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迈克尔•D.耶茨 著• 张峰 译•
本文译自美刊《每月评论》2012年3月号上刊登的文章《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作者迈克尔．D．耶茨是该刊副主编，著有《为什么工会如此 重要》、《威斯康星的起义：工人的反击》等著作。文章在分析了美国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的现状的基础上，介绍了美国罗林斯学院经济学教授埃瑞克•舒茨在社 会不平等问题上的权力理论。舒茨在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不平等的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人们面临的限制条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 限制条件根源于权办，权力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并指出由于雇主和劳动教者在占有生产资料上的不平等，导致了雇主对劳动者的权力，导致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最 后，他提出了改变目前这种权力结构的一些对策。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告诉我的学生们：日益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未来会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个未来竟会是30年，但是迟来总 比没有好。“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了响亮的口号“我们是99％”，从而把社会不平等问题摆上了突出的政治议程。然而所谓的99％其实也包括一些富人，1％ 专指那些既控制美国经济命脉又控制美国政治命脉的人。而即使就1％而言，它也是一个多层次化的群体，在他们之中，处于社会顶层的人是那些拥有最大公司（包 括一些卷入2007年12月至2009年6月间的大衰退的金融公司）的控股权的人。1％还包括那些竞选出资人、在国会中拥有重要地位的人、总统顾问、最高 法院的人等等，他们使政府制定对富人有利的政策。
既然“占领华尔街运动”把社会不平等问题放到了如此重要的位置，那么我们有必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不平等。我们不能够只看问题的表面现象就下结论， 认为社会的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需要从富人往穷人转移财富，尽管这样看起来可能富有戏剧性。我们需要新的收入分配理论，这样才能指导我们提出新的政 策，更好地应对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潜在因素。幸运的是，埃瑞克•舒茨的新书《不平等与权力：阶级的经济学》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理论分析。他的论证 简单而直接。富人有保持富裕的优势，而穷人则处于贫穷的劣势地位。然而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富人对穷人的这种优势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并且 不断地延续着这种优势地位关系。占优势地位的群体通过强化现存的社会和财产关系，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对其他群体的权力。《每月评论》的读者一定不会对为什么 这些富人是资本家而那些穷人是工人感到奇怪。与其他激进的著作不同的是，舒茨提供了具体的实例，并且引经据典，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 念。分析社会不平等问题，需要考虑各种复杂情况，但是一些著作分析的结论最终只会加剧基本权力的不平等。因此，抨击社会不平等仅仅需要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本 身而已。可能存在着许多有效的减少社会不平等的办法，但是只有那些强调产生资本家的权力的方式的研究路径，才能最终消灭这种社会权力结构。
舒茨的书中没有多少数据，只有朴素的原理。在分析他的理论之前，让我们首先看一下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现状。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令人震惊，社会中存在着各种 各样的不平等，但最重要的两种不平等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收入是一定时期内人们得到的现金流或实物流，比如每小时的工资或每年的分红。一般以金钱或实物 的形式存在，实物如提供给工人的食宿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而在美国又比其他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不平等。自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 里根任总统以来，美国对工人阶级进行了一系列的无情打压，收入差距也快速地增长起来。
美国人口普查局把家庭定义为人们居住的地方，带有机构性质的场所如监狱牢房不纳入统计范围。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0年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 占居民总收入的50.2％，而最穷的20％的家庭仅得到收入的3.3％。而在30年前，即20世纪80年代里根改革之前，相应的数据分别是44.1％和 4.2％。因此，收入最少的20％的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减少了21.4％，而最富裕的20%的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增加了13.8％。另外两组处于 底部的20％的家庭的收入比重同样下降了，但是第二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的比重同样也得到了增长，但是没有收入最多的20％的家庭增加的多。如果从最富 的20%的人群里进一步提取最富的5％的人的数据，则这一群体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80年的16.5％增加到2010年的21.3％，增加了 29.1％。2010年，最富的5％的家庭的收入比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收入的总和还要多。
经济学家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示社会不平等增加或减少的状况，或者进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比较。基尼系数是衡量真实的社会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偏离完美分配状态的一 个指标。当每一组20％的家庭都恰好得到了全部收入的20％时，基尼系数等于0。相反，如果一个家庭拥有全部社会收入，则基尼系数等于l，社会越平等，则 基尼系数越接近于0。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连续40年增加，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69，而在1980年这一数据 只有0.403。大部分富裕资本主义国家的基尼系数远远低于美国。据《大西洋月刊》网站披露：“美国收入差距比所有的西非、北非、欧洲和亚洲国家都严重。 美国收入差距和世界上的麻烦国家处于同等的水平之上，并且和永久发生冲突的地区如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南撒哈拉沙漠地区差不多。”最近，美国史学家沃尔特•沙 伊德尔和斯蒂文•弗里森估计，美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比公元150年古罗马帝国达到其人口高峰时还要高。
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来源于家庭抽样调查，但是它对收入的定义不包括资本收益，例如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股票收益。资本收益所带来的收入占高收入家庭收入的绝大 部分的比重。因此，如果把资本收益包括在内，那么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的收入所占比重要比现在还要高得多。而且，非工资性收入，如租金、分红、利息和非 法人企业利润，都没有在调查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样也降低了最富裕人群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比重。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和伊曼纽尔•赛斯根据联邦所得税的数据进一步放宽了收入的定义，从而提供了一个更真实、详细和精确的美国收入分配状况报告。他们研 究发现，最富的1％的人的收入份额是大萧条以来最高的，在2007年达到了23.5％。这个比重虽然在大衰退时期下降了一些，但是这种下降的趋势现在又被 扭转了。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数据急速上升了10％。而如果考虑1979年至2007年间的家庭收入增量，则有60％流向了1％的富人，而只有 8.6％流向了最穷的90％的人。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36％的增加部分流向了占人口千分之一的最富的人。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即使高收人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据估计，2007年美国收入前五位的对冲基金经理的总收入比《财富》500强首席执行 官收入的总和还要多。2007年，收入最高的三位对冲基金经理（詹姆斯•西蒙、约翰•保尔森、乔治•索罗斯）的总收入达到90亿美元之多。
也许一个故事或一些代表性的事例，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快速提高的收入不平等的本质。在我还是孩子时，当我从百科全书里知道10亿美元的总和 意味着什么时，我感到非常惊奇。如果一个人每天花一万美元，那么他需要10万天也就是274年，才能花完10亿美元。2009年，匹兹堡的一个基金经理大 卫•泰珀一年赚了40亿美元。这么多的钱，如果每天花一万美元，并且即使没有任何利息，也需要他和他的后代花1096年才能花完。如果我们假设泰珀先生一 年工作2000个小时，一年按50周计算，也就是他每星期工作40个小时，那么他每小时可以赚200万美元，每分钟可以赚3万美元。这意味着，他在第一个 工作日的前4分钟的时间里，已经可以交够他全年需要交纳的社会保障税。今天，许多人虽然没有像泰珀那么有钱，但是每年也可以赚几百万美元，这也可以保障他 们渡过任何灾难。
其他人则没有这么幸运。2010年，美国有700多万人的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收入（即每年11245美元，每小时收入5.62美元的标准）的一半。这就意 味着，有的人要花3年才能挣到泰珀一分钟赚到的钱。美国大约有1／4的工作岗位所支付的工资不够一个四口之家的总收入达到官方收入贫困线的标准。
如果说收入越来越不平等，那么“不平等”这个词，也可以用来形容一个更重要的相关统计指标－－财富。我们把财富定义为在给定的时点上人们所拥有的东西换算 成金钱的价值。财富包括房子、汽车、电脑、现金、股票、基金等任何可以转换成货币的东西。把一个人所拥有的减去他所赊欠的，就得了一个人的净资产。财富非 常重要，一些财富如股票和基金会产生如分红、利息、资本所得之类的收入。像大卫•泰珀这样的有钱人，他们把大量的收入储蓄起来，转换成财富，反过来，财富 又会产生新的收入。即便是收入分配不变，在一个不平等的分配体制中，如果富裕家庭比贫困家庭储蓄更多的收入，财富的分配也会更加不平等。财富比泰珀少很多 的人，也可以不工作就凭借从财富中获得的收入而生活得很好。一些财富意味着商品的拥有，例如工厂、土地、银行等。显而易见，如果用经济权力的术语来讲，这 样的所有权非常重要。一些财富如汽车和房屋能够给我们带来安全，帮助我们赚取更多的收入，财富还可以用作贷款的抵押品，财富可以把它的优势原封不动地遗传 给后代，而我们工作和挣钱的能力则随着个人的去世而消失。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西尔维娅•奥丽格瑞特对现阶段美国财富分配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报告中，她用图表显示了2009年最富的1％的家庭拥有35.6%的 净财富和高达42.4%的金融资产。而底层的90％的人，仅拥有25％的净财富和17.3％的净金融资产。1983年最富的1％的人拥有33.1％的净资 产，到2009年他们的净资产增长了7.5％；如果继续研究一下最富的5％的人的净资产，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总资产从58.1％增加到了63.5％，增长了 9.3％。底层4／5的家庭的净财富的比重从18.7％降到了12.8％，下降了近32％。奥丽格瑞特的研究表明，最穷的20％的家庭净资产是负的，并且 还在不断减少，这也就意味着平均来看这些家庭欠别人的比他们拥有的还多。而且他们拥有的和亏欠的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增大。最富的1％的家庭的收入是所有家庭 财富中位值的225倍，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而这一数值在1983年是131倍。
奥丽格瑞特的图表显示了财富变化的三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即使在富人内部，也存在收入不公问题。对于富可敌国的福布斯400强来说，2009年他们的平均净财富是32亿美元。然而，这400强中最富的人的财富是他们这400人平均值的14倍，而在1982年是8.6倍。
第二，在1983年至2009年间，那些净财富为零或负的人增加了60％。大约有1／4的家庭没有任何资产。
第三，种族差异导致收入差距。这是所有关于收入差距的讨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黑人中没有资产或负资产的人占40％的比重，这一数据是白人 的两倍。2009年，黑人家庭净资产的中位值只有2200美元，只有白人净资产的2％，白人的净资产中位值是97900美元；这个比值是1983年的 3.5倍。黑人的金融资产中位值是200美元，非常低，但是比1980年的0美元还是提高了一点。仅仅这些数据，就足以证明一些保守派人士所说的种族问题 已经无关紧要的观点是错误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收入和财富如此巨大的差距？为什么这个差距增长得如此之快？舒茨系统地研究了这些问题。他以主流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作为出发 点。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数十年忽视了不平等问题，但是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迫使他们开始考虑这一问题。2001年，里根总统之后的美国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 主席、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指出：“我们研究中的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什么造成了美国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对这一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但这些努力似乎都白费了，因为他继续说道：“但是，如果你问我：‘我们是否应该为华尔街和篮球运动员的高薪而担忧？’那么，我会说不。”就像一部非 常精彩的电影《监守自盗》里表明的那样，很多经济学家持有这种观点。
舒茨以新古典经济学家最基础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经济体系是一个买卖双方都力图实现其收益最大化的市场体系，对雇主来讲是利润最大化，而对被雇佣者来 说则是效用或满足的最大化。在市场中每个主体都面临一些约束，人们在约束的限制下使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经济学家通常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人们的决策而非人们所 面临的限制条件上。舒茨指出，我们没有理由忽视限制条件的重要作用。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让我们假设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作一项决策。假设一个人拥有进入每一项职业的工资、好处等方面的全部信息，他也知道为了使自己适应 工作岗位需要付出的学习和培训的费用，包括因为学习和培训而不得不放弃的收入，他知道各种职业可能带来的麻烦，包括身体的危险，同样也是进入的成本。做了 这些考虑之后，他将怎么办？他将分析每项职业的成本和收益，并且选择两者差值最大的工作。暗含的前提是，每项职业的工资至少可以弥补其进入成本。事实上， 竞争会使进入收益等于进入成本。如果一项工作的工资大于进入成本，则会吸引更多的申请进入者。这样会造成工资下降和进入成本增加的压力，因为会有更多的人 需要学习和培训。最终，工资与成本之间的差距会消失。
这一理论并不符合现实。这一理论意味着，尽管一些人挣的工资比别人多，但是这反映了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进入成本。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医生并不比一个汽车旅馆的清洁员挣得更多。因此，如果按照这种理论考虑劳动收入，就不会有不平等的问题。
在列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后，舒茨开始试图推翻这一理论。首先，主流经济学的支持者们都承认一个可能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即如果一些人比别人拥有更多 的天赋，那么会导致不平等。如果你我同时面对同样的工资和进入成本，但是我的天赋比你高，那么我会比你更快地完成一项教育课程。或者，我不需要付出与你同 样多的努力，就可以做和你一样多的工作。这样就带给我你所得不到的收益。无论如何，我永远都比你有优势，这是竞争所不能消除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 天赋或者如何来衡量它，分析这种不相等的能力造成的不平等就没有意义，而这两点我们确实都无从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而且，工资并不是收入的唯一来源。利润、租金和利息，都需要考虑在内。舒茨指出，地租是对土地所有权的回报，它的所有者不用劳动就可以得到租金。债券的所 有者得到利息，就像土地的所有者一样，你拥有的越多，收入就越多，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与这个数量相等的支出。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狡辩，即不平等的工资背后实际 上是平等的，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得到运用。经济学家用一系列的原因来分析为什么利润可以用与分析工资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但是舒茨把它们都否定了。例如，新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利润是劳动的间接回报，人们将劳动收入的一部分用来储蓄，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再把资本投资于一个或多个工厂。企业主（还包括土地所有 者、放款人和其他投资者）因为经营他们资产的特殊劳动而获得财产收入，这种经营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生产性活动。但是，事实是商业投资大多源于留存利润。而且 企业一般由其雇佣的经理进行管理，特别是对于那些居垄断地位的企业，而一个经营者因为管理而获得的收入是工资。利润是财产所有权得到的回报。大部分利润应 该归因于商业或股权的财产所有权所得到的回报。
舒茨还通过分析人们进行市场决策时所面临的不平等限制，对新古典分配理论进行了批判。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约束限制：文化背景差异，物质环境的不平等造 成的文化差异，人们获得信息数量的差异，一些人拥有有利于其工作的社会关系，一些人要面对种族或性别歧视。在垄断市场中，如果劳动力市场由于垄断力量被分 割，人们就难以找到好的工作；我们需要花费时间来纠正一些错误的市场决定，这个时间也许会超出我们的生命期限；因为无法支付迁移所需要的成本，或者是因为 一些灾难所导致的困难，人们在找工作时可能被迫局限于他们的所在地；特别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用来投资的信贷资金的多少是不一样的，人们能够得到的贷款数量 取决于能够用作抵押的物品的数量。
因此，当我们作决策时，我们面临着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限制条件，而这些约束条件与人们生活的物质环境密切相关。无论市场是否具有竞争性，无论人们所拥有的 天赋是否相似，如果起决定性作用的物质条件不平等，那么必然会导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我在《点制度的名》一书中总结了舒茨的选择约束对于社会不平等的解 释：
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生活了很多年，那里有一个超级富豪希尔曼家族，他们拥有几十亿美元的净资产。他们有一座位于时尚的第五大街的华丽大厦，而这所住 宅的三英里以外则是这个城市的霍姆伍德区，这条街因为作家约翰•埃德加•怀德曼而出名。在北廊街有一排连在一起的三座公寓，一座处于尾端的公寓已经被遗 弃，任凭风雨吹打和老鼠肆虐，还有很多吸毒者在那里吸食毒品。这里是黑帮的地盘，如果你是一个非裔美国人，你去那里时，就不会因为肤色不对而被认为走错了 地方。这条街周围非常穷，是美国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地区。
让我们设想两个孩子，一个出生于希尔曼家族，一个出生于北廊街公寓。对于前者，拥有有钱又有权的双亲，而后者只有一个单亲妈妈，这个单亲妈妈有三个孩子， 为了生活，她不得不一天到晚地工作。让我们设想一些基本的问题：哪个妈妈会有最好的卫生保健，会定期去看医生，如果有需要就及时吃药？谁能够有一个健康的 食谱？哪个孩子更可能有正常的出生体重？哪个孩子更可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和更好的健康照顾？哪个孩子更有可能因为铅中毒而生病？哪个孩子更有可能有一个更大 一点的哥哥或姐姐，虽然这个哥哥或姐姐只有12岁，但是当晚上妈妈外出工作时就不得不照顾他？谁更有可能以饼干做晚餐，并且不得不以一台老电视作为娱乐工 具？如果这两个孩子在半夜生病了，哪个孩子更有可能被及时送到医院急诊病房？哪个孩子一上学就会讲标准的英语，穿新的衣服，并且家里有人照顾他按时完成家 庭作业？哪个孩子会有机会外出旅游，而哪个孩子会仅仅在家门附近玩耍？
当这两个孩子长大时，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谁更有可能会遇到在他们升学、就业和融资创业过程中对他们有帮助的人？谁会更有可能在因毒品导致的枪战中被流 弹击中？谁更有可能进入好的中学学习？谁更有可能在家里接触到书、杂志、报纸和电脑？谁更有可能穿破旧的衣服？谁更可能因为衣服有味道而感到尴尬？谁的学 校里更可能有好的设备？谁更有可能进安全的学校学习？谁会害怕老师问自己家里有没有蜡笔和彩纸？谁会学习富人的语法和句法？谁有可能会加入黑帮，吸毒和犯 罪？谁会仅仅因为自己是黑人就被警察无辜带走？当这两个孩子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哪个孩子的生产效率更高？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些贫穷的美国孩子要比世界2／3以上的人还要好时，我们会认识到大部分地区的人被剥夺得多么严重，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的机会，他们的人生几乎和德克萨斯州被宣判死刑的人一样没有多少机会。
如果个人的选择约束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的不平等，那又有什么能解释呢？我们面临的限制非常不平等，这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限制？为 什么尽管我们作决定的时候能够做到理性、聪明和熟练，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似乎处于一个没有出路的环境里。舒茨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仅仅用个人选择解释收入不公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个人在选择时面临的限制。人们只能够选择那些他们可能得到的机会，因此，机会和选择一样重要。机会限制 是导致经济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决定了这些机会，这些机会从哪里来，它们是如何产生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弊端在于它是静止的，它最多可以比较不同的环境或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但是不能告诉我们不平等环境的动态变化或者我们是如何 从一种状态转换到了另一个状态的。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选择，是因为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的约束。为了更平等，我们应该在相同的约束下作相同的 选择。但是无论这些约束是什么，它限制了我们生活的条件，我们在这些约束下作出选择，每个人面临的限制条件不一样，并且在不停地变化。
舒茨的解释是富有创见性的，它促使我们思考阶级问题，而不仅仅是限制条件。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阶级，作为一个动态的关系体系，一个阶级可以对另一个阶级施 加权力，从而使社会形成现在这种情况，除非消灭它，没有任何人可以摆脱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结构。当我们在作个人选择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作出了社会的选 择，我们个人塑造了这种我们选择时面临约束的社会权力结构。在社会层面，权力是至关重要的。舒茨定义了权力的含义：“如果A利用一系列有利的环境、条件， 而让B做对A有利的事，虽然B不完全愿意，但是以他全部的知识，在各种可能中自由选择，B只能这样做，那么说A拥有对B的权力。”
这只是一个通常的定义，但仍然可以列出权力的许多特点：第一，权力可以使一个人单方面地改变另一个人的约束条件。如果时间足够长，权力可 以使下属养成自觉地为其雇主的利益而工作的习惯。第二，拥有个人权力的人不可避免地同样拥有社会权力。因此，他们可以制定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些规 则能够降低他们维持自己权力的成本。第三，有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民主。因为如果有民主的话，这些权力就会因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不存在。
在定义了权力之后，舒茨用权力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权力是工厂中雇主对工人的权力。然而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家相对工人的显而易 见的权力优势却视而不见。工人没有不工作也能维持其生活的财富，尽管他们可能离开某个具体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不可能离开所有的工作岗位。而生产资料的所 有权使资本家拥有合法的权力，通过详细的分工、机械化、近距离的监督、维持最高的劳动强度等方式，使工厂中雇佣的工人比实际供给的劳动数量要少。剩余劳动 力的存在，被马克思称作“劳动后备军”，使雇佣工人在生产线上安心劳动，无法要求更多的工资，并且按照老板的时间要求去工作。雇主还人为造成工作的分工以 离间工人之间的关系，防止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权力意味着对无权者的劳动成果的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定时间内对劳动力的控制是首要和基本的经 济利益和权力。
尽管权力是分析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出发点，但是这个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权力模型过于简单。舒茨还进一步分析了社会其他阶级，如经理阶层、专家阶层、拥有大型 商业公司的顶级商业阶层、政治力量、复杂的社会关系代表的力量、文化机构、大学学院和新闻媒体等等。其他的统治阶级都相对独立于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但是又 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它们一起强化了雇佣劳动关系的统治地位，使雇佣劳动关系难以改变。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使雇佣劳动关系看起来顺乎自然，是人类本性的结果， 是人类创造的最美好的世界。当然，其他的权力结构使我们的经济系统异常复杂、难以改变，但它们并没有否定劳资关系不平等的重要性。它们形成的原因是由于雇 佣劳动关系的存在，而且它们反过来又使雇佣劳动关系变得更加稳固。因此，如果我们不理解雇佣劳动关系，就不能深刻理解权力结构。
在解释了不平等理论的基础上，舒茨强调了美国不平等急剧增加的原因。他批评了几个主流的解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解释是信息技术的革命提高了高收人工作对信 息技术的要求，而那些低收入者的信息成本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因此，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工资等于进入一项职业的成本，那么高收入阶层的工资会与低收入 者不成比例地增加。舒茨指出，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至少在信息技术革命发生的10年前就开始越来越严重。而现在人们享受的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实际上是越来越平等 了，如果按照新古典理论，那么社会应该更加平等。让我们考察一个特定的技能群体，比如那些在某一领域获得大学学历的人，这些人的内部不平等也在增加。舒茨 指出，随着泰勒式管理的推行，所有的管理人员不再需要专门的技术，因此高收入阶层由于技能培训成本的增加而导致了他们收入增加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如上所述，舒茨认为，理解劳动和资本以及工薪阶层的收入差异的核心命题在于权力。由于高收入阶层权力的增加，导致收入以及用收入购买的财富已经非常不平 等。他指出，那些拥有或管理资本主义企业的人的权力得到了提高。比如，在计算机行业，高层经理、专业人员和所有者自己的权力都得到了提高，前两个群体的人 用他们的先进的技术从公司的所有者手里赚钱。计算机的引入通过使经理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雇主控制劳动过程的权力。依靠本田公司的设备，通过无存货 的管理方式，不断提高生产技术，进行团队生产，使每45秒生产一台汽车成为可能。现在，计算机技术加快了所有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影响劳动力市场，使工人的 工作更加不稳定。计算机的引入和不断发展造成了一个不断增加的永久性失业群体。这就是为什么官方认定大衰退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以后，长期失业率依然还这么 高的原因。
资本不断增加的政治力量驱动了全球化与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雇主的权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增强了对劳动的斗争，以便恢复其下降前的利润。资本 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使它获得足够的政治力量来改变全球的经济蓝图：签订新的贸易协定以及废除对国际货币和投资转移的限制。
世界经济对资本越来越开放，但劳动仍然缺乏流动性。这样就给了雇主更多的选择，如资本可以对外投资、进行外包生产等等。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更加严重了，特别是在南半球，工人的工资往往低于他们劳动力的价值。
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不断增加的不平等强化了生产的垄断趋势。收入不仅从穷人流向富人，还从小公司流向大公司。少数控制市场的大公司向全球扩张， 导致它们经济和政治权力越来越大。这种权力使它们提高了对劳动的剥削率，特别是在南半球，因为它们可以比较小的竞争对手更好地利用现代劳动生产过程，更有 效地施加政治压力。几乎完全被它们控制的媒体形成了“一个现代的宣传体系，创造了一种有利于资本家的文化，人们被不断地强加这样的观点：人们对发生在他们 身上的可怕的事情无可奈何；政府除了为资本主义强大的破坏力让路外，别无选择。 不断增加的资本的权力同样直接损害了工人的利益。我们发现，提高社会保障程度的公共服务项目，如失业补偿、社会公共救助、医疗照顾、医疗救助等等，在不断 减少，劳动保护法无法进一步增强，完善法律酊建议无法得到实施。偏向于资本家的法院中止了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法律。消除垄断力量的反垄断法成了一纸空文，从 而使不平等的生产趋势进一步加强，也就弱化了工人的力量。
舒茨没有讨论不断深化的经济金融化趋势，这也是统治阶级权力不断增强的结果。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使资本家可以运用货币投机和资本转移等手段，打击实 施对工人和穷人有利政策的政府。而且，深陷现金危机的工人不得不求助于资本市场，这使资本家可以利用金融工具，直接从工人阶级的口袋中拿钱，以增加他们的 利润。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不平等问题至关重要。舒茨给出了几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第一，权力内生于社会不民主。缺乏民主而导致的社会极端不平等，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随着美国不平等的增加，正常的民主过程开始变得毫无价值，国家选举已经失去了意义。
第二，不平等损害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隔离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把整个社会分成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富人，另 一个世界则是我们这些人。富人们对我们施加权力，否定了我们作为人的本性。舒茨指出：社会隔离的概念说明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失去权力的程度和这些权 力的重要意义，不但他们的首创精神被否定，而且他们其他方面的才能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永久性限制。从逃避社会到智力不健全，从盲无目的的生活到注意力的被 分散，从压抑到困扰到神经衰弱，以及对他人的暴力行为，这些都表明了由于人们受到限制而产生的不良后果。
第三，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发展随着工人失去地位，工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也随之下降，他们不能像以前那么慷慨花钱，这就会造成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减少，进而抑制资本投资和就业增长。
第四，不平等对环境有害。除非改变现行的公共政策，否则无法改变目前的环境危机。但是社会越不平等，富人对其他人的权力就越大，改变环境的可能性就越小。政府越来越屈服于商业的疯狂成长，从而无法同疯狂的消费主义抗争。消费过程中的能源浪费越来越严重，富人却日益从环境灾难中摆脱出来。
第五，不平等会产生其他社会问题。现代研究强烈地表明，就像我们可以肯定社会不平等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一样，不断增加 的最富裕群体与底层群体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导致了一系列其他问题。一个研究人员研究了美国一个州的情况后发现，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失业率越高，犯罪率越 高，接受收入救助和食物救助券的人比例越大，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比重越大。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而不是一个州的平均收入，是衡量一个州的最好指标。
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地方，人均教育花费也越少，在学校中人均拥有的书越少，学习成绩也越差，包括阅读技能差，数学技巧差，越少的人能完成中学教育。
收入差距大的州同时也有更高的婴儿出生率和更低的出生体重，更高比例的杀人犯，更大比重的暴力犯罪，更大比例的人因为身体残疾而无法工作，更多的人吸烟，更大比重的人久坐而不运动。
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州需要更多的人均医疗保健费用，需要更多的人均警察保护费用。
在《不平等与权力》这类书中，最难的是提出改变现状的对策。舒茨在该书的最后一章提供了一些对策。他的建议是直接的，并可以分成几类。我把它们归类如下。
第一，传统的办法：更加激进的收入税；强化征收财产赠与税；更高的且与通胀挂钩的最低工资；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对工人的赔偿，包括失业补偿；给需要帮助的人和家庭更多的援助；强化反垄断措施；减少种族歧视；规制媒体以体现大众的观点。
第二，新的观点：规定管理层最高薪资水平；鼓励工会发展；更普及的养老金保障；更普及的卫生保健；公共资助的”个人发 展账户“以使穷人也能买得起房子，有钱上大学，能够进行生意投资；补偿性的公共教育投资和更多的高等教育补贴；公司私人所有权的废除；多元化的媒体系统； 成比例的政治代表；一个充分就业的政策；收入补贴政策以打破工作和收入之间的联系。
第三，更激进的措施：以公共利益为目标，通过民主的程序进行社会化投资；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看它们做了什么 以及做对了什么（舒茨指出苏联从二战中恢复过来以后，国内没有失业，没有无家可归者，没有文盲）；考虑向某种社会主义形式转变，如市场社会主义或者由工人 民主管理工厂（南斯拉夫的经验鼓励了第二种方式的支持者）。
舒茨的一些建议是一些激进人士努力达到的富有价值的目标。但是在他的讨论中仍然有一些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他把他的大部分精力放在论述阶 级控制的动态原理中，也就是一个阶级为什么以及如何对另一个阶级施加权力。社会被塑造成了特定的权力结构，以致这种权力控制可以从一个时间点复制到另一个 时间点。因此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逆向思维，以探讨如何逆转这个自我支撑的权力机制，使人们能够有力量破坏这种权力结构。当然，工人们已经组织起来了，并且 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哪些起作用了？哪些没有？哪些活动暗中破坏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哪些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占领 华尔街运动“的兴起，埃及起义，说明了1％的人的权力不是不可挑战的，而推进抗争是我们的责任，舒茨的理论为我们抗争提供了力量。
与众不同的是，舒茨以新古典模式的个人选择模型为出发点，指出了当我们选择时，我们面临的限制至少和选择一样重要，指出了限制的本质，并且指出了这些限制 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并且把论述转向了阶级和社会的权力。这是一个有良心的科学家应该做的。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家应该为他们没有这样做而 感到羞愧。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5期，摘自2012年第8期《国外理论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