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尤•鲍里索夫 · 2015-09-07 ·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直到苏联于1941年6月22日卷入战争，希特勒在东线战场的“闪电战”计划破产，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才使得战胜法西斯成为可能。
［俄］亚·尤·鲍里索夫 戢炳惠编译 高晓惠 校
今年是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苏联在反希特勒的盟国——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下进行的规模宏大的战斗，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代价，其结果是决非事先就能够断定的。
在胜利者眼中，战争的胜利在事后看来往往是无可选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也不例外。事实上却远非如此，直到苏联于1941年6月22日卷入战争，希特勒在东线战场的“闪电战”计划破产，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才使得战胜法西斯成为可能。在此之前，苏联未来的盟友所考虑的问题还不是在与法西斯的战争中如何取胜，而是如何生存下去。德国《明镜》周刊发表过一篇《有选择的历史: 如果希特勒获胜将会怎样?》的文章。其中特别论述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20世纪40年代初法西斯德国的军队战胜苏联，那么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战争将如何进行下去? 西方社会的一些权威人士认为，希特勒的军事和侵略目标会变得没有边际，他会追求对世界的绝对统治，他想征服所有的新土地，直到不得不为谋求全球统治而与美国开始决定性的较量。最后，文章得出公正的结论，“若是德国在战争中战胜了苏联，则将开始真正的悲惨世纪”。
一
今天，有必要提醒“历史新解读”的某些支持者———他们在冷战结果的影响下，贬低苏联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大肆吹捧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的贡献。正如在“霸王行动”——1944年6月盟军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庆典上向欧洲人民灌输的，是美国军队把欧洲从法西斯的魔爪下解放出来。奥巴马总统也在自己的纪念演讲中，或许是由于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回避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定性贡献。然而事实上，在诺曼底登陆前夕，红军已逼近德国边境，这就已经决定了第三帝国覆灭的命运。
当时的欧洲并不怀疑可以缩短战争的进程。问题在于，由于军事对抗的必然性和军事技术的完善，战争的结束就是核世纪的开始。美国在“曼哈顿计划”的框架下全力开展工作，完成了第一次核装置试验的准备工作。根据美国的资料，美国人最初的计划是对德国而不仅仅是对日本使用核武器，尽管西方对这些事实闭口不谈。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的方案，但当时却很容易被看成是战争的决定性逻辑。然而，关键应在于东西方军事反攻的速度及其同步性。
美国学者沃尔特·平卡斯根据文献资料研究写道:“在曼哈顿计划的框架下，1944 年完成了基本目标的选择，当时反纳粹德国的战争还在继续。所以，预定对德国和日本使用(核)武器，并制定了不同的战术。”英国爆破技术专家威廉·佩恩专门被派遣到美国参与曼哈顿计划，他研究的是适用于德、日城市建筑和结构特点的战术。
战后，向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的B－29轰炸机飞行员保罗·蒂贝茨回忆，在欧洲战区的亚德里亚海找到了可做美军轰炸机基地的岛屿。蒂贝茨接到命令，准备同时对欧洲和日本实行轰炸。但是，到1945年春季第一颗原子弹尚未准备好时，纳粹德国的失败已经注定。所以，轰炸计划就只限于日本了。今天的德国人喜欢以民主教导俄罗斯人，要知道，他们差点遭到残酷的核打击，是红军的持续进攻解救了他们。尽管在历史文献中，这种进攻仅仅被描述为“争夺柏林的竞赛”。
然而，若是英美军队扮演了欧洲解放者的角色，正如今天的西方世界普遍认为的那样，古老的欧洲大陆的命运不知会是什么样。要知道，离预定的核轰炸时间只剩下两三个月了。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任何“停顿”都可能是致命的。而诺曼底登陆后英美盟军与纳粹德国的唯一一次大规模战斗，即“突出部战役”(阿登战役)，如果没有红军的帮助，实际上会失败。西方世界不喜欢回忆掩盖在“核蘑菇云”阴影下的这段历史。
二
西方盟军解放巴黎之后，与德军没有发生什么大战，1944 年9 月就逼近了德国边界。只是由于供应中断和交通线过长，他们的进攻停顿了。看上去，战争距离结束已相当近了。军队里洋溢着胜利的气息。但是，这只是看起来而已。不久，在西线战场就爆发了对我们的盟友来说意想不到的流血事件，甚至在战争末期也显著展示出德国武器的威力，能够与之抗衡的只有苏联军人。
希特勒在纳粹高层的小圈子里解释道，这次军事行动出于纯粹的政治目的。“他得出结论，仅凭单纯的军事手段，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出路在于与西方签订体面的和约，以便举全德国之力对抗东方。但是，为了达成这一和约，他应该占据不败地位。所以，他令所有的师重拳出击，对阿登实施攻击，以便向安特卫普挺进并在美英之间插入一枚真正的楔子。丘吉尔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惧怕不亚于他。若战事不利，丘吉尔就有理由坚持与德国缔结某种协议。”
希特勒与西方盟军单独媾合的考虑不是没有基础的，他尝试恢复战前西方大国对德的“绥靖”政策，为了“不放俄国人进入欧洲”。著名的“伯尔尼事件”引发了苏美关系危机，这并非偶然。斯大林非常了解自己的战争伙伴，尤其是毫无原则的丘吉尔，认为英国首相与希特勒或布吕宁的德国有密谋的可能。作为三巨头中最弱的一位，丘吉尔用冒险的手段来弥补英国军事实力的不足。他把第二战场的“巴尔干半岛计划”与在德国国内发生反纳粹政变、与右翼反对派力量密谋的希望结合起来，试图以此来消灭希特勒，打开西线战场。在这种安排下，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之前一直反对诺曼底登陆。
再回到西线战场的战事，它差点就变成盎格鲁－ 撒克逊人的灾难。1944年12月16日，指挥美军第12集团军群的布雷德利将军来到艾森豪威尔的最高统帅部，与他讨论后备力量的紧张状况。值班军官突然前来汇报，德军在第9军阵地和第5军右翼实现了小的突破。很快，这一消息得到证实。德军的突破并非小打小闹，而是旨在打击第12集团军群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1940年5月，同样在此处，阿登的德国机械化部队发起快速攻势，最终以英军可耻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法国的投降告终。盟军显然低估了疲于与苏联军队作战的德军，在法国北部登陆后的头几个月以微小的代价取得了成功，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艾森豪威尔将军后来也承认: “面对可怕的失败……我们曾认为，他们已经不能如此快速地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而其攻击力度也让我们大吃一惊。”
局势转变到大政治的层面上来。指望奇迹的发生或许是艾森豪威尔的“军事天赋”，这个赌注太大。丘吉尔第一个敲响了警钟。12 月22 日，在与艾森豪威尔谈话之后，他决定直接向斯大林寻求支持并且请求加快苏军攻击准备的时间。接下来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在三巨头的克里米亚和莫斯科重要谈判的前夕，斯大林面对盟军的这一请求，显然希望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在商讨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把它算做自己的外交筹码。
苏军在远远早于之前规定的日期对德军发起攻击，使得希特勒军队在西线战场很快就丧失了行动能力，迫使希特勒开始把党卫军第 坦克军等兵力调往东线战场。至此，著名的“突击部战役”宣告结束。盟军经过精心准备，于1945 年3月强渡莱茵河，几乎没有遇到敌人的抵抗。两个美军师总的人员损失为31人。
三
有一个古老的真理:赢得战争却输掉世界。在整个战争期间，这可能是无论华盛顿、伦敦抑或莫斯科都不得不担心的主要问题。每一方都有自己的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战后目的，都公开提出了有关未来世界安排的形形色色的主张，如罗斯福在《大西洋宪章》中提出的“四大自由”。符合“现实政治”精神的地缘政治法则以确定不移的力量发挥着作用，尽管表面看是假借着自由主义或和平主义的理想。
美国从战争的第一天起，甚至在1941年12月正式参战之前，就对战后安排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既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也没有像俄国人那样遭到德国背信弃义的进攻。“为什么参加这次战争”是可以深入思考的问题。不知道罗斯福总统当时是否明白，但从今天的高度来看，这是美国历史上决定命运的时刻，它决定了美国未来几十年的繁荣以及对世界的主导，奠定了当今世界格局的基础。
1941年8月中旬，英美高层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的军舰上单独会面，史称大西洋会议。这被认为是美国实行上述计划的开始。苏联未获邀请。美国人利用这次机会，忙着与英国方面精准“布阵”，在东线战场的局势明朗之前不认为需要向俄国人伸出援手，或许，是为了在日本人选择进一步侵略扩张的紧要关头给他们“发信号”。
可以说，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今天的美英“特殊关系”。美国利用“海上霸主”衰落的机会，成为“第一把手”，而丘吉尔则屈从于罗斯福。丘吉尔曾自嘲道，是充当“罗斯福的中尉”。
其实，在两个西方大国进行谈判的“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双方在未来的世界秩序方面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这种分歧通常发生在处于上升期的大国和处于衰落期的大国之间。若说美国致力于大力“修正”战前的国际关系体系，那么英国就是坚定维持现状，这意味着首先保持并维护自己的殖民帝国和欧洲战前的政治格局。
8月14日，会上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西洋宪章》。它由罗斯福总统亲自审校，是进行战争并组织战后世界的著名的国际法原则、和平主义原则的汇编。特别是宪章中谈到，英国和美国不寻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不同意任何与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不相符的领土变更。这可以认为是明显暗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对欧洲政治版图的影响。在经济利益方面，促使所有国家，无论大国小国，都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贸易，获取世界原料。这是美国罗斯福政府推行对外经济扩张政策的优先目标，其实质是利用美国早在19世纪末就推行的“机会均等”、“自由贸易”、“门户开放”的学说。
莫斯科非常了解英美的动机。尽管英美有各种分歧，但在他们看来，战后的世界就是英美的世界，而苏联仅扮演着“其他大国的无偿附属物”的角色。不过，明显地把苏联排除在会议之外，未必能视做政治智慧的范例和团结集体力量对抗侵略者的成功开端。事情看起来是这样: 一些人还在战斗，而另一些人则已经在考虑战利品的分配，尽管离胜利还很远。1941年12月，斯大林与英国外交部长艾登会面时表示，“他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大西洋宪章》针对的不是那些想统治世界的人，而是苏联。”
诚然，政治道德的维护者完全可以援引战前的经验，用丘吉尔的话说，当英国在进行生死斗争时，苏联和德国在进行欧洲空间的“重建”。无论如何，苏联政府没有执着于道德细节，而是更加关心自身的长远利益。尽管苏联政府实质上并没有反对宪章的条款，但它拒绝参加拟于8月27日在伦敦召开的同盟国会议。确切地说，关键是应当从一开始就要在同盟国之间建立正确的基调，不允许歧视，尤其是在前线堪忧的时候。
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大批学者认为，美国在1941 年12月参战后不久就开始对战后世界作出实际规划。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避开了自己肩负的主要战争责任，并把它转嫁给其他大国，首先是苏联，但却成功地创造了耀眼的外交成就和在世界上的长期影响力。在美国有利的地缘政治状况下，在罗斯福政府积极的战争政策和成功的外交手段中，我们可以寻找到答案。
这一政策的设计师是白宫和罗斯福本人。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罗斯福也是一个有经验的、具有冒险精神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中遵循的黄金法则是“不要抢在事件发生之前”。所以，除了《大西洋宪章》中有关自由、民主力量要与邪恶、专制力量作斗争这种一般表述之外，美国社会对华盛顿的全球构想一无所知。在这一阶段，根据许多间接迹象，除去有关美国利益最一般的概念，罗斯福总统自己也没有完全明确的表述。他的“伟大构想”，后来被称做美国的世界重建计划——事实上，更多地是依靠直觉，而不是在美国统治精英确定利益维度时考虑的各种可能性和方案。
出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政治家都是在作为美国国家学说的“命中注定论”、“美国例外论”、“上帝选中论”等思想下培养起来的。罗斯福曾说: “战争是纯粹政治的事情……美利坚合众国应该肩负起领导责任……我们擅于扮演这种角色，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并强大，因为我们拥有所有需要的东西……美国是大国中唯一一个能保障全世界和平的国家。”有趣的是，罗斯福及其众多继任者，只在“上帝选中的”美国的主导下看到了“大众的福祉”，而没有看到赤裸裸的算计，并毫不怀疑世界会变得更好。这是直到今天美国政治仍具备的特点———“真诚的伪善”。
事实上，如果抛开华丽的辞藻，美国在战争中首先看到的是实现自己经济目的的途径。在国会，含糊地谈论创建“新体系”或奠定“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却回避细节问题。美国领导人这类含混的声明使之对任何事情都不负特别责任，且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当美国在等待两大洋恢复平静时，世界上的一切就会自然而然地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但是，华盛顿寄予希望的理想方案并未成功。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太平洋上对美国舰队的突袭打乱了美国的盘算，罗斯福不得不向日本宣战。但是，美国政府却拖延向日本的盟友德国宣战，因为希特勒自己还没有向美国宣战。战争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在战争末期参战的计划，正如在一战中所发生的那样( 美国1917年4月参战) ，这一次未能成功。
应当对罗斯福总统予以应有的评价: 他擅于从全球的角度思考问题，能把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战后世界问题结合起来。他不像他的苏联盟友那样要考虑战场上每一天的事情，他有大把的时间思考未来。这个未来，在他的想象中，愈来愈有诱惑力，愈来愈能实现。战争明显是持久性、长期性的，消耗着战争的主要参加者而有利于美国。需要一种鲜明的理念，既能团结世界人民与法西斯作斗争，又能在战争胜利后成为胜利者世界的持久和平的基础。这一理念就是建立联合国。联合国当时还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的广泛联盟。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其文本是英美方面在与苏联商议，并考虑了苏联的修改意见之后提交的。宣言签字由苏、美、英、中四大国领衔，其他国家按照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依次排列。
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罗斯福感到愈来愈有必要与主要盟国苏联商讨战后计划。为此，他开始采用复杂的外交手段，以便组织与斯大林的双边会谈。但斯大林总是回避双方会晤。斯大林暗示，若是不解决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样的会晤没有意义。所以，罗斯福打算先与比较好说话的英国人商谈战后问题。1943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华盛顿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美英谈判从欧洲问题开始，罗斯福不准备无条件承认苏联的利益。若是波罗的海三国不进行新的全民投票，他将继续坚持不承认这三国并入苏联。罗斯福当然明白苏联不会同意，但他打算把美英的一致作为王牌，迫使苏联作出让步。
谈判的主题之一是德国的命运。罗斯福已经预见到德国的失败。他不想重复一战后德国的混乱与俄国的革命，也就是要避免发生新的革命，促使苏联中立。此时，军事和政治问题联合成一个整体的时刻到来了。美英双方一拍即合。
如果说美英在讨论欧洲问题时较为顺利的话，那么在涉及未来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变化问题时则不那么一致。比如，英国人对美国人提出的国际托管方案就持消极态度。
对于中国问题，罗斯福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希望，指望其保障美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艾登就华盛顿会谈的结果向英国首相汇报时称: “罗斯福总统谈及在解决世界问题时，有必要把中国和其他大国团结起来。我没有表现出热情，但是总统认为中国至少是潜在的世界大国。他说，‘中国的无政府状态是重大的灾难，应该给予蒋介石以一切可能的帮助。’”罗斯福深知英国非常担心俄国在亚洲的“扩张”，因而与日本进行了长久的合作，所以，他以在远东地区建立新的“均势”这一前景来诱惑英国人。中国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罗斯福使艾登相信，在与俄罗斯发生的任何冲突中，中国都会站在他们一方。对英国人而言，这种逻辑可以接受。
四
不管怎样，在战后事务清单中，美国总统的“宠儿”仍是建立世界组织的方案，用以实现美国未来的宏大计划。这一组织的基本意义应是成为世界新的相互协作体系的中心环节，成为团结的象征，大概还能成为美国控制下的世界政府。初期，罗斯福主要有两种选择:要么形成对世界命运负责的四大“警察”国小圈子;要么采用英国人坚持的更加广泛的结构，用丘吉尔的话说，每一只“小鸟”都能唱出自己的声音。莫斯科方面一直关注着事情的进展，不过没有表态。这一国际组织本着寻求一致、妥协并达成广泛共识的精神，致力于大量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使之符合美国在被战争削弱的世界中的利益以及美国的新使命。因此，在与艾登的华盛顿会谈中，罗斯福不同意英国提议的建立一系列地区组织的方案，并最终说服了艾登接受美国建立一个新国际组织的建议。
随后，罗斯福于3月30日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希望与俄国人进行类似的谈判。此时，美国人已经明显地把调和的事情牢牢抓在手里。
地缘政治观是罗斯福重建战后世界超级方案的基础。作为实用主义者，他对宗教以外的任何意识形态都持怀疑态度。而苏联当时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扬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许多问题都主要取决于莫斯科采取怎样的态度: 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还是务实的、实用主义的，抑或两者的结合。在与斯大林会晤前，罗斯福自信地认为斯大林和他一样，是现实主义者，这能帮助两人找到共同语言。此外，在罗斯福看来，战争激发了美国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全部潜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而苏联只能充当地区大国。
然而，苏联并没有被战争打垮，而是充分动员起来，变得更加稳固。所以，需要与之商谈，而不是发生冲突。苏联人比美国人更加谨慎，没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其势力主要涉及欧洲，在较小程度上，还涉及远东。或许，罗斯福考虑到战后世界足够大，能使美国和苏联和睦共处，不会发生尖锐冲突。尤其在欧洲问题上，美国总统认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或者说“国内”战争，欧洲已疲惫不堪，末日已经来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老牌殖民大国的帝国利益地区，美国和苏联的暂时共同利益空间很大。客观上，对于“老牌殖民主义”，美苏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不过，美国打算在民主、自由的高尚口号下重新划分世界，而苏联则是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作为世界革命进程的一部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华盛顿的战后计划虽然口头上反对划分“势力范围”，但实际上并非没有在战败国和被战争削弱的国家建立某种幻想中的苏美国际共管的计划，美国希望在苏联的支持下在这些地区起主导作用。莫斯科也在思考进一步合作的界限，并注入自己的想法。1943年1月，苏联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列宁论战争的本质》这一引人注目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政治和战争是相互作用的，但居于首位的永远是政治”。斯大林对此推崇备至。
1943 年11月28日—12月1日，苏美英三大国首脑在德黑兰进行了战争时期的第一次会晤。会议涉及到美国首倡的战后世界秩序议题，尽管这不是主要议题。罗斯福说，“有关未来的世界秩序问题”占据了他的整个思想。斯大林在这一阶段———战争最激烈的时期，表现出极大的克制，但是他没有拒绝初步讨论这些问题。
苏美合作有了非常大的空间。正是在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与保守分子丘吉尔的分歧愈来愈大。丘吉尔首先担心的是不列颠帝国的命运和战前欧洲“均势”的重建问题。在一系列关键的政治问题上，苏联和美国的立场是相近的或一致的。这涉及到国际组织的建立、非殖民化、托管或保护机制的创立、战胜国的裁军、集体安全和防止新的侵略等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还显现出美国参与战后苏联重建的实际轮廓。美国将它作为影响苏联的重要杠杆。
五
自把欧洲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开始，苏美英三国的外交游戏就进入关键时刻。对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战后合作，中心问题是确立解放了的欧洲国家重组的原则。这一问题十分迫切，因为一些西方学者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把苏联拯救欧洲的行动看做是新的侵占。其实，反法西斯的盟友都明白，解放了的欧洲国家危机四伏、矛盾重重，使得盟国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因此要寻找缓和矛盾的途径。当时，似乎只能在古老的、不只一次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概念———“势力范围”中找到答案。所以，丘吉尔在1944年10月访问莫斯科时提出这一倡议就不足为奇了。罗斯福总统评价这次莫斯科会谈是三巨头新的会面的预热。总统特别顾问霍普金斯暗示，总统提醒自己的伙伴，并不存在美国不想成为“世界大国”的问题。美国总统还特别关注战后美国的经济利益。为此，华盛顿发起倡议，于1944年夏天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奠定了战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占统治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
1945年2月召开的三大国领导人雅尔塔会议呈现出同盟国在战后合作上的总基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最高层面研究世界秩序这一全球问题的会议。会上首先讨论的是德国问题，还有赔款问题、在战后生活方面帮助被解放了的欧洲各国人民问题、创建国际安全组织以及协调盟国的对日作战问题。苏联致力于维持未来与西方盟国的合作，并实现自身领土和政治安全的根本利益，包括最终获得西方国家对苏联在欧洲和远东地区的新边界的承认并创建友好邻国圈。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外交任务，21世纪的外交界通常称之为“劈腿”艺术，需要苏联代表团在会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有一个困扰历史学家多年的问题，如果罗斯福总统不于1945年4月12日———二战中最为关键的时刻去世，美国的战后计划会是怎样的? 或者是罗斯福将坚信自己的“伟大构想”，让苏联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或者是将屈从于压力，同他的继任者一样，发起冷战，解散“伟大的同盟”?不久前，美国的一本专著称: 如果罗斯福活得再长一点，或许会过渡到由三巨头控制的战后世界。
但是，随着罗斯福在任内逝世，新任总统杜鲁门改变了其前任的政策。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实现美国战后的根本利益这一目的，而不是所采取的手段。
在评价1945年春夏所发生的决定世界命运的事件时，俄罗斯国内外的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苏联与美英的关系由于东欧国家新权力体系的形成而遇到困难。斯大林不仅限于在这些国家建立“友好的”政府，而且还要暴力“苏维埃化”，建立共产主义秩序。在苏联解体后，当代西方话语只谈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占领”，不谈解放。
1945年夏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就支持“共产主义少数”问题公开向莫斯科施压。此时，在解放了的欧洲各国正进行选举。这就释放出一个信号: 罗斯福的政治结束了，西方伙伴不打算容忍苏联在欧洲建立势力范围。而苏联方面则称之为昨日的盟友企图剥夺主要胜利者苏联的合法胜利果实，使欧洲回归战前状态。结果，局势更为尖锐化，迫使苏联强行干预，帮助亲莫斯科的政治家夺取政权。
事态的变化不仅限于欧洲，对已故总统的“伟大构想”也进行了根本修正，因为它太温和，不符合新的时代精神。然而，远东战事此时尚未结束，美国人担心会有一场大战，苏联的帮助仍必不可少。苏联以数百万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摧毁了主要敌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1945 年5 月同霍普金斯谈话时仍纠结于旧幻想，始终不相信对时代的新解读。
对战争的终结与长久期待的和平的到来有着各种解释。一说这是“胜利的春天”;一说这是“伟大同盟”的结束;一说这是“美国时代”的开始。显然，罗斯福指望因战胜法西斯而改变世界矛盾的想法太标新立异、太超前、太脱离现实。接下来的数十年，世界又回到战前国际体系间的对立状态，而且附加了新的修正，即在主要游戏者之间出现了由战争造成的新的“力量分置”，稍晚发展成两极体系。
美国坚信自己的实力，认为自己能独立担当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除地缘政治的“驱动器”外，重新出现了意识形态的、阶级的动机。与罗斯福时期相比，美国认识到欧洲在反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重要性，对其兴趣明显上升。为了含混的全球利益，美国也不打算拒绝在“旧大陆”中的领导地位。战后的“革命混乱”更是加深了美国对资本主义制度命运的担忧，所以美国缓和了对老牌殖民大国首先是英国的政策，其中还包括刚刚被打败的昨日的敌人。此外，美国核武器的研发成功也促进了美国强力政策的推进。
斯大林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没有准备好去适应新形势。过去克里姆林宫所指望的、所熟悉的罗斯福的政策已躺在废墟之中。产生了新的外交现实，威胁着苏联的战后重建计划和安全利益。在这种战略转变之下，美国的贷款根本不重要了( 罗斯福答应过，战后向苏联提供贷款) ，就算有了贷款也只是“杯水车薪”。悲观的前景显现出来，要与西方开始新的对立，就需要增加军费开支，创建“核之盾”，再次让饱受战争摧残的精疲力尽的人民“勒紧裤腰带”。事实上，与华盛顿的战后合作，苏联付出了代价，在涉及到战争结果尤其是苏联制度的性质方面作出了原则性的让步。并且，随着伙伴的让步，美国的要求会愈来愈多。苏联在赢得战争之后近乎于“选择”认输，这在理论上存在过。但是，我们难道能接受美国为胜利国吗? 因此，我们只有再次积聚力量，在残酷的战争之后再度使人民陷入新的牺牲和考验之中。这样就形成了战后世界，这样就开始了“冷战”。于是，这一轮充满冲突和危机的历史循环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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