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主席诞辰121周年
作者：张文木
发布时间：2014-12-21 来源：乌有之乡
九、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能力的基本要求。
大国崛起，当先反“普世”。今人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教条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左”的教条主义，如王明及文革后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教条主义，他们不管革命或建设一律以苏联为谱世楷模;也有右的教条主义，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不管经济还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齐的认识，当然我们今天反对的也是这种认识，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左”或右。
凡事一脱离实际，就不可能进入有效的实践。英国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信 “普世”教条，万物得亲自经历;美国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也是反普世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反“左”的和右的普世观念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王明曾将苏联经验绝对化，他们以苏联军事理论为标准，说毛泽东不会打仗;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带向湘江，出去时八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回来就剩下三万多人了。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说：“王明路线使我们吃亏最大。”[335]，同样的道理，在这次吃亏后，中国共产党认识进步也最大：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摆脱了苏联教条的迷信，自觉地站到毛泽东一边，找到了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遭受以苏联为“普世价值”派的祸害期间，毛泽东同志专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36]。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礼堂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代表时说：“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的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了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337]1956年3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汇报时说：“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338]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以苏联为革命“普世”样板的认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的胜利。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也要反对以西方为范本的教条主义。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这种教条也会将中国引向灾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外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而是说我们不能以它们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绝对标准。
这里需要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开展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探索，可到70年代就为什么就搞不下去了?
这是由于后来那些反别人普世的人却不自觉地将毛泽东时代的成功经验连同毛泽东思想推向普世(教条)，“文革”中的出现的极“左”人物及其错误多不在于否定毛泽东思想，而在于将毛泽东思想普世化。比如什么“顶峰论”“天才论”。顶峰的，自然也是普世的。毛泽东一生至死都在与这种倾向进行了不懈地斗争，1968年8月13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这些东西可以供你们参考，但你们还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国际的经验应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339]
这样的态度在毛泽东接受外宾的谈话中比比皆是。他坚决反对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普世化。毛泽东要求别人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同样也是按着事实求是原则来看待和要求自己的实践。
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阅沈阳人民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的公函，在 “铸毛主席铜像”处批注：“只有讽刺意义。”[340]10月27日，毛泽东阅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再次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341]1964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到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这套经验，在有些国家就不能采取，如农村包围城市，先在农村胜利，然后占领大城市。这在日本就不行，在英国、美国也不行。在欧洲好多国家都不行。在亚洲其他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大体说可以采取。”[342]1966年7月12日9时，毛泽东约王任重同志谈话，说他给江青写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毛泽东说：“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343]7月25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文章时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344]1967年11月27日，阅日本共产党前中央书记安斋文章，他认为：“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毛泽东批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345]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两语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最高水平的”删去[346]。8月22日、23日、24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送审的几篇稿件时明确表示：“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347]直接删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段落，并退回要求修改[348]。9月1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349]的段落删去。9月26日批评外交部接待计划中“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的指示”的安排，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350]。同时毛泽东还删去了外交部拟定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9月29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送审的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删去第二页末段工宣队“是19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明确批示：“这句不要。”毛泽东这样的批示几乎贯穿“文革”的全过程。“文革”后期，一些较好的改革经验被绝对化，连及“文革”本身被一些“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尼克松语)的人推向不容置疑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351]的绝世样板。与其前述的“左”右普世形式不同的只是，“文革”并不以苏联也不以西方而是以自己为普世标准，结果，这样自我绝对化的作法也将“文革”推向反面。尽管毛泽东同志一直试图纠正这个偏向以至与林彪在庐山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但毕竟天不假年，力不从心，无奈他只有将这些纠偏的任务留给后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已向西方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与“文革”后期有些相似的是，今天也有些人也开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们以西方为普世标准，将美国设为绝对范本，与当年王明崇拜苏联经验一样，似乎中国改革若不合美国的标准，就统统都不达标。与“文革”的命运一样，这样的结果只能将中国的改革事业推向它的反面。如果说昨天的“文革”是被一些不成熟的政治人物推向反面的，那么今天政治不成熟即形而上学的政治主张也会葬送中国改革事业。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与“左”右普世(教条)主义斗争中成长的。革命时期多是跟“左”的“普世价值”斗争，在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看来要与右的“普世价值”进行斗争。
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实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的探索精神。如果不这样，看看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的结局。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快要取得全国政权时指望斯大林的援助，结果援助没到，自己却全军覆没。中国共产党走自己道路，1949年过长江的时候，斯大林不高兴，不说鼓气的话。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打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如果当时听了斯大林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南北分裂了。
1942年3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谈了党的创立后的经验教训，说：
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352]
在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的今天，我们也要开展一场反对“普世价值”为幌子的洋教条主义的启蒙运动。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53]。我们要明白，我们改革要依靠谁、为了谁，谁是能够保证我们胜利的阶级基础?蒋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为什么走不下去呢，他没有多数人的阶级基础，他的阶级基础就是中国的少数买办，买办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们表面上是坐在中国土地上，但其根部却是接通到美国的，这样的基础当然不牢靠。毛泽东将人民作为新中国的阶级基础，这样的国家就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善于总结自己错误并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作是说：我自己也犯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我到新乡，耿起昌对我说，可不得了，这么多人上山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一看形势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觉得不好。说泄气话了。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现在想想过去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听薄一波汇报，听到如何紧跟主席思想的话时，毛泽东说：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354]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华东局书记处成员，在听到1964年华东地区粮食产量达到1 100亿斤，1965年农业生产计划有些加码时，毛泽东说：“粮食产量不要报多了，让下面瞒一点，报多了害人，将来危险，少报些好。”[355]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356]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是制定决策的正确态度。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我们今天的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是诞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只要这个时代的本质没有改变，毛泽东及与毛泽东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思想，就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用于反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及其压迫的基础性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及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联的毛泽东思想是有时代和阶级属性的，它只属于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只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及其反抗还存在，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就会是他们及率领他们寻求解放的政党的旗帜[357]。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马克思的学说，它特别应该包括列宁的学说，因为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有了实践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讲枪杆子的，马克思的哲学配上列宁带刀子的革命实践，它就成了无产阶级取得阶级斗争胜利的法宝;不然，它就会变成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童话而不是一种政治主张。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358]毛泽东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没有别的，只有军队。”[359]
用阶级分析方法观察问题，充分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阶级斗争，贯穿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红线。1962年8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360]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十月革命学来的。”[361]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批评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362]昨天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及戈尔巴乔夫等通过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达到阉割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目的，今天屏蔽列宁主义、特别是屏蔽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就抽掉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宁主义灵魂的“毛泽东思想”、继而用抽掉“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理论”去麻痹劳动阶级，其结果对中国乃至中华民族而言，则是大灾难的开始。
1960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会议，指示在宣传上“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一定不要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363]同样的道理，如果在今天光讲邓小平理论而不提毛泽东思想，看起来也好像把邓小平理论抬高了，实际上也是把邓小平理论及随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降低了。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即将启航，在这个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特别告诫我们：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364]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365]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366]
事实上，作为我们的对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对手，美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毛泽东并在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随尼克松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367]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在当天的唁电中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368]一些视中国为对手的美国人说，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369]。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奋斗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毛泽东思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370]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371]。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而其中的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贯通传统与现代并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中，是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践深入学习和运用的思想精华。
【注释】：
[1]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1949年5月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338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3] 关于这份文件，我们目前可以在各类历史研究著作中看到原件的影印件，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对其具体内容有明白无误的记录。他说：
当时正是商谈问题的好时机，所以我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务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有自己的利益、使团和代理，不要为了小事闹分歧。就英国和苏俄来说，如果让你们在罗马尼亚占九成的优势，而我们在希腊有九成的发言权，我们双方在南斯拉夫各占一半，这样行不行呢?”翻译在翻译这些话时，我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
苏俄……………………………………………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90%
(与美国一致)
苏俄……………………………………………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苏俄……………………………………………75%
其他国家………………………………………25%
我把字条推过桌子给斯大林，他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勾，然后把纸条递还给我们。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记录下来还要快。
当然，我们已焦急地考虑过很长时间了，这只是处理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战争胜利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
随后有一阵沉默，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这样做是否太草率了，难道不会被人认为是玩世不恭吗?咱们把纸条烧了吧。”“不，你留着。”斯大林说。
参阅[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9页。
[4] 《斯大林同多列士关于战后形势及法共路线问题的谈话》(1944年11月1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0页。
[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319、321～322页。
[6] 《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月1日26)，转引自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7] 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说，“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79、883页。
[8] 参见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475、476页。另可参阅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3、724页。
[9]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10]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11] 《关于美军撤离南朝鲜等问题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2月23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54页。
[12] 转引自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8页。
[13]《维辛斯基关于核实美军撤出南朝鲜等问题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4月17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70页。
[14] 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16]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得到当天的消息，在此次炮击中，英舰上“死亡17人，20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舰长和一名医生。‘僚舰’号舰(Consort)由此驰往拯救，结果9死数伤，‘黑天鹅’号舰(Black Swan)和‘伦敦’号舰(London)也驰往拯救……4艘战舰约有100人死伤，将近半数死亡”。司徒雷登以欺软怕硬的心态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这乃是一次不可宽恕的袭击，我们美国舰只幸亏没有派去。” 陈礼颂译、傅经波校订：《司徒雷登日记》，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17] 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页，注释41、42。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4~85页。
[19] 贾瓦拉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00页。
[20] 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M.K.甘地在回答英国记者费晓提问时，直截了当承认国大党的经费“实际上全部”来自印度的富翁。参见：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3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118页。
[22] 1939年5月24日，毛泽东致信尼赫鲁感谢印度医疗队的给予的帮助。7月11日，尼赫鲁回信可能八九月间访问中国，届时希望能与毛泽东会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2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1页。
[27]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28] 《诗•大雅•荡》
[29]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划分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 Lothar，约795～855)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Charles Le Chauve，823〜877)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 (Ludwig der Deutsehe，约804-876)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
[30] 毛泽东非常重视秦王嬴政的这一贡献。1964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1973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一诗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3页。
[31] 原子在化学反应中是最小和最稳定的微粒。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而质子和中子由三个夸克构成。电子的质量为9.1091×10^(-31)kg，而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分别是电子的1836倍和1839倍。
[32]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11年版，第1491页。
[33] 当时迷信日本军事理论是一种风气。许多国民党高层人物比如孙中山、蒋介石、戴季陶、汤恩伯等都有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履历。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毛泽东要求“对这支队伍，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只“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为了更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364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页。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37]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6月，毛泽东又将这句话略作变动作为抗大学生毕业证题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1页。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
[41]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页。
[44] “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45]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把中国拖入战场。”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46]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47]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页。
[48]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49]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50] “三韩”是指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
[51] 《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年5月～1945年9月)，《党的文献》2005年 第5期。
[52]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页。
[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
[54]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87~188页。
[55]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再访西柏坡侧记》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13/c_116524927.htm。
[56]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57] 《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5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581~582页。
[58]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59] “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60]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58页。
[61] [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122页。
[62] “对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的批语”(1958年6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63]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
[6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65]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3页。
[66]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
[67]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页。
[6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1页。
[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70] 转引自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71]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三)》(1959年12月～1960年2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7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7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74] 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页。
[75] 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页。
[76] 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号大顺。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
[77]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78]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页。
[79]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8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页。
[81]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82]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8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
[84]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384页。
[85]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5页。
[8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页。
[87] 神府，指陕西神木、府谷。
[88] 三边，指陕西靖边、安边、定边。
[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6页。
[9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8页。
[9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554页。
[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
[94] 新黄河，1936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水患阻止日军西犯，致使黄河改道向东沿贾鲁河入颖河和西淝河，在正阳关等地注入淮河，当时通称这一段黄河为“新黄河”。1947年花园口决口堵复，黄河复归故道。
[9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3页。
[96]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页。
[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9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10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10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10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10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
[10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2页。
[10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10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107] 毛泽东：《在敌后比较空虚地区发动游击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1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页。
[10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5页。
[1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3页。
[1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7页。
[1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7页。
[113] 毛泽东：《集中力量在桐柏山区创造战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1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5～96页。
[1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
[1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页。
[1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118] 2001年，江苏省淮阴市政府实施“三淮一体”战略(即原地级淮阴市、原县级淮安市、原淮阴县融为一体)，原地级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因重名更名为淮安市楚州区，原江苏省淮阴县更名为淮安市淮阴区。
[1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3页。
[120] 1951年4月他在游十三陵时赞扬说，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见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121] 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122] 毛泽东：《战争准备要放在两个可能上》(1965年10月10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页。
[123] 毛泽东：《要很好地分析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1962年10月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124]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军委确定，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在北方一些地区要立足于顶住敌人，在南方一些地区则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这一思想后来被概括为“北顶南放”。
[125] 毛泽东：《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1964年9月1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
[1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127]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128]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360页。
[1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
[130] 毛泽东：《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65年6月1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276页。
[1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5页。
[1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133] 川汉铁路是清朝末年计划建设的一条铁路线，最初计划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全长3 000公里。此条线最终未能全部建成，只建成了西段的成渝铁路。
[134] 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64年11月2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277页。
[135] 1935年2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16日，党中央与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示：“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根据地。”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490页。
[1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137] 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138] 转引自何明、罗锋：《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139]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1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
[1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
[1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页。
[143] 1959年4月25日，毛泽东就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原则指示彭真、胡乔木、吴冷西：“请注意，不要直接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5月6日，在接见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时，毛泽东又说：“尼赫鲁是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8页。
[144] 《孙子·虚实篇》，《武经七书注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1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页。
[146] 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有4189次之多，其中最严重的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和同年8月在新疆铁列克堤的军事冲突。参见潘光主编：《当代国际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147]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148]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以《冬云》为题作七律诗记录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诗曰：“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49]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页。
[1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页。
[151]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199年版，第190页。
[1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9页。
[1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1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页。
[1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页。
[15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15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8页。
[15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
[1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7～378页。
[16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2页，注释1。
[161]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673页。
[162] 基辛格著，范益世、殷汶祖译：《白宫岁月》(第四册)1349页。基辛格的这段回忆，在熊向晖写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第273页中也有确认。熊向晖说：“基辛格记述的这段话虽与记录不相同，但却相当准确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本意。”
[163] 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国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293页。
[164] 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1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16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167] 贾宜：《过秦论》
[168] 1950年6月29日，毛泽东就《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致信刘少奇：“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国是经过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改革。德国、意大利大体也是如此，但比英国还不彻底，还保存了许多封建遗踪。日本则封建的土地制一直严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国人进行一种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现在仍有严重的封建主义。美国则从来没有封建主义，由欧洲移民进去一开始就生长资本主义的农业，故农村市场特别广大，只有林肯时代解放美国南部几州的农奴，是一反奴隶制的斗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
[1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170]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页。
[171] 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 年1 月～11 月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 页。
[172]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8 页。
[173]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会见弗朗索瓦•贝纳尔率领的法国议员代表团，明确表示：“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法国的文化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同志统计“从1910年到1973年，毛泽东读谈拿破仑，不下40次。”这说明，毛泽东对法国这段历史教训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参见陈晋：《毛泽东怎样读谈拿破仑》，《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另可参见陈晋：《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谈法国近代史》，《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
[17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页。
[17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
[176]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6月25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6月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接着美国又向英国、菲律宾和“巴统”国家[176]提出类似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禁运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第500(五)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对中朝两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10月26日，美国国会又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其目的是“对于威胁美国安全之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国家在内，达到管制输出及其他目的”。参阅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页。
[17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条。明确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等在农村的土地。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团结中农，保护农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材料，除依法收归国家所有的外，应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同样分给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该法对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问题的处理，以及土改的执行机关、执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体规定。该法自1950年实施，1987年底失效。
[17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17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244、250、246～247、276页。
[180]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181] 《论语·卫灵公》
[182] “四大自由”，指在土改后的农村中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
[183]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184] 详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18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186] 详见《土地改革：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187]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18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1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页。
[190] 转引自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191]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1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页。
[194] 参阅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上册，1998年，第304页。
[195] 据《新京报》提供的研究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失地农民约4000万。2009年，政府获得1.5万亿土地出让金，2010年全国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达2.9万亿，同比增长106.2%。2010年外出和在本地从事非农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24223万，其中外出农民工由2005年的9809万增至15335万，全国工会会员中农民工也占8855万，在城市里从事苦脏累险工作的70%以上都是农民工。调研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16～25岁的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5～30岁的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国情调查专家称我国失地农民约4千万 愿回乡民工不足1成》http://www.haijiangzx.com/html/2011-10-31/page_10306.html。
[196] 广州日报 2011年2月20日载，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樊纲表示，工业化进程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按目前分析数据，如果计算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至少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尽管他们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长，但其收入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照此不应出现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但现在，确实出现了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情况，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他说，此悖论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工业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劳动力进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农村。他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院长 迟福林更直接表示：“总的看法是：‘十二五’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做得到，也有条件做得到。”“‘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当作为‘十二五’城乡一体化的重大突破。”参见《十二五期间资本的重点攻击目标》，载《时代与思想评论》2011年第1期。
[197] 《记者调查发现南京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来源：2011年02月10日《新京报》http://nc.people.com.cn/GB/13882705.html。
[198]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页。
[199]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469页。
[200]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201]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20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203] “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20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20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页。
[20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页。
[20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1页。
[2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页。
[20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
[210] [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7页。
[211] 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4年版，第1193页。
[2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页。
[213] 《实践论》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代表著作，写成于1937年7月，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363页。
[215] 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216] 沃尔特·李普曼，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长于国际问题的战略分析，在传播学史、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地位。
[217] 沃尔特•李普曼著，罗吟圃译：《美国外交政策》，北京：人文出版社1944年版，第17页。
[218] 乔治·凯南，美国“遏制”政策的提议人。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通过明码电报，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 542个英语单词的电报，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苏冷战的先声。在电报中凯南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1947年7月7日，凯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战略”并被美国政府所采纳。
[219]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
[220] 沃尔特•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页。
[221] 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是美国共和党人，狂热极端的反共分子。1946年，他依靠激进的反共观点当选为参议员，其间，他推动在全美清理共产党运动，指挥调查委员会调查美国民主党成员以及政敌、对他有意见的新闻人物，不少人被撤职、逮捕甚至被处死。后来他在军队中搞忠诚调查，引致艾森豪威尔的不满。1954年，参议院通过法案谴责麦卡锡的政治迫害行为。1957年死于肝炎。
[222] 宋石男：《伟大的旁观者：李普曼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02页。
[2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03页。
[2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页。
[2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页。
[226] 参阅[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页。
[227]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504页。
[228]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
[229]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4页。
[230]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458页。
[231] 据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唐庄宗本纪》载：”初，(李)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今河北邢台)，还军上党(今长治市)，置酒三垂冈，伶人奏《百年歌》(西晋诗人陆机的组诗，共十首，每十岁为一首，唱人一生从幼到老的景况与悲欢)，至于(唱到)衰老之际，声甚悲，坐上皆凄怆。时(李)存勖在侧，方五岁，克用慨然捋须，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儿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战于此乎!”
[232] 唐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李克用从代北沙陀族少数民族中崛起，一生征伐，创立了“连城犹拥晋山河”的基业。其子李存勖在父死后，又是一生征讨。三垂冈(今山西长治)之战，使李存勖最终占有上党，把三晋大地作为稳固后方，进而兵下太行，逐鹿中原，消灭后梁，建立后唐。严遂成以李克用父子的史事为蓝本写作此诗。
[233] 毛泽东：《念奴骄·昆仑》(1935年10月)。
[234] 毛泽东：“同斯诺谈国际问题”(1965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页。
[235] 乔治·凯南(1904～ 2005年)，美国“遏制”政策的提议人。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通过明码电报，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 542个英语单词的电报，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苏冷战的先声。在电报中凯南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1947年7月7日，凯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战略”并被美国政府所采纳。
[23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237]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238] 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载，西汉末年的赤眉农民起义军打到潼关后，采取抽签的方式在刘氏宗室中选出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做皇帝，但因脱离不了放牛娃习惯而失败下台。“1973年1月上旬，在王洪文去上海前，嘱其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页。详情可阅读徐景贤《毛泽东曾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载于《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
[239]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240] 尼克松著：《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241] 基辛格评论赫鲁晓夫说：“他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2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
[243] 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页。
[2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参阅同书第399～400页。
[245] 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页。
[2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400页。
[2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248] 斯大林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参见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页。
[2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页。
[250] 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2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2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2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2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页。
[2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256] “太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帝时宥之。一日，宴便殿，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报首，即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帝为恻然。未几，谪御史，复坐排陷詹徽，与同官十二人俱镣足治事。后竟坐法死。”《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页。
[257]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页。
[258] 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编著：《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 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259]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26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页。
[26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页。
[26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9页。
[26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7页。
[26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
[2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6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
[26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
[26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2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27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页。
[27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页。
[272] 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964年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273]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6/c_118723453_2.htm。
[27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27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
[27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页。
[27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
[278]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页。
[27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页。
[280]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页。
[281]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页。
[28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28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9页。
[284] 1975年5月初，江青给毛泽东处打电话，要工作人员转告他受到“围攻”，毛泽东说：“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也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起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很难。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2页。
[28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28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页。
[28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0页。
[28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页。
[2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
[29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3页。
[29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页。
[2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页。
[2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5页。
[294]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页。
[29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2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2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2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29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30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30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30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30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30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30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
[30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30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
[3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30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页。
[3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3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
[3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页。
[3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7页。
[3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页。
[3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页。
[3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3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
[3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3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页。
[3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1页。
[321] 1989年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在此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共产党的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的共产党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这样，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322] 戈尔巴乔夫195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年先后任斯塔夫罗波尔团市委第一书记、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边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边疆区团委第二、第一书记。1962年3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区域农庄一农场生产管理局边疆区党的组织员(负责人)，同年12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农业边疆区党机关局局长。
[323] 参见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页。
[324]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页。
[3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
[3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8页。
[3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
[3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
[3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4页。
[3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134页。
[3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507页。
[3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参阅同书第234、528页。
[3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334] “由于我们在1904年整个一年和1905年战场上遭到节节惨败，所以德拉戈米夫将军就编了一则挖苦的笑话，后来在俄国各地传开了。他说：我们总想用圣像去打日本人，他们却用炮弹和炸弹来揍我们;我们用圣像来对付他们，他们用子弹对付我们。”参见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北京：新华出版社1893年版，第238页。
[3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页。
[336]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15页。
[3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2页。
[3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页。
[3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3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
[3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3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页。
[343] 转引自王任重1966年7月13日日记，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9页。
[3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
[3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3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3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
[34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3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3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351] 文化革命快结束前夕流行很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曲，旋律铿锵，歌词主张内容不容置疑，反复重复的歌词是“文化大革命好 文化大革命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就是好 就是好。”参见经典老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线试听_http://www.kuwo.cn/yinyue/281657/
[3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35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http://china.caixin.com/2012-11-08/100458021.html。
[3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481页。
[3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8页。
[356]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357] 1959年3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杰克逊告诉毛泽东，他经常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回答说：“中国人民很穷，很苦，要斗争，要革命，就有对这种著作的需要。”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页。
[358]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3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页。
[36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36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
[36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36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
[364]《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299页。
[365]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
[366]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26/c_118723453_2.htm。
[367] 转引自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页。此事也在尼克松回忆录中有确认，参见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页。
[368]《美国前总统福特去世》，载《京华时报》2006年12月28日，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06-12/28/content_87961.htm。
[369] “近几年，中国军队去美军西点军校参观，该校学者在介绍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总要反复说一句话：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怕的是中国军队毛泽东化。美军为什么这样讲?对这句话，人们可以有许多理解，但有一点，也是它的真正关键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与优良传统。可以说，这就是美军害怕的中国军队毛泽东化的‘秘诀’，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宝库和战斗力的源泉。”肖裕声：《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与优良传统》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38903/13886980.html。
[370]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371]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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