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调查：汪洋蛋糕论支持率仅2%
时间：2011-08-16 11:15:46•来源：民声网•作者：路河
权威调查：汪洋蛋糕论支持率仅2%
路河•民声网（www.mshw.org）•2011年8月16日
《人民论坛》杂志是中央级党刊。创刊于1992年的《人民论坛》杂志，是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高端思想理论期刊，当时最高国家领导人题写刊名，是当前中国优秀的政论期刊和权威的综合性论坛，“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百期刊”。
近一段时期以来，关于“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孰轻孰重的争鸣成为焦点。
【汪洋：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
黄华华：当前一些提出是不是要以“公平”为中心的舆论不合时宜，还是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就是科学发展。
薄熙来：有人认为，你总要先把经济搞上去，挣了钱才能改善民生吧!“蛋糕”做大了才能分“蛋糕”，这看似有理，其实行不通。因为“蛋糕”分得不公平，做“蛋糕”的人就没有积极性，这“蛋糕”就总也做不大。
薄熙来：今后30年，如何进一步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将是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三个差距”和“三农”问题又紧密相连。 如何使近8亿农民富起来，是缩小“三个差距”的重点，也是难点。我想，重庆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要按照中央的要求，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就统筹兼顾，考虑好、处理好城与乡、工与农、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家园。要看长 远，算总账，一边分好蛋糕，一边做大蛋糕。我们期待从本次论坛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与兄弟省市一起，共同破解“三农”难题。】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公众怎么看？《人民论坛》的权威调查显示，支持广东“做蛋糕更重要”理念的民众比例仅占2%。
权威杂志《人民论坛》调查结果显示：
★88%的受调查者认为 围绕“蛋糕”的争论很有必要，有利于厘清下一步改革发展思路，凝聚共识
★45%的受调查者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分好蛋糕更重要（鲜明地支持重庆蛋糕论，鲜明地反对广东蛋糕论）
★52%的受调查者认为“二者互相促进，在‘做大’的同时可以‘分好’” （认同重庆蛋糕论，反对广东蛋糕论）
★2%的受调查者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做大‘蛋糕’更重要”。（鲜明地支持广东蛋糕论）
调查说明
调查时间：7月21日至7月28日，共8天
调查人数：23238人(包括分地区随机调查与网络调查)
网络问卷：20138人(搜狐网、新浪网、腾讯网、人民论坛网)
地区随机调查：3100人(由北京、重庆、广东、江苏、浙江、湖南、陕西等七省市人民论坛调研基地、调研点随机调查)
数据加权处理：网络问卷占权重70%，地区随机调查占权重30%
附：《人民论坛》调查
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1-08/01/node_1222.htm
中国“蛋糕”论
——关于“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的争鸣
《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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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201112期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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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您对做大与分好蛋糕的争论怎么看 |
近一段时期以来，关于“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孰轻孰重的争鸣成为焦点。这场讨论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图景：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加剧，一部分人先富、暴富与大部分人不富、还有一小部分人贫穷的矛盾更加凸显，公众对于收入分配、共同富裕话题更加关切、敏感。
实际上，当前“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的争鸣，不仅仅是对效率与公平理论上的探讨，更折射出价值判断与执政理念，甚至左右政策选择与改革走向，关乎每个 人的切身利益。据人民论坛杂志调查显示，88%的受调查者认为，这场争鸣很有必要、很有价值，有利于厘清下一步改革发展思路，凝聚共识，实现科学发展。
关于“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公众怎么看、怎么想，对其相互关系有什么样的理解；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何在；西方发达国家调节国民收入有什么办 法；重庆在缩小“三大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上的探索有何深义，专家学者等怎么评价；等等。围绕上述问题，人民论坛杂志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组织了本期策 划，分上、下两篇。
上篇主题为：转型中国的“蛋糕”逻辑。包括问卷调查、理论回顾、专家分析、国际借鉴等多方面内容，站在时代的、历史的、国际的坐标上，深入探讨转型中国如何处理“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的关系，收集舆情民意、回应公众关切、提出对策建议。
下篇主题为：中国模式的重庆探索。集结归纳重庆探索共同富裕之路的主要做法，刊发知名专家对重庆实践的评价与建议，揭示重庆经验的普遍价值与启示意义。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公众怎么看
调查结果显示：
★88%的受调查者认为 围绕“蛋糕”的争论很有必要，有利于厘清下一步改革发展思路，凝聚共识
★45%的受调查者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分好蛋糕更重要
★65%的受调查者认为“社会不稳定或动荡”是做大蛋糕的最大风险
★52%的受调查者认为“二者互相促进，在‘做大’的同时可以‘分好’”
★2%的受调查者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做大‘蛋糕’更重要”。
调查说明
调查时间：7月21日至7月28日，共8天
调查人数：23238人(包括分地区随机调查与网络调查)
网络问卷：20138人(搜狐网、新浪网、腾讯网、人民论坛网)
地区随机调查：3100人(由北京、重庆、广东、江苏、浙江、湖南、陕西等
七省市人民论坛调研基地、调研点随机调查)
数据加权处理：网络问卷占权重70%，地区随机调查占权重30%
公众如何看待围绕“蛋糕”的争论
88%的受调查者选择“很有必要，有利于厘清下一步改革发展思路，凝聚共识”
近日，关于先“做大蛋糕”还是先“分好蛋糕”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在对这次争论看法的调查中，88%的受调查者选择“很有必要，有利于厘清下一步改革发展思路，凝聚共识”，仅有10%的受调查者选择“没有必要，这是个两难问题，争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专家指出，“做蛋糕”和“分蛋糕”之争实际上就是效率与公平之争。自有经济活动以来，效率和公平就紧紧扭结在一起，成为人们回避不了的一个两难问题，这一 难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得愈加凸显。我国改革开放一段时期内，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战略，促进了中国经济“蛋糕”快速做大。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 拉大，两极分化更趋明显，“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孰轻孰重成为学者争论、公众热议的焦点问题。
近期，重庆市、广东省两位主要负责人关于“蛋糕”的论述各有侧重，更是被网友广泛引用，引发又一轮讨论高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强 调，“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现在 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
高达88%的受调查者认为围绕“蛋糕”的争论“很有必要，有利于厘清下一步改革发展思路，凝聚共识”，这一结果说明了什么？梳理、归纳受调查者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充分反映了贫富差距已是当前公众的最大关切所在。许多受调查者强调“贫富差距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两位地方主要领导同志的 “蛋糕”论因具体语境不同，在表述上强调的重点也不一样，本属正常，但随即引发国内媒体和网络热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公众当前对 这一问题的高度关切。有受调查者指出：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公与财富分布不公已经触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再不扭转这种局面，公众不会答应。
二是只有充分讨论才能扭转部分官员单纯“效率至上”的错误认识。有受调查者表示，当前不少官员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异化为单纯 的“效率至上”现象值得警惕，这样的讨论有助于转变这些官员的执政思维，让他们在“做蛋糕”过程中重视“蛋糕”的分配。有受调查者表示，当前官员不仅要在 口头上，更应该在实践中“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高位置”，真正落实“以人为本”。
三是“蛋糕”争论所反映的问题是关系到政策选择的价值判断问题，只有充分讨论才能形成共识，推进下一步改革。有关专家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 采访时指出，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定位和指导思想也在不断深化。从“兼顾效率与公平”到“效率优先，兼顾 公平”，再到“更加注重公平”，党和政府在效率与公平这个重大问题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索。当前，一方面是贫富差距拉大，百姓不满情绪增加，一方面是综 合国力仍不是很强，经济实力急需继续提高，政府也面临着决策困境。当前的“蛋糕”争论无疑有利于政府了解民间声音，继续探索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厘清下 一步改革发展思路。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政策如何取舍
52%的受调查者认为“二者互相促进，在‘做大’的同时可以‘分好’”
45%的受调查者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分好‘蛋糕’更重要”
在当前发展阶段，您如何认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52%的受调查者认为“二者互相促进，在‘做大’的同时可以‘分好’” ，45%的受调查者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分好‘蛋糕’更重要”，2%的受调查者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做大‘蛋糕’更重要”。该调查结果对当前 的政策选择有怎样的启示呢？
52%的受调查者认为“二者互相促进，在‘做大’的同时可以‘分好’”，说明公众对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了更高的 期待。从主观意图上来说，每一个负责任的执政者都希望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使两者互相促进，良性循环。但由于效率与公平不仅存在着相互统一的一面， 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一面，不控制过大的贫富差距，就会影响社会公平，而如果调控过度就会抑制市场竞争作用的发挥，进而影响效率的提高，这使得政策选择常常 面临两难困境。因此，许多执政者不得不根据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优先战略。在当前阶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 没有变，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回应群众的期待，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创新理念与方法，摆脱以往的路径依赖。
45%的受调查者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先分好‘蛋糕’更重要”(仅有2%选择“先做大‘蛋糕’更重要”)，说明在现阶段公众对公平的 价值诉求已经被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各级决策者只有重视并回应公众的这种要求与心态变化，才能做出更符合民意的政策选择，才能真正构建社会和谐。有受调 查者表示，当前整个经济不断发展，但有些人的日子却越来越难，希望政府能够多些惠民措施，让每个人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
与此同时，在“您认为分好‘蛋糕’对做大‘蛋糕’的影响程度如何”的选项中，有55%的受调查者认为“非常大”，有25%的受调查者认为“大”，即有八成公众认为分好“蛋糕”对做大“蛋糕”影响大，表明公众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已越来越低。这无疑值得执政者深思与认真对待。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最大风险与阻碍
65%的受调查者认为“社会不稳定或动荡”是做大蛋糕的最大风险
71%的受调查者认为“权权、权钱交易等腐败所造成的灰色收入过多”是分好蛋糕的最大阻碍
无论是“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关键的是要防范应对好各种风险与阻碍。
在“当前哪些风险会阻碍继续做大蛋糕”的调查中，65%的受调查者选择“社会不稳定或动荡”，58%的选择“收入差距太大”，55%的选 择“政策上折腾”， 52%的选择“能源资源价格过高”，分列前四大风险。这些选项得票率都超过五成，反映了社会不稳定、收入差距太大、政策上折腾、能源价格过高等因素都是未 来我国经济继续增长的主要阻碍因素。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克服，“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只有这样，才能破解这些发展难题。比如，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很多因素，都是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的“显现”， 如果不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社会结构性矛盾”就难以消除，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稳定”就难以实现。只有分好蛋糕，改革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才能更有效地促 进稳定。
“在分好蛋糕过程中，当前重点要破除哪些阻碍”这一调查中，71%的受调查者选择“权权、权钱交易等腐败所造成的灰色收入过多”，65% 的选择“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用于民生的比例太少”，52%的选择“税务较重且不完善，减小低收入人群税收负担”， 46%选择“建立工资增长机制，使工资增长与GDP增长同步”，分列前四位。选择“权权、权钱交易等腐败所造成的灰色收入过多”这一项的受调查者最多，说 明“分配”的调整不仅需要经济制度的改革，同时也需要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需要执政党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坚决打击官商勾结、规范“灰色收入”、治理腐 败等。
在科学发展的框架中，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统一协调起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专家指出，实际上，效率和公平都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两个价值取向。发展经济、提高效率、增加物质财富，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同样，保障人 的权利、促进社会公平、维护政治平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尽管效率和公平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目标，但都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不是没有人性的财富的积累和增加，也不是没有物质基础的空中楼阁式的扩展，而是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效率的提高还是公平的增进，都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 服务。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方域指出，要在科学发展的框架中，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统一协调起来。科学发展的核心就是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改善民 生，在科学发展中，就既能调动老百姓“做大蛋糕”的积极性，使我们取得更大的发展成效，又能围绕民生“分好蛋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
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体现的不仅是执政理念，更是执政智慧与执政能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中指出，“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也许这最能说明“做蛋糕”与“分蛋糕”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 最终落脚点在于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执笔：人民论坛记者马静、刘建)
■(责编/肖楠 美编/李祥峰)
观点争鸣
关于做大蛋糕优先还是分好蛋糕优先，实质上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选择，对此，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效率优先，公平优先和效率与公平兼顾。”这三种观点 暗含的意思是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对立和矛盾，因此，只能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进行不同程度的选择和组合，根据公平或效率在组合中的比重，分为重效率论、重公 平论和效率与公平并重论。
重效率论：效率本身就意味着公平，效率决定公平
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本身就意味着公平，效率决定公平，凡是有效率的东西必定也是公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宾斯和弗里德曼等。
罗宾斯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分配不公平，这种现象无法消除，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而减轻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平的主要手段在于提高生产效率，而非对再分配过程进行干预。
弗里德曼认为追求效率所体现的结果不公平本身就是公平的，而“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强力来达到平等将毁掉自由，而这种本来用于良好目的的强力，最终将落到那些用它来增进自身利益的人们的手中。
在中国，持这种观点的研究普遍认为，市场经济是效率型经济，它要求把效率放在首位，同时又要求兼顾公平，以平稳地在体制转换中实现公平原则。效率优先可以带动公平，只有生产力充分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以后，才能达到共同富裕。
重公平论：不公平会降低人们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这种观点认为公平决定效率，收入分配不公平会导致机会的不公平，进而导致收入并非与努力程度成正比，如此就会降低人们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主要代表人物有勒纳、米里斯、罗尔斯、新剑桥学派的代表罗宾逊夫人等。
英国新剑桥学派从经济增长角度出发，认为收入分配格局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即公平左右着效率；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高，利润 率及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越大，因而工资收入份额就越小，从而使工人的处境相对恶化，并加剧了社会不公平现象。尽管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会带来工资总量 的增加，但决不意味着消灭贫困，而且经济增长会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低于社会一般水平。
在中国，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认为，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将会影响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这种宏观背景之下，在坚持过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公平。
公平与效率并重论：以最小的不平等换取最大的效率，或者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平等
持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两个政策目标同样重要，二者必须并重，关键在于如何以最小的不平等换取最大的效率，或者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平等。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萨缪尔森、阿瑟•奥肯等。
萨缪尔森等认为解决公平问题本身就会带来效率的提高：“为贫困家庭提供保健服务和充足食品的计划将增进生产率和效率，而不是减少产出。打破今天的贫困恶性循环，我们明天就能改进贫困家庭儿童的技能、人力资本和生产率。”
阿瑟•奥肯认为，“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因此，“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余斌)
■(责编/李逸浩 美编/李祥峰)
德瑞典三国财富分配借鉴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发展中国家，社会贫富差距等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考察分析美国和欧洲收入分配政策实践，也许能为中国处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根据新剑桥学派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加剧了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差距，工资份额下降，收入分配失调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政策的重点是改进 收入分配制度。而收入分配政策包括短期和长期政策，其中短期政策包括：用所得税和财产税进行收入再分配；对于社会低收入家庭实施社会救助政策；政府协助提 高失业者的技术水平；根据经济增长率制定实际工资增长率。长期政策则包括没收性财产税以及政府参与持有部分企业的股份。
美国：减税降低贫富差距
美国虽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但收入分配不公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突出。1964 年，美国的贫困率19 % ，贫困人数为3610 万；1978 年贫困率降至11. 4 % ，贫困人口下降为2450 万；1993 年贫困率又上升为15. 1 % ，贫困人口升至3930万。即使在2000 年，美国贫困人口尚维持在3000万左右的水平。美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1967 年的0. 399 逐步发展到 2000 年的0. 460 。
针对这种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在尝试解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以及不同州之间的发展差异。美国政府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所以在不同时期采用了不同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所有的政府对于税收和社会保障都十分的关注，相对应的税收政策特别详尽。
在里根时期与布什时期，公平的问题更加突出，其中税收政策成为调节收入分配重要手段。里根总统始终确信税收政策的变化会使税收增加，并努力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强烈反对高额个人所得税，特别是极高的边际税率。
1980年，个人最高边际税率是70%，10年后削减到低于35%。中等收入纳税人的边际税率削减了1/3，数百万低收入者不再支付任何个人所得税。低收 入者和中等收入者在这个时期收入得到了改善，税收在收入分配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缩小贫富差距，调节收入分配时做到尽量公平。
1981年税法将税率降低了23%，并且制定了比以前更加优惠的加速折旧补贴。
随后，在1982-1987年期间，包括《1986年税收改革法》在内，所得税经历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广泛的改革过程，主要内容是扩大税基和对传统税制 进行改革。从许多方面来看，推行以降低税率和减少投资税收抵免为标志的营业税改革反映了以实物资本投资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向了以人力资本、技术和信息为主的 经济模式。
同时里根政府中许多人认为社会保障在预算中所占的比例过大，社会保障过于完备，福利的增长越来越成为对中产阶级和中年人的补贴而不是用于老人和穷人的基本生活保障。80年代被称为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水岭”，开始向美国现代社会的福利保障制度转型。
在布什时期，他做出了“没有新税收”的承诺，许多针对家庭和儿童的税收改善使得1990年的预算法案更具有进步意义。法案提高了高收入群体的税率并给予低 收入群体很多税收优惠。收入税抵免在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中被扩大之后，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双方都开始重视家庭和个人问题。1988年总统竞选期 间，布什许诺会通过制定“儿童减免”来推动其“家庭”式的税收改革。总之，在这一时期美国也是在利用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使其尽量做到公平。
小布什时期，为了调节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分别使用了税收调节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同样依据新剑桥学派关于收入分配的观点，调节税收是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的 重要手段。小布什首先进行了减税政策，但是其效果并不像预想的那么明显，与1981年的减税不同的是，小布什政府建议对低收入阶层的减税幅度要大大高于高 收入阶层。2003年，政府开始倾向于社会保障政策，对医疗体系进行改革，至今已卓有成效。
德国：调整工资规避通胀
在欧洲，德国和瑞典的收入分配政策很具有代表性。德国在二战之后就致力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瑞典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将建立福利国 家作为主要目标，是世界上典型福利国家的代表。两国都十分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同时兼顾社会发展。但两国的收入再分配中的税收调节和收入保障与美国所选 择的道路大相迳庭，德国和瑞典都坚持高税率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增大、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以及劳资矛盾上。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德国开始重视缩小贫富 差距，平衡经济发展。根据201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数据，从2000年起，德国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28左右，属于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 一。
德国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普遍的“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即资本和劳动参与收入分配的比例之间存在差异，资本在分配中获得较高报酬，而劳动 在收入分配中的获得的份额相对较低；二，东、西德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了改善这样的状况，德国经济部长席勒提出“社会公平”的概念，致力于改变劳资关系，政 府经济政策公平，同时完善社会收入调节体系。
关于收入分配中的工资制度，德国政府认为“工资”是刚性的，工资水平上升容易，下降困难。德国行业整体工资水平，是根据物价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由政府、 工会和行业协会三方平等协商得到每年工资的涨幅，保持与经济增长水平的一致，控制通胀。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一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 示，2009年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仅为0.31%。
收入再分配中的税收调节、社会保障救济以及募捐制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税收调节主要是针对所得税、房地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进行调节，其中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单位，主要考虑整个家庭的人口和收入因素。主要目标是增加中产阶级人数，减少低收入者数量。
德国的社会救济保障制度，涵盖范围广泛而且拥有很高效率。保障救济制度主要包括：医疗、事故、养老、失业、护理、家庭保险、救济金以及供养战争受害者和健康受损下的社会补偿。
募捐调节，主要是通过减税等各项政策鼓励家庭和企业进行募捐，参与公益事业，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
瑞典：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瑞典是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有较深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政府干预和调控经济能力较强，社会福利水平很高。瑞典的社会福利化有个逐 渐完善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瑞典政府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主要目标；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政府的主要宏观目标则是建立强大的福利国家，国 民收入在个人、阶层、行业和地区之间的均等分配成为政府政策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中期，瑞典的基尼系数为0.3244。根据2011年1月份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国际人类发展指数》，瑞典的基尼系数为0.25，处于世界收入差距最小的前列。
瑞典政府具有操控和限制各种市场力量的权利，同时能够实现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政府制定指示性国家计划，不对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制定具体的发展目标。收入初次分配由市场实现，再次分配强调社会保障和社会整体福利，同时注重促进就业。
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工资决定制度。在瑞典，由雇主和雇员所在的行业协会组织、仲裁方以及政府管理部门三方力量协商决定行业工资水平，而且没有最低工资制度。在企业内部，雇员的具体工资由雇主与雇员协商，由工会进行调节。
再分配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调节制度。瑞典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全面的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措施名目繁多，覆盖范围很广泛，涉及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高质量地缩小社会差距，缓解社会对立情绪，减少社会不公。
大力促进就业政策。瑞典政府不断加大就业政策的财税支持，对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实行优惠减税的政策与就业补贴政策。
(作者分别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李逸浩 美编/李祥峰)
中国模式的重庆探索
6月23日-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渝召开，40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重庆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对重庆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重庆“民生导向”、“国民共进”、“三进三同”等具体创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典范，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
人民论坛杂志社与人民日报社重庆分社联合推出部分与会专家精彩观点摘要(以发言先后为序)，以飨读者。
重庆促进“共同富裕”的部分举措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5年投入3000亿元，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大力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实现200万农村空巢老人老有所养。
培养照顾130万留守儿童。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的培养模式，采取代理家长、亲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让全市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
发展“微型企业”。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个体工商户增加到150万个，有效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
“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探索农民依法分享土地长期增值权益的机制，增加财产性收入。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个，实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
“地票”交易制度。成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在确保耕地一亩不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城市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规定，引导农民宅基地和荒地复耕，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即“地票”，利用级差地租原理进行交易，增加农民收入。
“国”“民”共进。在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的基金收入之外，重庆有“第三个口袋”，即国有资本预算收益。重庆国有企业现在有500亿以上的利润，每年至少有200亿是贡献给财政，已成为全民共享的预算。
“三进三同”结穷亲。机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结穷亲”，以困难家庭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促进共同富裕。
建设公租房。计划3年修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使全市30%的城镇人口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之下。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孰重孰轻
——效率与公平：随着实践探索而深化认识
■张伯里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22期）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只有做到“效 率与公平的统一”，才能够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事业
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都是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他们在探索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一直向往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憎恨特权，反对等级，反对分化。他把社会公平作 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意识形态加以肯定，把避免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但在实践中，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路线偏向等原因，他所 理想的社会公平问题经常走向极端，以平均主义代替了公平，导致了实质上的不公平。
改革开放后，对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亦即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第一阶段：否定平均主义，强调效率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害，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提 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质；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 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 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使一部分人通过诚 实劳动先富起来，起着榜样示范作用，以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企业和诚实劳动的 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这一提法将“先富”和“后富”、公平和 效率统一起来。
这一阶段公平观的主要特征是，否定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思想，坚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允许拉开分配收入差距，大大激活了人民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经济效率大幅度提升，使我国国民经济10多年保持了经济两位数的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 大大增强。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效率和发展成为当时的头等大事、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分配问题则居于次要地位。
第二阶段，“兼顾效率与公平”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之间收入差别迅速扩大，社会问题逐渐增多，有可能造成对经济效率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破坏，国家及时调整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曾先后提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
党的十四大把“兼顾效率与公平”写进报告，指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处于“优先”即首要的地位，公平虽然也很重 要，但处于“兼顾”即次要的地位。《决定》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 十五大在收入分配领域，继续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 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这一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制定一系列政策的依据，在强调发 展的同时，开始采取措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开始注重分配结果的公平，关怀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或弱者的基本生存，倡导建立社会保障机制 等。
第三阶段，“注重效率、维护公平”和提高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社会经济总量也得到较大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社会公平的问题逐渐上升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 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进一步提出，“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有机联系起来，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和发扬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原则，即“注重效率、维护公平”。在实践中，西部开发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 的实施，就是缩小我国西部、东北和东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别的一项重大措施。同时，还通过税收、建设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制度，对国民收入和 福利进行调节。
2002年10月，针对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了：“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通过城市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 差距过分扩大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 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 公平问题提出了新的重要看法。第一，明确地把公平和正义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第二，突破了仅从分配领域谈论公平问题的狭隘视野，提出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 法逐步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第三，突出了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意义，提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 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200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的趋势”。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 配，……调节过高收入。在当前，应更多地考虑和注重公平问题，要把公平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点目标，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完善、健全能 有效地纠正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上产生偏差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相比较而言，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效率和公平关系问题，比前几次文件讲得更加明确而具体，不仅更深入地提出了基本原则，即“初次和再 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而且提出了比以前更为具体更为详细的措施，包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扶贫 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 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等。
201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中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1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强调社会公平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就要把 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融入到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只有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才能够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 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在经济发展、提高效率的基础上，更加注重 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此文系基于作者主持的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的发展阶段效率与公平问题研究”最终成果而作。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