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与和谐文明的冲突

•(美)迈克尔•佩罗曼 、张建刚 译 •

英刊《国际思想评论》2011年第4期发表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迈克尔•佩罗曼题为《经济学与和谐文明的冲突》一文。该文对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 描绘成一个由互利的交易活动网络构成的和谐社会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经济学家们使用交易活动这样的术语的真正目的，是在经济学理论中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中 存在冲突和矛盾。文章还列举了一些西方经济学难以说明的事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抑制工资的上涨而采取遏制经济增长的政策；发展中国家没有使用西 方经济学所开出的药方却有良好的经济表现；19世纪期间美国铁路公司遵循西方经济学的原则却不断破产。文章内容如下。

对于外来者，中国总是一个让人充满好奇的矛盾体。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在中国的大学却是无处不 在。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分析方法不同，西方经济学过分地强调个人主义。尽管西方经济学有严重的局限性，但是在我生活的美国，很多人仍然非常崇拜主流经济 学家的理论。这一权威的取得，部分来自他们的学术地位，部分来自这些经济学家们用伪科学术语谈论的能力。

1670年，莫里哀的戏剧《小资产阶级绅士》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上演，该剧嘲讽了一个愚蠢的、一心想向上流社会攀爬的商人。他请人教他学习说话、走路，好让 他的言谈举止像一个贵族。在基础语言课上，他既惊讶又高兴地知道他一直讲着优美的语言，虽然以前他并不知悉这一点。差不多三个半世纪之后，世界的很多地方 发现自己正在讲一种不同的语言——经济学，虽然就像那个商人一样，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揭穿这种伪科学可能有助于恢复社会的理性。

当人们开始习惯于自己的语言后，他们就会重构他们的大脑和思维方式。很多情况下，没有人会思考，也没有人会被要求来思考我们的语言是怎样塑造和影响我们的 思维模式的。例如，美国媒体判断其他国家政府的行动正义与否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其是否让国际社会高兴。通过不断重复这样的行为，就会使得媒体对美国政府政 策的支持变成一种本能，而不做任何批评。没有人会被期望还要注意，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国家是由于被迫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才去支持美国的经济政策的。

搞一些文字游戏是相对容易的，但要设计一整套理论体系来抑制人们对社会产生批判性思维却是相当有挑战性的。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迎接这一挑战。我 不必讲述传统经济学思维的严重的局限性。但是，就像国际社会这一概念已被普遍接受一样，传统经济学的“供货商”们看起来已经把他们的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思想 成功地移植到了公众的大脑中了，尽管经济学中的逻辑犯了过分简单化的错误。

这些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家们并不满足于他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们继续以一种强化他们的经济理论的方式来重新定义一些概念。他们试图把遗产税更名为 死亡税(富有家庭支付的)。结果，更名后的遗产税听起来非常令人反感，以至于很多工人阶级家庭愿意支持几百万美元遗产税的废除，即使这一废除导致的税收减 少将成为削减那些有助改善工人阶级家庭状况的项目的借口。今天，一项重新定义资本家的提议提了出来，该提议甚至把最贪婪的剥削者也称作“工作机会创造 者”。通过用经济学的形式对这些伪科学进行华丽的包装并对美国劳动人民进行荒谬的教化，资产阶级迫使美国人民面对资本主义最下流的掠夺时，处于一种无助、 无奈、易受伤害的状态。

但是，这样的经济学几十年来一直有失败的迹象，这一迹象在目前的经济危机中达到顶峰。我的《美国繁荣的终结：从右翼极端主义和学院式经济学到下一次大萧 条》一书在2007年股票市场到达顶点时出版。在该书中，我就预言，这些学院式经济学家们竭力兜售的经济政策一定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因为，危机总会使人们 迷失方向，至少在初期是这样，所以这些“经济学大师们”能够以各种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所应承担的责任最小化的方式来逃避对他们的质疑和非议。

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们通过故意掩盖经济中的关键因素，防止它们被彻底地揭露出来的方式，成功地保留了他们理论中的核心思想。幸运的是，马克思的理论强调 了传统经济学所隐藏的那些方面。例如，在我最近写的《无形的手铐：暴虐市场如何通过遏制工人而窒息了经济》（2011）一书中，我着重强调一个特别的诡 计：经济学家们故意通过强调客观的交易活动来歪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此相对照，马克思是强调社会关系的。这些经济学家们把这些交易活动看作是同时发生 的，在他们的分析中不再考虑任何时间因素，结果，使情况变得更糟。这样，这些经济学家们对那些像环境破坏之类的后果就只有视而不见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在上世纪经历了经济现代化的亚洲国家，最先明确地拒绝了经济学家们的建议。例如在韩国，由于朴正熙总统不讲民主的作 风，他宁愿由工程师而不是经济学家来负责经济发展。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对韩国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她认为韩国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制定了非市场价格(在经济学家们看来是错误的价格)，这也就意味着韩国并没有理会西方 经济学家们的建议。

相似的情形还有，里根执政时期的重要经济官员克莱德•V.普雷斯托维茨，他讲到作为日本战后恢复重建的设计师之一，通产省的副部长天谷直弘曾在1986年告诉他：“我们并没有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去做，而是相反。我们违反了所有他们认为正确的观念。”

最后，印度卓越的经济学家帕萨•达斯古普特警告道：“在一个贫穷的经济体中，即使价格确定在非常合理的水平，除非生产性的财产分配是合理的，否则只能依靠市场机制，而这只会是一场难以缓解的灾难。”

查默斯•约翰逊说，在上世纪90年代那段时间里，韩国和日本是发展型国家的代表。根据发展型国家的经验，他指出引导经济发展要依靠政府而不是依靠市场。这 一东亚模式和那些仍然被学院式经济学所迷惑的西方国家相比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世界银行在1993年很不情愿地发布了一份关于这一地区成功的报告。

传统的经济学假定，发展型国家由于不能满足市场高效运行的需要，这样资本就不能得到最充分有效的运用，结果发展型国家的经济表现就应该相当的差。这一假定依赖于一个更加不切实际的假定：商人们有能力预知未来。

让我解释一下经济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因为资本的使用通常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投资的最恰当的方式要依赖于未来的经济条件。例如，一项投资在进行投资的那个 时刻看起来是恰当的，而当面临新技术出现或者市场条件改变后，这项投资可能就变得不恰当了。如果没有关于未来生产的知识，市场怎么能高效地配置资本呢？至 少，一个发展型国家有能力来规划它的未来。由于有了关于未来生产计划的知识，一个发展型国家的经济运行效率可能更高。

这一假定在其他方面还存在错误。考虑到高速铁路需要巨额投资，没有一个私人企业可能投资高速铁路，至少在没有某种补贴的情况下，它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销售旅客车票的收入是不足以来弥补投资成本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经济学在韩国和日本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也许并非巧合，一些年后，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了。结果，韩国和日本的经济遭到沉重的打击。

当然，没有人相信中国正盲目地信奉西方学院式经济学。例如，即使是西方媒体也抱怨中国的政策遵循发展型国家的模式而不是市场模式。美国的报纸也经常抱怨中国政府在提高生产水平、革新高速铁路、寻找绿色能源替代品上所起的作用。

危险的是，久而久之，西方学院式经济学将会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虽然，“华盛顿共识”的诱惑力在逐渐消退，同时学院式经济学已经丧失了一些影响力。但 在一定程度上，传统经济学仍然在中国根深蒂固，这样下去，中国一定会深受其害。由于这个原因，我想花几分钟时间呼吁大家达成共识，明白西方学院式经济学是 多么不适合中国。为了简便，下面我用经济学一词来表示西方学院式经济学。

在19世纪，美国也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至少部分是。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都给了铁路巨额津贴，但是私人铁路还是经常破产，铁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进 展不大。但“失败的”投资还是帮助把大部分美国经济联结在了一些，就像中国的大运河使中国经济联结得更加紧密一样。铁路使工厂有可能使用远处的原材料，还 可以帮助工厂用船只把产品销售到遥远的市场去。这样，美国就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来进行生产，要是没有铁路的话，这一点是做不到的。

美国是唯一一个部分是发展型国家的国家。在美国南部各州，铁路并没有促进与其他各州的经济一体化；相反，这里形成了一个中型的铁路系统，它设计的主要功能 是把原材料(如棉花)运输到最近的出口港。并不奇怪，美国的这部分地区与外国市场的联系比国内经济更加紧密。结果，南部各州试图从美国分裂出去，从而引发 了一场充满血腥的内战。

虽然中国的高速铁路不是设计用来运输货物，但是它们一定会使中国经济以及各个地方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另外，高速铁路可能有助于缓解交通拥挤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最后，高速铁路将被证明在未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口途径。

尽管我提到高速铁路有这么多优点，但没有一个私人投资者愿意投资高速铁路，除非票价足够高到能为投资者带来利润。一条货物运输线的生产性溢出效应不会影响 投资者的决策。更不要说在高速铁路技术在未来国外市场的前景暗淡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并没有在未来铁路建设中要大量使用的物资上进行投资的投资者来说，他注 定是无利可图的。

换言之，就像亚洲领导人声称的那样，发展型国家的发展违反了经济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理论。

从经济学的独特视角来看，和谐文明是以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竞争为基础的，因此经济学坚决拥护市场竞争。经济学把世界浓缩为一个交易集体。这里每一个交易活 动的完成都是和谐的，因为买者和卖者都从交易活动中受益了。买者感到他们支付的钱比他们愿意支付的最高额要少，卖者觉得他们得到了比他们愿意接受的最低价 格更多的钱。

这里，没有人考虑这一交易活动对其它人的影响。经济学也不会考虑交易背后的事情。当考虑到交易活动与工资有关时，这一点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工人变得越绝 望，他们就会接受越低的工资。但是，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有权力来调节这种绝望的程度。例如，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有权力来提高失业率，这一政策 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工人的绝望程度。

可以想象一个人在一个漆黑的巷子遭遇了一名持枪歹徒，这个歹徒给了这个人两个选择，一是你的钱，二是你的命。没有人会认为这个绝望的人把钱交给歹徒的行为 会是一项自愿的交易。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家创造失业来迫使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与一个不幸的人在巷子中为了保命而把钱给了歹徒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们就会发 现二者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没有一项交易是完全自愿的交易，这里没有一点值得被称为和谐社会。

如果比较一下工资谈判与盗匪行径的不同，你就可能看得更加深远一些，暴力也是决定工资交易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1979年保罗•沃尔克刚执掌美联储不 久，就宣布决定控制通货膨胀。一开始，很多权威人士怀疑沃尔克是否会实施他的计划，因为这一计划的实施必然会创造无数的悲剧。在《华尔街日报》的首页，题 目为《货币之药：美联储的治疗方案很可能在短期内就会被低迷的经济所摧毁，一个分析家如是说》的文章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文章指出：

在那些怀疑美联储将会坚持这一总目标的人中，有一个人就是艾伦•格林斯潘，他问如果失业率开始显著上升，货币当局是否还有勇气坚持采用这一新的政策。

大约就在那段时间，也许是为了对那篇文章做一回应，沃尔克邀请了《华尔街日报》社论专页的主编、副主编和特刊编辑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 纽约的分支银行共进午餐。沃尔克问他的客人们：“当地板上到处都是血时，你们这些小伙子们还会支持我吗？”副主编点点头，做了肯定的回应，后来他自豪地回 忆到：“确实是引起了流血，因为过度负债的拉丁美洲的借款人和美洲的农场主们正在为美元重回稳健而大打出手。但我们却把它攥得紧紧的。”沃尔克的军国主义 的比喻(私下里曾向《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们表示过)被泄漏出来。驯服通货膨胀的努力实际上不过就是阶级战争的演练。事实上，沃尔克自己的意思就是要引起流 血。他的行为也表达了他的这一意图：

[沃尔克]在他的口袋里带着一个小卡片，上面记载了最近的由主要的工会组织解决的工资纠纷。不时地，他会给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打电话，探听一下目前合同 谈判的现状，了解一下美国汽车工会要求些什么，组织起来的工人们正想些什么。沃尔克希望工资下降得越快越好。用一句粗鲁的话来说，联储邦储备委会决定收拾 一下工人们。

沃尔克非常极端地紧缩了货币供应，以至于美国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的经济衰退。当附带的损失变得非常巨大时，沃尔克才放松了货币紧缩。此时，墨西哥欠美国银行大量的钱，它看起来就要到破产的边缘了，这一情形严重地威胁到了美国的银行系统。花旗银行事实上已经破产了。

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主任迈克尔•穆萨深情地回顾了沃尔克所取得的成就。迈克尔同样将其比作战争，他称赞了沃尔克在征服通货膨胀这一魔鬼上取得的胜利。

当面对的是维持一个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打击通货膨胀，还是放松货币政策以防止衰退这样一个痛苦选择时，美联储将会选择打击通货膨胀。换言之，美联储为了建立它的信用，将不得不证明它愿意引起流血，流更多的血，流其他人的血。

如果工会用它们的权力让资本家们在大街上到处流血而沾沾自喜的话，资本家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呢？即使工会仅仅承诺给资本家们施加一点压力，作为资本家们愤怒 的反应，一系列严厉的反劳工的措施就会接踵而至。与流血政策不同，货币政策——一种不流血的技术政策，继续用来确保自愿交易的市场能够平稳运行。在这些事 上，工人的力量没有用武之地。

有趣的是，这场战争的预期的敌人——工人们的损失，却没有被提到，实际上就像对农场主们和拉丁美洲人造成了附带损失一样，工人们的利益也遭到了损害。但 是，工人们做了些什么事，让国家把他们当成了敌人？如果这些工人胆敢期望得到比微薄的工资更多的东西，他们的这些“恶行”就是难以容忍的吗？

艾伦•格林斯潘，作为沃尔克在美联储主席位置的接任者，自信已经赢得了战争。美联储不必再采取进攻性的行动了。格林斯潘相信工人们已经遭受了心灵创伤，这意味着提高工资的威胁已经被根除了。现在，货币当局只需求助于乔治•奥威尔所称的“经常出没的失业幽灵”。

作为记者，罗伯特•伍德沃德发现，格林斯潘看到遭受心灵创伤的工人们感受到了在动荡的经济中他们的工作会很不稳定，因此他们会很顺从地接受工资只能小幅提 升的现实。他还和一些企业领导交谈，听他们说工人们都很平静，没什么令人担忧的，因为这些工人担心如果他们被迫转换工作，那么他们的技能也会使他们很难再 找到工作。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蓬勃发展，但工人的工资却被紧紧地压制着，不平等的现象到处都是。1997年，为了回应众议员帕特里克•肯尼迪所提的问题，格林斯潘在公众面前讲了很多推诿的话，他把导致不平等增加的原因归罪于技术和教育。他这样推脱自己的过错：

这是一个让我感到不太舒服的发展。据我所知，没有货币政策会关注这些不平等的问题，它们已经超出了我们处理问题的范围。

我不相信格林斯潘曾在公开场合使用过“遭受精神创伤的工人们”这样一个表达。他总是字斟句酌，他完美使用隐晦字句的能力是一个传奇。他很少用煽情性的语言 来传递相同的信息。例如，他在国会做证时讲：“与过去相比，工资率的增加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状况的关联性显著地下降了，这一点已被预测到。约束报酬增加的主 要因素很多年来一直是很明确的，现在看起来主要是由于多数工人工作不稳定的原因。”格林斯潘对工人们处境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还有数据来支持他的结论。他讲 到：

就拿最近的1981年来说，由于经济处于深深的衰退之中，一项国际调查研究发现12%的工人害怕失去他们的工作。那家研究机构最近却发现，20年后的今天，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有37%的工人担心会失去工作。

格林斯潘不是美联储唯一一个欣赏低失业率而同时没有工资增长的经济状态的官员。美联储的部长之一小爱德华•W.凯利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讲到：“现在我们正得到最好的结果。”他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这一状态)和所谓的遭受精神创伤的工人有多少关系。美国工人将会为不要求增加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补偿沉默多长时间呢？如果就业就像现在一样强 劲增长，我认为长期以来一直有利于我们的局面就不存在了。在目前这种令人满意的宏观形势下，我们有很高的资源利用率，而通货膨胀率却相对较低，这一局面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遭受精神创伤的工人。我们所有人对这一点都感到非常高兴。

经济学家们也意识到了工人正在发生变化。在格林斯潘确认投机泡沫的评论发表后不久，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在一个由波士顿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发起的 会议上讲到，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它具有了新的就业弹性，工人们对条件比较差的工作表现出更强的忍耐性。

什么样的和谐文明会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遭受精神创伤呢？

严格的经济学逻辑渗透到了法律界。经济学对法律领域的影响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由于经济学理论所具有的权威，另一方面由于富有的利益集团已经在所谓的“法 律和经济学运动”上花费了巨款，该运动主张法律的正义与否应该根据经济原则来判断。这场运动对法律界的冲击有两点。第一，法学院被批准可以同时开设法律和 经济学课程，它们可以同时授予学生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第二，基金组织邀请法官们到费用昂贵的度假胜地去开会。法官们能够享受几天富有的执行官们的生活 方式，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出席几场研讨会，在那里他们被灌输了一些法律和经济学的思想意识。

成本收益分析是这些研讨会上最受欢迎的主题。法官们学会了经济学家们分析经济政策的收益与成本关系的方法，并希望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他们当前的案件审判中 去。例如，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公司要采取措施保护劳动者的生命。但是，成本收益分析告诉人们，只有当由于缺乏强制执行该法而导致生命损失的价 值超过了遵守法律的成本时，此项法律才应该被实施。

即使忽视这一逻辑的无人道性，问题仍然存在：你如何计算遵守法律的经济成本和人的生命价值？前一个数字是不可信的，因为它来自公司提供的成本估计。第二个 估计甚至更加有问题。一位年轻的博士研究生理查德•塞勒研究出一种用来测量人的生命价值的方法。但他在发明这一方法之后不久，就断然抛弃了这一计算方法。 尽管如此，那些反对所有政府管制的经济学家们却把这一方法看作是“科学的”，并迅速把它运用到评估管制的价值中去。

结果事情变得更糟，法律制度授予了公司所有的私人权力，却没有赋予它们相应的义务。事实上，法院把公司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推向了一个几乎难以想象的极端。一 些嗜好用经济学方式思考的法律学者甚至坚持，如果公司管理者触犯法律被证明对股东来说是有利可图时，他们在道德上就有责任去触犯法律。另外，在一些法官眼 里，那些触犯法律的公司是应该免于处罚的。根据这些法官对法律的解释，由于这些公司缺乏犯罪动机，它们在刑事起诉中不应负刑事责任。例如，前联邦法院法官 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资深讲师法兰克•H.伊斯特布鲁克和丹尼尔•R.菲舍尔写道：

然而，并不是每个法律主体都有法律义务去履行每一项法律权力……管理者没有道德义务，仅仅因为存在这些规章制度，就去服从它们。他们必须判断这些法规的重 要性。对这种违规行为的处罚本身，就告诉企业为了遵守这些规则应该牺牲多少金钱。最佳制裁额是以这样一个假定为基础来确定的，即假定管理者违反规定是有利 可图时，他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违反规定。

换言之，传统经济学不仅告诉人们可以不管污染或者自然资源毁灭的成本，而且建议商人应该无视保护环境或者生命的法律。经济学在这些问题上的失灵对中国尤其危险，因为中国的生态环境是非常脆弱的，同时又要面对很多巨大的挑战。

传统经济学的最薄弱之处是它难以处理复杂的问题，例如环境问题。贪婪的资本主义绝不可能为环境带来和谐，相反，它却把环境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或者更甚。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15章的内容。

我认为水资源问题是中国长期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因为，中国历史上就有很多由于水资源缺乏或泛滥而引起的问题：大运河的开凿、周期性的洪水和大面积的干旱土地。

经济学可能在处理环境的问题上要比在资本投资上更缺乏有效的工具。私人企业可以通过提供设备以减少合理利用水资源或使污染最小化来使它的利润最大化。另外，企业要求快速获得回报。那些在未来才会出现的问题对以赢利为基础的商业决策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不幸的是，水一旦被污染，就变得不能再用。经济学家们建议对水资源进行私有化以确保对环境有更好的保护。但是，谁应该拥有它们呢？又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价 格购买呢？不了解未来的状况，所有者怎么能够给水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呢？即使可以知道未来将要发生什么，水资源所有者就一定会遵守一般的商业实践原则，而 会对未来给予充分的考虑吗？在美国，对资源私有化的经验使人们对市场力量失去了信心，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可以通过市场得到满意的解决。

人们也应该牢记亚洲一些国家在利用土地资源上是非常成功的。大约45年前，我记得读了一篇传教士关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农民怎样种地的文章。文中写到这些农民在同一块土地上耕种了4000年而没有使土地变得贫瘠。

我将提到最后一个问题，该问题在我最近出版的《无形的手铐：暴虐市场如何通过遏制工人而窒息了经济》一书中有所涉及。纯粹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经济学主 要关注商品（包括劳动力）在市场上进行的交易活动，而排除了对生产过程的考虑。我认为这样一种逻辑分析体系实际上就是无视劳动的特殊性，把劳动看作和其他 的投入品一样，就像一堆煤或者一根钢梁，从而通过把劳动降低到经济学家所称的生产要素的地位而无视生产活动的重要性。这样，工人们潜在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被忽视了，不仅被经济学理论所忽视，而且被世界大部分人所忽视。

大量的各种各样新大学的迅速发展意味着中国在提高人的潜能和素质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潜能和素质的提升不会在毕业典礼后立即消失。在一定程度上，西方 经济学已在中国扎根，但那些在生产发展中得到提高的工人技能却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在这里，我再一次指出，经济学的广泛传播对中国来说意味着相当严重的危 险。

虽然我已经来中国进行了四次短暂的访问，但我不会假装已经对中国有了多少深入的了解。尽管如此，我自信我发出的经济学会危害中国的警告还是正确的。就像一 个人不必获得一个营养学的高级学位也会知道喝一杯毒药是不会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我可以告诉你们，学院式经济学的传播对中国社会无疑是有害的。

一个更加有益的做法是去构建一个真正的和谐世界——社会和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以及社会内部成员之间和谐相处。这第二种和谐需要用建立在平等、尊重和尊严基础 上的人际关系来代替权威命令式的关系。马克思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他所做的工作还远没有完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完成这项工作 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更加紧迫。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0期，摘自2012年第9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