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毛泽东思想学会纪念文革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钱昌明 · 2016-05-05 · 来源：红歌会网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50周年!
1976年9月9日，人民领袖毛泽东逝世。10月6日，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粉碎‘四人帮’”政变(党史上仅有的一次以政变方式——非党的合法会议形式——改变党的领导层)。往后，就是华国锋下台、邓某人自封“第二代领导核心”;再往后，就是通过决议，全盘否定“文革”┄┄
开始，许多人以为，否定“文革”，就是为了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文革”中“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曾使许多人在这场运动中遭受“冲击”，受到了“冤屈”，这是为了纠正“错误”，是为了更好地、更健康地完善社会主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殊不知，其后的发展完全不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一条难以自圆其说、同共产党人奋斗目标南辕北辙之路：
否定“文革”的恶果
事实上：
所谓否定“文革”的“错误”，成了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成了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成了否定中国革命;否定中国革命，成了否定中国历史;否定中国历史，成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成了崇洋迷外、歌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的复辟狂。
从此，中华大地浊浪滚滚：从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到为走资派涂脂抹粉;从炮制层出不穷的“污毛”政治谣言，到彻底抹黑毛泽东——打成专制独裁的“暴君”;从篡改党史、歪曲革命史，到把机会主义头目全捧为“反毛英雄”;从否定阶级斗争学说，到把黄世仁、刘文彩美化成“大善人”;从把洪秀全、孙中山说成是“邪教首领”、“卖国贼”，到把李鸿章、袁世凯包装成为“救世英雄”，直到让历史上的汉奸秦桧、汪精卫辈一个个粉墨登场公然翻案，等等。总之，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剥削有功、压迫有理;贬公扬私，告别革命。
于是，改革公有制，砸碎“大锅饭!”打开了私有制闸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于是，“抓大放小”，瓜分国有、集体资产，化公为私，大小官员籍“改革”之名，“闷声大发财!”
于是，“发展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让利引资、出卖市场，牺牲环境、只讲GDP，内外串连、官商勾结，┄┄只要能捞钱，什么事都干!
于是，数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大批农民失田;农村土地被“流转”，两亿多农民工成为资本奴隶，无数个黑煤窑、黑矿，三天两头在吞噬着鲜活的生命;昔日的共和国主人全成了“弱势群体”。
于是，良田坍塌，环境污染;为了“利润最大化”，老板们大力制造门类齐全的假冒伪劣商品——从婴幼儿吃的毒奶粉，到病人买到的假药;从地沟油到假酒，直到含瘦肉精、二恶英的鸡肉、猪肉、牛肉。
于是，社会急剧两极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景象重现;权贵、富豪养尊处优，饱暖思淫欲，从包养“小三”到公开嫖妓，使早已消失了的“黄黑毒赌”旧社会污泥浊水，重又泛滥。
于是，“人皆为私”人生观，登堂入室、高调张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社会道德彻底败坏。“先富”人群，纷纷改变国籍，“甘做外国‘狗’、不为中国人”。爱国主义扫地，洋奴、汉奸哲学横行。
┄┄
面对上述种种，凡真正的共产党人、正直人士，无不忧心。昔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怎么会纷纷抛弃革命理想，一个个沦为“为人民币服务”——贪婪又凶狠的贪官、恶棍?这样下去，社会主义中国怎能不陷入“国将不国”的噩运?果真如此，可怜几千万先烈的鲜血岂非白流!杜勒斯的恶毒咒语果真应现?
这就奇怪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怎么会公然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让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再遭二茬罪”?
原因很简单，这一切，都是因为对“文革”的否定;都是因为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否定;都是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
民主派过不了社会主义“关”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党章》上白纸黑字明白地写着：“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所有共产党员在入党时，都举手宣过誓，不同时期的《入党誓词》可以有变，但有一句是不变的，那就是：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不叛党!”
这句誓言，虽只有短短13个字;可惜，对多数共产党人来说，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其内在含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许多共产党员的民主派立场逐步显露出来。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实行的就是一种私有剥削制度。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即由少数人高高在上构成统治阶级(包括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附属于这些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始终剥削、压迫着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包括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人间就是一个罪恶世界。永远在轮回上演着“劳而不获，获而不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间悲剧。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五千年来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砸碎私有剥削制度的旧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变“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为“柱”式社会结构。在“柱”式社会结构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平与合理，它彻底地消灭了以剥削、压迫为特征的人间罪恶。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初级阶段)里，人们的能力可以有大小，分工可以有不同，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它必须经历两个阶段的斗争：
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的民主革命。共产党要实践的是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对极大多数的共产党人来说，很好理解。因为这既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同时也与他们个人求翻身解放的目标相一致。一句话，这是革统治阶级的命，是革他人的命;而他们所得到的，却是人民给予的荣誉、执政的权力和地位。因此，他们都愿意、都乐意。
第二阶段：1949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要实践的是最高纲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推翻资本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压迫，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它要完成生产资料的三大改造，消灭私有制;并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它不仅要同五千年来“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还要同五千年来“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这对极大多数的共产党人来说，已不再是简单地革敌对阶级的命，革他人的命;更主要的是要革自己命——改造旧的世界观，反腐蚀、永不沾，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革命到底。这对所有具有剥削阶级意识旧思想的人来说，是很难自觉接受的。因此，他们就会有这样那样的抵触，就会不乐意、不愿意，直至反感、反对。
对极大多数的共产党员来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们能过民主革命的“关”，但不大容易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关”。这是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五千年的私有制在人们头脑中烙下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世界观，决不是在短时期里所能改变的。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按：指圣人治国，也得有百年时间，才能让人们弃恶从善，做到去除死刑)
正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像民主革命，只是简单的敌我斗争，双方营垒分明;它的斗争，远比民主革命要复杂、深刻、激烈和尖锐。人们不可能简单地与剥削制度的历史来一个 “一刀两断”，这就需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求人们能自觉地改造世界观。
所谓“民主派”，说到底，就是他们的世界观仍是旧的，基本上仍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这种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他们内心仍坚守着传统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信条。他们参加革命，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理想，仅仅只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在“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当他们处在“下层”时，他们就愿意摧毁这样的社会结构(愿意造反，信仰“造反有理”);当这些“老革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成了社会“上层”以后，他们就从骨子里希望维持“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从内心深处是反对消灭私有剥削制度的，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
民主派就像历代农民起义一样，只是为了“取而代之”，让自己来做帝王将相，成为“人上人”，从而高高在上地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他们根本就不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想维护旧制度。(因为只有旧制度，才能保证他们既得的特权利益!)
归根结底，许多共产党员所以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关”，是他们不愿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不愿自觉地成为共产主义者，结果只能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民主派。
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改造世界观呢?其实很简单，最主要的就是看：
能不能自觉地、彻底地、心甘情愿地与广大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抛弃私利，完全地站到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
民主派必然“异化”为走资派
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共产党员，特别是上层一些共产党员，都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只要不愿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他们的身份就会很快地发生转化：由“为人民服务”，演变为“做官当老爷”，日子一久，自然就成了官僚特权阶级。原先的“老革命”、民主主义革命者——民主派，就会逐步地蜕化为走资派，“异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早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过全党：
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可是，1949年建国以后，许多共产党员，特别是那些上层党员，那些民主派，不愿继续革命了。他们认为，革命“胜利”了，革命“到头”了;该“论功行赏”了，该享受胜利“成果”了。
尽管毛泽东早有警告在先：要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进攻!不能忘本!不要做李自成!
很快，还是出现了1951年的“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1952年判处死刑执行枪决)，1953年1月的“黄逸峰压制群众批评案”(开除党籍)。毛泽东毫不姑息，下令禁止任何人为张子善、刘青山求情。对黄逸峰案件还作出了“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的批示。狠煞蜕化变质歪风，保证了五、六十年代的共产党人保持着勤政、清廉的党风。
当年跟随毛主席一起干革命的“老革命”，虽然都是些老共产党员，其实他们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在毛主席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后，他们就感到格格不入了。据戚本禹回忆文《亲耳聆听毛主席讲“五七指示”》披露：
“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像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言不及义。”
“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身体力行的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人民群众。”
“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书、谈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
“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
身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居然有的是对共产主义“言不及义”;有的根本就不讲共产主义，淡化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有的只是口头革命派，实际上身体力行的是“个人享受，不关心人民大众”;有的竟视“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为应该保护的“好同志”，像这样的领导同志，又怎样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奔共产主义?
事实上，在1949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受到以刘邓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的抵制、干扰与对抗。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上，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在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在对旧的意识形态批判问题上，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上，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上，在要不要支援第三世界人民斗争的问题上，实际上都存在着激烈的、甚至是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往往不只是赤裸裸的以右的面貌出现，更多的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甚至是以“左”的——“形‘左’实右”面貌出现的。这就使党内路线斗争具有特别复杂的性质。
1956年2月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三和二全”(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面目逐渐暴露。其后，毛主席对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居然出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和平演变”现象，有了特别的警惕。
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助长了国内的修正主义气焰。60年代初，刘邓公然主张搞“包产到户”，农村出现了严重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现象也日趋严重。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过要造修正主义的反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1964年12月，毛主席又作过一次著名的谈话：
“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毛泽东想通过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解决干部队伍的蜕化变质问题，整一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遭到了刘少奇的反对。刘坚决反对把“社教”运动的重点，定为“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矛头向上，只主张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着眼点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经济领域问题，并且把出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以后，刘邓又通过阻碍和打压，反对开展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这样，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趋向白热化，1966年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检验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
毛泽东分析党内民主派所以会“异化”为走资派，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改造世界观。
“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持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中发[1976]4号中央文件》)
“文革”，是一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说到底，是建国后十七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决战;是反修防修，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
“文革”，是一场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通过这场斗争，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锻炼、培养了一大批信仰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在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到最后胜利。
“文革”，是一场以社会主义直接民主的方式，进行反修斗争的伟大演习。它为今后持续的反复辟斗争积累宝贵的经验教训，为最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你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你必然反对罪恶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你就一定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
你是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你必然反对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你就一定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
你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你必然反对背叛自己的共产主义崇高信仰;你就一定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
“文革”，无疑是一块检验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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