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战略优势的历史性转变（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作者：诸玄识

文章发于：《儒家邮报》

更新时间：2011-10-3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近有一位中国学者说，“今中华之发达与强盛乃国史之最”，这确实令我们每一位华人为之骄傲。但在庆幸之余，我们也 应该看到非理想面，这里仅谈五点：A.世道人心：富而好礼吗？取财有道乎？遑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B.就世界比较而言，中国的人均产值还很低，但贫富差 距却很大。C.领土主权：失地久难复，诸邻又夺屿，国家尚未统一，此远非康乾之大一统所能比！D.国际地位：海洋立国多障，霸权倾压犹烈，四围趋炎附势， 哪里还谈得上“仰慕华夏、敬畏上国”！中国何时再能成为“良范万邦的楷模”呢？E.环境代价：国内的险情是生态萎缩、江河废流，世界的忧患是海涨陆沉、地 球变异！

实际上，从鸦片战争到如今，中华民族的厄运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而且随着中国之崛起，她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也在同步增大。除非是到了那个时候，即中国再次成 为“天下中心”，而且是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那才是“忧患余生，皆大欢喜”呢！但在此之前——在儒家的理想被实现 之前，中国总是大可能被西方霸权所压垮的。当然，若是考虑到核武的“恐怖平衡”和生态的“海涨陆沉”，那么，中华的厄运亦是全人类的悲剧。另一方面，即使 中国能够幸运地充分崛起，那么，世界文明对地球生物圈的冲击也一定会极为剧烈，其结局同样是不堪设想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如果中国也被迫走向西方化与 现代化，那对于这个已经备受西方折磨的不幸的星球来说，很可能是最后一击！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似乎已经牢靠地保住了她自己的“球籍”，似乎已经解决了其生 存与发展的问题；但实际上，也包括她在内的全世界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儒家的“平天下”也到了最后关头，要么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这是西方文化——它 的“启蒙”和“理性”、它的科学与上帝——所表演的“群魔乱舞”之剧终；要么是中华民族与全人类的生存问题能够一并解决，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终极目标—— 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民胞物与、天人合一！中国人啊，全人类啊，在这进退维谷、大祸临头的情势下，你们将运用什么样的智慧来绝处逢生呀？

笔者诗（泰西之咒）云：

龙伤道丧沦欧亚，两战绝寰今核化。
虎豹豺狼互噬吞，东南西北相殃嫁。
毁他毁我孰赢家，立己立人唯儒夏。
海涨陆沉溯泰西，移民天外称星霸。

在近代欧洲兴起以前，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是世界上的主要暴力源（战争源）。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中，有两大暴力（战争祸源），即：近现代西方的暴力 ——“海洋暴力”，和在此之前的欧亚大草原的暴力——“草原暴力”。这里只讲后者，而且主要是讲“草原暴力”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胡患）。正是这一古代世界 的最大暴源，它冲毁了许多文明（包括罗马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相比之下，中华文明虽是首当其冲，备受祸患；却能岿然独存，融和壮大；可见她无比顽强，最具 生命力。下面就来分析“胡患”兴衰之原因：

1，生态极度紧张。相对而言，欧亚大草原处于地球的高纬度，阳光不足，加上内陆之缺水，这使得土地的生物量甚少（荒漠植被），因而造成生态/人口之过度紧张——人口稍有增加就面临生存危机，引起冲突，形成暴力。如此暴力冲突经过整合而变为向外征服的动力。

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之诗句：“云山万里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牛羊满野兮聚如蜂蚁。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徙。……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

2，社会倾向好战。A.精神：由客观条件所决定，和谐不能生存，打杀或能苟活。所以形成好战精神。B.习俗：从小就学 习骑射，稍大则以游猎为生计；在生存危机之际，则四处抢夺，并于打杀中形成越来越大的战斗团体。C.组织：全然的战斗阵势，弃老贱妇，以雄壮为尊。游牧马 队，机动灵活，驰骋疆场，穿插包抄。

欧阳修诗曰：“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明妃曲和王介甫）元代萨都剌的诗：“紫塞风高弓力强，王孙走马猎沙场。呼鹰腰前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上京却事）清代严遂成的诗：“地近边秋杀气生，朔风猎猎马悲鸣。”

3，祸因向外宣泄。从欧亚大草原到各文明中心，地表的生物量和水量越来越大，气候也越来越温和；相反则干燥苦寒且无食品。因此，游牧部落向外侵略很方便，而外部势力打进来则极为困难。这就是说，对外战争是面临生存危机的游牧部落的可行之路。

陆游的诗：“杀气昏昏横塞上，东并黄河开玉帐。”唐代屈同仙的诗：“是时天地阴埃遍，瀚海龙城皆习战。……汉兵候月秋防塞，胡骑乘冰夜渡河。”（燕歌行）

1，物质财富诱因。相对于亚洲内陆的荒漠草原，华夏农耕区偏于东南，低纬度，并在海陆水循环（季风雨）的覆盖范围之内；所以阳光和水份皆充足，因而土地的物产丰富。因此，生存极不稳定的游牧部落，就把华夏农区和文明中心作为其掠夺对象。

唐诗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西域、江南的生态差异何其大也！关于汉地之富裕，杜甫《忆昔开元》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 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另，司马迁《史记•平准书》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 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 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2，地理环境倾势。相对于游牧地域，华夏农区主要是平原（华北平原、江汉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四川盆地等）。所以 胡患势力具有地缘俯冲的战略优势。几大高原诸如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前两者为牧区，第三者蛮夷居半；而黄土高原虽为汉地，但因生态恶 化而易于变成内乱之源。至于长城，随着文明重心和华夷之交的南移，特别是随着胡人内迁和华夷混杂，则很难发挥有效作用，乃至失修荒废。

明代高启诗曰：“牛羊草漫野，大帐天山下。十万控弦儿，闻箛齐上马。”唐代卢照邻《雨雪曲》云：“虏骑三秋入，关云万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明 代李梦阳《经行塞上》之论“防不胜防”：“天设居庸百二关，祁连更隔万重山。不知谁放呼延入，昨日杨河大战还。”王安石《白沟行》之论胡人居汉地：“白沟 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使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万里锄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

3，华夏文明柔弱。A.和谐：物产丰富易于和谐。因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而不能向外宣泄矛盾；所以不和谐，则无以为 生。越是天灾人祸或内忧外患，越是需要恢复和谐；结果，和谐造成“文弱不堪”，乃使胡患变得不可遏制。所幸蛮族不可能像摧夷罗马那样地消灭中华。B.文 治：儒家究竟是让人民道德自觉而自我管理，只因生态退化而天灾人祸，不得已才兴中央集权来治水防夷；但儒释道文化之盛行，又使上下四方融通而中和，朝廷实 行德治与无为而治，做到“圣人处上而民不重”——人民感觉不到有政治压力。这样，社会变得仁静安乐，爱和平，非尚武，不善战。C.散漫：与西方文明或现代 社会相反，传统中国乃缺乏组织性与强制力，百姓以情相聚，乡里自治，自由散漫；国家（朝廷）不具有较大的动员力；它平常治水防夷尚可，但在内忧外患严重之 时，则形同虚设，更不能挟万民以御侮。传统政治追求天下太平，却不堪胡患掩至。

唐朝杜佑所作《通典》一书，其中有论生态圈与华夏文明，曰：“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中土，生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救，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慈孝生焉。”

1，黄河文明逆变。胡患从早期的偶尔出现到后来的经常发生，华夷冲突越来越大，汉人从具优势到处劣势，凡此均与文明 发祥地（黄河流域）的生态逆变密切相关。文明发祥地的生态逆变是指：技术、人口、竞争和生态等因素互动相激而恶性循环：铁器普及→毁林开荒→人口增加→生 态退化→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其中的关键环节是，铁器普及破坏了黄河流域及华北平原的大森林，它导致海陆水循环（季风雨）的失调和紊乱，其结果是：在海洋 季风所达不到的空间（荒漠草原），丧失了森林蒸腾之降水；而在海洋季风所覆盖的范围内（华夏农区），季风到来则水灾，其他时节则旱灾。文明发祥地的生态逆 变对于胡患的影响有六点：

A.森林蒸腾降水的锐减，加剧了海洋季风所达不到的地区（塞北、西域及河西走廊）的生态紧张和社会冲突。汉晋之际的羌人祸乱与此相关。

B.华北及西北之大森林的消失和水体（河流、湖泊）干涸，有利于胡骑之驰骋于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和江汉平原。

C.华夏农区的天灾人祸，会削弱中央王朝的治水防夷的能力；胡骑往往乘虚而入，以致内忧外患恶性循环。

D.华夏农区的动乱势力与胡患相汇合：或者叛逃之，或者援引之。结果内忧外患乃不可遏制。

E.上述华夷之恶性汇合，使得汉人的技术、文化或智慧均被胡患势力所掌握（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结果汉人丧失了仅有的军事优势。例如西汉军队对匈奴是以一当五，后来变成一比三，再后来便根本逆转。

F.上述生态退化、天灾人祸及内忧外患，使得华夏文明更加注重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让儒释道的文化大行其道；以致文明主体变得越来越“文弱”，而不堪胡患。

G.史前的黄河流域温暖湿润，特别适合创发农业文明。在此以后，不仅文明展开导致了生态逆转，而且自然本身也发生变迁，那就是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冷。非只是 现代学者多有这方面的科学论证，古人也有详述，并特别指出：气候变冷是华夷冲突之均势与重心，从燕山一带南移至黄河两岸的主要原因。

气候变冷有利于胡夷南下。唐诗云：“草白河冰合，蕃戎出掠频。”（杜荀鹤/塞上）,又云：“冰横晓渡胡兵合，雪满穷沙汉骑迷。”（赵嘏/平戎）另，李华 《吊古战场文》曰：“当此苦寒，天假强胡，凭陵杀气，以相翦屠。径截辎重，横枚士卒。都尉新降，将军覆没。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

2，古人智慧有误？今人总以为，维持“合理文明”并非难事，文明之所以多灾多难，那是因为人们的制度选择的有问题，或 者是统治者的邪恶。持这种观点的人，乃是被西方文化所欺骗。殊不知，西方文明或现代文明是以牺牲全球性生态为代价，故其看起来是康庄大道而通向理想，实际 上是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而且越是接近毁灭，越亢奋越繁荣，人们越是迷茫。中国古人只用局部的生态圈（而非消耗全球性生态）来创发文明，自我调节，动态 平衡。他们不仅承受内部的失衡与 忧患，而且还承受遍天下的祸因乱源；不仅要稳定九州之内，还得安顿四海之外，并尽力推广其“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和谐模式，以确保各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和 平与永生。所以，中国古人维持文明、治理国家之难度，不知道要比近现代西方要大多少倍！古圣哲的高超智慧远非今之单纯的、割裂性的“理性智慧”所能比—— 今天我们所崇尚的科学与逻辑，乃是竞争性与征服性的、因而是人类自毁的智慧。言归正传，再看历史中国的胡患。假设历史中国尚武，并大力发展科技；那么，她 克服胡患似乎不在话下，但社会的竞争与冲突也会无限升级——除非能像西方那样的全球扩张，文明势必毁灭。果真如同西方，则随着帝国主义与霸权，民主、科 学、工业和资本等应有尽有；但是，世界大战乃至核战争也大有可能“古已有之”，即便非此，那地球生物圈能够支持西方式的文明一千年吗？所以中国儒家选择和 谐与永生之道，宁愿承受胡患，而不反其道而行之，走向人类自毁。

1–中华怎能延存? 面对着无穷胡患和文明发祥地（黄河流域）的生态逆变，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古老文明一样地消亡？如果不是江南开发而缓解生态和儒释道兴而调控人心，中 华文明必毁无疑。进而言之，A.如果不是江南开发而缓解生态，则中华必像巴比伦那样随着文明发祥地的生态逆变而消亡。再者，中原以外的华夏农区多能阻隔胡 骑。史称江淮之间的霖雨和东南中国之江河湖汊，能够挫伤胡骑的锐气；即便是其入主中原，非接受中国文化而不能重建大一统；这也是华夏民族与中国文明能够幸 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B.如果没有儒家，华夏就会像罗马那样在遭罹蛮族的首次打击之际，就会不复存在。这后一点是因为：中國是靠“文化諸野”營造中央， 中央垮還可復建；羅馬是用“中心血統”駕馭四方，中心倒而四維崩。国学大师钱穆说：“罗马如于一室当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 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鑠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

笔者诗（以夷制夷）云：

云边纵马踏琼宫，板荡中原儒道穷。
一代天骄统内外，千年痼害化和同。

2–中华同化夷狄。对于胡患势力，华夏似乎无能为力：即使在中国历史的“英雄时代”（秦汉），在中央王朝强盛之际，倾师远征，绝漠穷追，也不能斩草除根。 那只好将其逐个“同化”，把他们变成“中国人”。同化之术有两：一是平时招徕感化，即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既来之，则安之”；一是战时融和汉 化，即孔子所谓 “狄夷进中国，则中国之”。从宏观的大历史来看，一方面虽是胡骑驰骋中土、掠杀汉人，另一方面又是中华承受忧患、消融野蛮而实现文明体自身的不断壮大。这 后一个方面是通过“正、反、合”的阴阳运动来完成的——自秦迄清的二千余年，分成两段：A.秦汉（“正”、“阳”，纯正汉族）→ 两晋南北朝（“反”、“阴”，五胡乱华）→ 隋唐（“合”、“阳”，华夷混一）；B.宋明（“正”、“阳”，纯正华夏）→ 辽金蒙古满清（“反”、“阴”，胡患炽烈）→ 清朝（“合”、“阳”，中华大一统）。

3–胡患如何消亡? 国人鲜知此情，而皆以为随着冷兵器向热兵器之升级，它就被“自然淘汰”了。这是想当然而已。殊不知在此之前，问题就已被圆满解决。若非如此，即便是骑射相 形见拙于枪炮，那胡患势力也会被列强——尤其是沙俄——装备起来，而空前无比的祸害中华。以下分两点来谈胡患之消亡：

A.佛教传播：使得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从原先的暴力之源（战争策源地），逐渐变成了相对仁静的“释迦净土”。这不仅是佛教使人心性善，从而放弃残杀；更主 要的是，佛教让人出家当喇嘛，从而通过减少婚育户数来降低人口出生率，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由人口/生态的严重失衡所造成的爆炸性张力——草原暴力。另一方 面，佛教之不杀生（动物）和不婚育（人口），也使得环境脆弱的高原和草原易于恢复和保持生态平衡。今之学者多批评佛教之建庙养僧乃巨大浪费，这是短见，有 近忧而无远虑。古人的长治久安之计，以根除千年胡患为关键，此非佛教而莫能为。早在五胡乱华之际，以杀戮为要务的胡酋，在恶梦中悟道：非去西域请来佛教高 僧，而不能清世乱、静中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蒙古人对佛教的皈依也减弱了这个民族的好战性格，佛教还为青年男性打开了一条去做独身僧人的生活 之路，从而减轻了这个民族受到的人口压力。与上述因素相联系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命运的改变，迫使他们沉默下来，并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生活中除去了一种生气 勃勃的因素。这种因素曾在将近4O00年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主角。1757年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欧亚游牧蛮族对它的威胁，它在这种威胁之下至少已忍耐了 2000年之久。”（《人类与大地母亲》第499－5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虽然在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 当中，只是一部分皈依佛教；但这足令中央王朝或汉人有效的处理其边疆问题，从而根除传统意义上的“外患”。

B.以夷制夷：入主中原的蛮族，一旦建立相对稳定的王朝之后，他们就担心“重蹈覆辙、重演悲剧”；他们也比汉人更清楚，如何防止和根除胡患。而清朝在这方 面则是做得最有效、最彻底的。清朝对蒙古人的政策，不仅鼓励甚至强制其皈依佛教；而且在草原封疆划地，不准游窜，人多地少也不能远徙，无以为生，只好进 庙。往昔之草原，就是因为游牧部落流窜互抢而形成更大组合和军事强人、从而向外征服的。当然，清朝的统治使蒙古人口大减，此为今人所垢责。话说回来，若非 如此，汉人还得应对草原暴力，而且它大有可能与沙皇帝国主义合流来祸害华夏。如果不是清朝统治，中国的长城以北包括满洲、蒙古和新疆尽被俄罗斯吞并无疑 也！根除千年胡患的见证——康熙《上宴诸藩》诗：

龙沙张宴塞云收，账外连营散酒筹。
万里车书皆属国，一进剑佩列通侯。
天高大漠围青嶂，日午微风动彩旄。
声教无私疆域远，省方随处示怀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