于立法和行政部门,在审理案件时更能做出公正的判决。美国法官拥有令人骄傲的地位,高高在上,谁也不敢惹。

但是笔者以为这样的司法体系无法保证法官的公正、独立。因为美国法官是一个缺少监督的体系,因为法官的任命依旧是由共和党、民主党的总统来任命,因为法官所执行的法律体系本就是一个不公正的法律……

先来看由谁来监督、制约法官。马克·沃尔夫承认,美国法官权力过大、缺少制约,这是美国司法界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而在由谁来监督法官的问题时,他回答:“法官主要是自己监督自己……”

美国媒体甚少批评法官。这是为什么?国内学者方鲲鹏总结了其中的三个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文化形成了一整套的禁忌文化,比如禁止种族歧视、禁止批评犹太人,禁止批评法官;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法院的内部管理制度阻碍了媒体的批评;另外也因为法官过大的权力使得媒体颇为忌惮,比如法官的判例法就使得媒体不敢随便批评法官。美国是一个官司社会,媒体又常常是官司缠身的角色。若是惹了法官,法官对媒体形成一个判例,就可以威慑所有的媒体。

缺乏媒体的监督、缺乏公众的监督,在物欲横流、金钱万能、合法腐败、合法强盗的美国社会,法官竟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230多年来只有8个联邦法官出问题,平均近30年才一个法官出问题,这可能吗?

其次,美国法官是两党制的代表,而共和党、民主党不过是资本家的代表。马克·沃尔夫指出,“如果你研究一下马萨诸塞州联邦法官的名单,会发现由共和、民主两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各占一半。”

马克·沃尔夫的含义是,法官没有受到共和党、民主党的党派限制和偏见,他指出,“除了个别例子之外,任何人都很难从我们作出的裁决中判断出我们到底是由哪个党的总统任命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遵守法律,而这些法律都是相同的。”

但是恰恰这一点表现出了法官的代言人地位。在美国长期的两党竞争中,已经形成了两党平分法官席位的现象,两党都是资本家的政党。法官一点也不独立,他们是共和党、民主党的代表,是资本家的代表。

再次,美国法律是不公正的代表。法官所依据的法律底本,是由行政部门(政府)或者国会负责起草制订,再由国会审批通过。而美国政府、国会并不是美国人民的代表,从前面关于政府和国会的篇章中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美国国会所制定的美国法律、文件存在那么多合法腐败、合法强盗的逻辑,公然让全体公众救助私人银行家,这怎么能够代表美国人民的意志,怎么能够代表公正?既然美国法律并不能代表美国人民的意志,并不能代表公正,那么法律的执行者如何独立,如何公正?

法官的荒唐事

美国法官既不独立,也不公正,但是拥有如此高高在上、傲人的地位,他们就变得肆无忌惮,路泽恩县(Luzerne County)的法官敢于将6500多个少年投入监狱,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类似的荒唐事还有很多。

国内学者方鲲鹏《模仿复制美国司法运作模式必定失败》举了两个例子:

以新泽西州为例,在互联网草草搜索发现,近年来新泽西州至少有7位法官酗酒驾车被警察在公路上逮捕,并得到酗酒驾车罪成立的宣判。上述酗酒驾车遭逮捕的法官中,有一人当时是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新泽西州的最高法院总共只有7位大法官),但事发后他继续做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直到70岁退休。退休后在很短时间内又接连发生两起酗酒驾车被警察现场逮捕的事件。

插一句,在中国,公检法人员酒后驾车,是要被开除公职的。

更精彩的内容,有一位法官在商店偷了两只手表,审判时这位法官述说了十多个使她产生偷窃行为的理由。其中有:阴道无名瘙痒,家里一个抽水马桶不停地漏水,要为父母准备他们的结婚周年礼物。其余的也都是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最后她的偷窃罪还是成立,但是法官只判了她极其轻微的250美元罚款。

这位被告法官陈述的辩护理由可以使人喷饭,而审理该案的法官发表的高论也可以使人目瞪口呆。关于被告自己是法官还犯偷窃罪,审理法官评论说:“我发现没有理由认为,被告不能继续以符合于她法官就职誓言的方式,履行她的职责。”这还不算,审理法官进一步补充道:“确实的,这次经验甚至可使她在一个比过去更高的奉献水平上,来履行她的法官职责。”

方鲲鹏查到新泽西州最高法院颁布的《法官行为守则》,第一段指出法官应具备的道德及行为准则:“法官判案的独立与受尊敬是司法公正必须的社会条件。法官应该参与建立、维护、贯彻、并且身体力行地自觉遵守高标准的行为准则,以使司法的独立与完整得以实现。”

酗酒驾车现场被捕,商店偷窃被定罪,这种事发生在美国的私营企业员工或政府机关普通雇员身上,是要被炒鱿鱼的。但发生在法官身上,居然可以薪水不减,法官照做,可以继续当一个州(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对照这样的现实,再来看美国官方的《法官行为守则》,就像是在读黑色幽默的文章。

若是在中国,这两个法官估计会被骂声一片,早滚蛋了。中国人民可没有这样的耐心。

律师是金钱的代言人,而不是公正

至于司法系统的律师,其实也早有公论。律师是金钱的代言人,而不是公正的代言人。有钱人在这样的司法体系下,无疑占尽了巨大优势。

美国的世纪大案“辛普森杀人案”就是典范。这个案子已经被很多人引用了无数次,来说明美国的司法体系。橄榄球超级明星辛普森杀死前妻及其男友,最后却无罪开释,原因就在于辛普森太有钱,请了一个豪华阵容的律师团队。这帮律师眼睛里只认金钱,不管公正,凭着巧舌如簧,竟然使得辛普森当庭无罪开释。这场为全球媒体关注的“世纪审判”,是对美国司法体系的极大嘲弄。如果辛普森是一个穷小子,肯定是死定了。

而美国历史上的著名黑帮老大,著名电影《教父》的原型卡罗·甘必诺,一生被起诉n次,但从未被定罪,最后寿终正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有钱,请的起豪华阵容的律师。黑社会为了宣传自己,还拍了部电影《教父》,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誉。影片所展示的黑社会不是纯黑,还很有人情味。

在这样的司法体系下,如果一个人是被陷害、被冤枉,同时又没有钱请律师,就只能接受官方委派的公共辩护律师。而公共辩护律师又没钱去找那么多证据和证人,这样一来,他的命运肯定就没有辛普森和黑帮老大那么幸运,即使他是无辜的。

军队私营化,战争生意化,私人雇佣兵正在取代美军

最让中国人目瞪口呆的是,美国军队的许多职能、国家安全的许多职能也已经私有化。

众所周知,美国的军工五巨头洛克西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和雷神公司都是私人公司。但是在此之外,美国政府又在上世纪末,把军队和国家安全的许多职能和业务交给了私人公司。军方只提供兵员和武器(武器其实也都是从私人公司购买的,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开支),由国防部选定的私人公司提供后勤运输补给、信息技术支持、伙食、医疗、基础设施建设、超级市场、娱乐中心等领域,另外还包括询问人贩、征募士兵、训练士兵、协助进行模拟战争、组织私人雇佣兵进行战斗等任务。

哈里伯顿公司、黑水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军方是演员,哈里伯顿公司是节目主持人

先看哈里伯顿公司。切尼1989年担任老布什的国防部长,曾策划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和在巴拿马逮捕诺列加将军的军事行动。任职期间,切尼积极推动哈里伯顿等公司执行美军的“后勤支持任务”,将美军的政府行动私营化。卸任后在哈里伯顿公司担任5年CEO,2001年至2009年,切尼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副总统。在政府任职期间,切尼依旧持有哈里伯顿公司的股票,丝毫也不避嫌,并积极推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娜奥米•克莱恩的书《休克主义》介绍,科索沃战争时,哈里伯顿的发言人说:“士兵抵达巴尔干时,最先招呼他们的是本公司的员工,最后跟他们告别的也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军方成为演员,哈里伯顿公司则成为节目主持人。伊拉克战争时,哈里伯顿公司在伊拉克地区雇员超过5万多人,包揽了伊拉克重建的许多工程,与此同时伊拉克的200多家大型国有公司被私有化,并且在重建工程中还没有活干。伊拉克战争之前,该公司股票10美元,三年后上涨到41美元,暴涨3倍多。[6]

私人雇佣兵正在取代美军

私人雇佣兵更是美军的一大亮点。《日内瓦公约》明确禁止使用雇佣兵,但是美国的私人雇佣兵却已经占到美军的很大一部分。加拿大人马耀邦的著作《美国衰落》提供了很多资料:《洛杉矶时报》报道,“私人军事承包商成为在伊拉克第二大的军队。至少从数量上来看,伊拉克大约有10万名雇佣兵,其中4.8万名是私人雇佣兵(备注:其中很大一部分不是美国人)。”国际新闻社的报道,黑水公司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合同。“联邦政府每天支付给该公司每一位保安的费用超过了1200美元,相当于每年44.5万美元,相当于美军士兵的6倍多。”据当时估计,到2010年,私人军事公司的收入将会增长到2000多亿美元。

美国宣称从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撤军,但是依旧留着大量私人雇佣兵在当地。私人雇佣兵的损伤,并不需要向国内民众公布。

战争因此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生意。大量的美国政府高官在任职期间做着生意,为私人资本代言。私人资本“五角大楼化”、“战争化”,而五角大楼和战争则被“私人化”。私人控制的国家机器不仅掠夺着其它国家,也消耗、掠夺着美国人民的财富。美国由此成为一个“斯巴达式的国家,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

国土安全、情报机构私营化

不仅战争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生意,国内的安全和情报机构也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生意。9·11之后,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从2001年至2006年,付给私人承包商1300亿美元。而情报机构也变成了一笔大生意。2006年之前情报机构平均每年付给承包商420亿美元[7]。《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绝密美国》揭示,自9·11后,美国至少有1271个政府机构和1931个私人公司在做与反恐、国土安全和情报有关的工作,它们在全美大约1万个地点开展工作。情报开支从2001年至2009年急增近10倍,2009年达到750亿美元[8]。

在如此强大的国土安全产业、情报机构监视下,在强大的警察国家管理下,美国人民的个人自由已经遭遇极大的侵害。

私人控制的机构成为“真正的国务院”

外交关系委员会被称为“真正的国务院”,是美国大政方针的决策机构。1930年代,它促使美国从“孤立主义”转向“扩张主义”;二战末期主张使用原子弹,加速战争进程;二战后,提出成立“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美国霸权提出了一整套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游戏规则;该机构设计了冷战,冷战的设计者乔治·凯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都是该委员会成员,他们为冷战提供了理论基础;该机构提出中美关系正常,认为“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倡导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谋求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主导了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

纽约时报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外关系委员会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观念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交关系委员会成立于1921年,成立之初主要接受摩根财团支持,后来洛克菲勒家族取代摩根成为其最大支持。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于1970~1985年担任其主席。《美国衰落》引用约翰逊总统的讲稿撰写人比尔·莫耶斯的发言,戴维·洛克菲勒“即使不是美国权势集团无可争议的主席,也是它的世袭主席和最有权势、最有影响和最富有的美国人”,“成为一个影响全球的金融家、工业家和政治家的巨大网络的中心”。

如今该机构经费来源比较多元化,也接受政府资助,成为政府的一部分。但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福特基金会等仍对其具备最大影响力。

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除了被刺杀的肯尼迪,其余美国总统都是该委员会成员。而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中情局局长、财政部长几乎全都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该机构的成员,包括几乎所有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包含企业、金融、媒体、学者中的精英人士。

资料显示,自成立以来,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历届政府中占据了100个关键位置。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仅有数千人,然而却控制着美国1/3的财富。在公共和媒体领域,外交关系委员会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艾伦·杜勒斯、迪安·腊斯克、约翰·埃德加·胡佛、小亚历山大·黑格、吉米·卡特、尼克松、亨利·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老布什、小布什,格林斯潘、沃尔福威茨,这些人都是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

奥巴马政府成员也多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2008年大选,曾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美国最著名的战略家、美欧日“三边委员会”主任、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已经80岁的布热津斯基甚至以首席外交顾问的身份,率其全家人加入奥巴马的竞选团队,被称为奥巴马的“外交教主”。

这样一个为几个家族、极少数精英所主导的机构却成为“真实的美国国务院”。美国政府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代表人民?

中国不能走美国的路子

国内很多亲美派认为美国体制很好,美国政府很廉洁。他们希望中国能够走美国的路子。看到前文所述的事实和道理后,我想他们应该好好想想,反省一下他们对美国的认识。为什么美国的贫困率如此高,为什么4600万人靠粮票维持生活?为什么美国政府、国会、媒体会成为三大恶人,为什么占领华尔街运动会爆发?

国内很多学者批评中国目前体制下的“权力寻租”行为,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获取利益,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等。他们认为中国应该搞“小政府、大社会”,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让民营企业来接盘。这样一来国家便好了。

这种认识实在是肤浅之至。美国政府的许多职能正在私营化,但是美国人民的日子却愈来愈难过。这些人无视美国的金钱政治,金钱控制了美国社会,金钱控制了美国政府,他们无视美国存在的大量合法腐败、合法强盗行为。

如果中国政府将国有企业、公共基础设施、公共福利等领域的职能一个个交出去,一定会被资本所接盘。因为国内民营资本的弱小,最后接盘的一定不是中国民间资本,而是外资,如此一来中国的命运会更惨,国际资本会将中国人民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中国决不应走美国的道路。

虽然中国的合法腐败现象并不像美国那么严重,但是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依旧严峻。中央将反腐败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为此,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严格执法,揪出党内政府内的蛀虫,另一方面则是自下而上,加强群众的舆论监督能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需要全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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