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马》2015年5月22日 傍晚5点48分
农历新年期间，马华公会安排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到访文冬巴力客家村。黄惠康分享中国一些新村和农庄搭上发展列车，如成为旅游区，年轻人留在村里创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经验。他建议我国华人新村可组村长交流团，到中国考察先进的农村，双方也可合作交流以发展村庄。
马华总会长廖中莱回应黄惠康建议时表示，马华中央将组团到中国考察，并安排新村村长加入团队，学习当地先进农村的发展模式。他说这将带动新村有更好的经济发展，并指新村不应停留在旧有修补道路和沟渠的发展模式。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是个在特殊历史下形成的聚落，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对付马来亚共产党，在1948年颁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然而剿共效果不佳，随后再派遣布克利斯执行“新村计划”。英政府透过军警力量，强迫偏远地区或居住在森林边缘的民众，搬迁进入有篱笆网、闸门和瞭望台，并且实行严格宵禁时间和粮食管制的华人新村。
华人新村长期受忽略
国阵政府自独立后，关注的是马来族群的社经问题，忽略华人和印度人社群的权益，华人新村其中的受害者。举例而言，在1970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政府特别关注马来农民的土地问题。1976年联邦土地发展局报告显示有高达96.2%的马来人参与联邦土地垦殖计划，而华人与印度人只占了2.1%及1.6%。华人新村如今面对缺乏耕地的问题，与政府长久以来的政策脱不了关系。
马华公会历任掌舵人对以华人占居住人口大多数的新村，无不希望能获得新村居民的支持（特别是大选得票率），以示其获得华社委托的合理性。很不幸的马华公会虽位于政治主流，但政治影响力却每况愈下。在第八大马计划（2001-2004）下，新村获得的拨款只占房地部总拨款的3.1%而已。前任总会长林良实和黄家定先后提出“浮罗交怡教育计划”和“新村大蓝图”就如隔靴搔痒，对新村居民获得国家公平分配资源，以提高经济收入及社会和文化地位并无太多助益。
中国农村有迥异背景
中共政府非常重视三农（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成立单位专研三农问题，对农业发展、土地改革、农村转型、农村扶贫等都有深入研究，掌握各农村的基础资料（人口、就业）及投放资源辅助乡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19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后，许多城市地区或边缘的乡村经历快速城市化，成为都市奇景的“城中村”。有的村子以村集体的形式出租或售卖土地予房地产发展公司，再利用经济收入建设村子，例如学校或工厂。简而言之，中国农村历史背景和发展模式，与马来西亚的新村经验是有明显差异。
虽然马华公会曾做过相关的新村统计或研究，但资料不更新（update）且缺少个案研究，与中国政府对农村的重视和掌握程度有云泥之别。国阵与号称华人代表的马华对新村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例如以为新村都是华人居住，殊不知印度人和外劳也渐渐移入新村），源自于政府多年来对华人新村的漠视，与马华公会当家不当权，净做些修修补补的门面功夫有关。
何不从基本功夫开始？
马华要救新村、发展新村，留住年轻人，甚至是挽回选票，何不从基本功夫开始，在全国华人新村进行全面的调查，更新新村的资料，把不同的新村做类别处理，例如偏远新村、城市新村或城镇边缘新村。待分类后再细致调查各个新村的异同之处，从中发掘新村的潜能，再加以辅助和发展。例如有的新村虽在偏远地区，却有条件发展特色旅游或是农业。有的新村面对严重华裔人口外流，而马来人、印度人或其他国籍的居民移入，政府应如何处理更实际的多元族群经济发展。或者有的新村已经发展成小市镇，又该当如何克服生活环境的挑战等。
当我们在国家的统计数据和重要的发展计划里，看到华人新村占有一席之位，我想人们才愿意相信政府与马华公会是有诚意帮助曾经被当作集中营看待的华人新村，如何在资讯科技时代里与时并进及确定隨后在国家立足的位置。马华届时再率领村长到国外交流才会更显意义。
古燕秋是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硕士毕业生，现任职独中，教授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