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纳坦•库克 •魏文 编译 •
在一部传统的关于牛仔的电影中，我们知道做什么：寻找那个戴着白色毡帽的人，以便知道为谁鼓掌；而寻找戴着黑色毡帽的人是为了知道谁值得去死，在开始表明 相信之前，以此作为可怕的参考。如果好莱坞过早学会滥用这种部落的激情，我们会怀疑在华盛顿那些政治脚本的作者们是不那么矫揉造作吗？
从“9•11”事件开始，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们说服了我们，他们正在在中东进行一系列由戴“白色毡帽”的人对戴着“黑色毡帽”的政权的战争。对每一场战争都欺骗我们，称那是推出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干涉”。这类战争的周期仍然还远没有到达它的终点。
但是，最近10年期间，对这些战争的提法必须做出改变。正如好莱坞完全明白的事情一样，观众迅速厌倦了同样的伪装的根据。
把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的声明放在一边，有一种局限多次能够说服我们在中东有一个新的希特勒，那个坏透了头目做到开发一种可怕的武器，以便消灭以色列、美国或也许消灭地球。
在50年代的好莱坞，解决公众厌烦的问题是简单的：在指定的时间（在西班牙只是面对危险时）安排著名的影星加里•库柏演一个戴黑色毡帽的角色，让坏透了的刺客演一个白人。提供的是一种上了色的复杂情节，但实际上好事和坏事以同样的方式在继续人们熟悉的路线。
如果华盛顿在侵略伊拉克的阿富汗以后，需要一个新的剧本，它不必过多地工作就可以找到一个。在中东政治领域正在迅速发生的变化帮助了它：人们所说的“阿拉伯之春”。
华盛顿不能忽视反对专制政权铁腕缓冲装置的民众力量的觉醒，它提供在感情上令人愉快的变迁，在许多国家这种专制政权是几十年前由西方建立的。
现实当然是美国和它的盟友面对“阿拉伯之春”都有同样的计划：也就是说，试图保留它们地缘政治的利益。在这方面，它们企图阻止和扭转觉醒的危险表现，特别是在埃及这个在海湾人口最多和最有影响力的阿拉伯国家，那里有我们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储备的输油管道。
但是，对华盛顿来说，“阿拉伯之春”提供了机会，也带来威胁，这些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被利用。
阿富汗和伊拉克继续了一种“干涉的”模式，现在干涉已经广泛地威信扫地，对西方来说对付经济上的衰退已经行不通了。已经不能轻易地说服西方的公众认为我们的军队应当仅靠自己侵略、占领和“确保”中东的国家，特别是它们结果成了我们“慷慨”的对象，却以怨报德。
人道主义战争可能已经掉进了破口袋，如果“阿拉伯之春”没有开辟新的“干涉”的可能性的话。
阿拉伯的觉醒在中东创造了一种新的活力，反对传统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精英的统治：民主的和进步的力量受到一种新的信心鼓舞；企业的精英们看到了通过与西方的合作在国内经济上的机会；受压迫的部族的、宗教的和部落的团体看到了一次算旧账的机会。
华盛顿表明它对培育宗教的和部落的团体比对部族的团体更有兴趣，这并不令人惊奇。
在利比亚。美国和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取下“白色的毡帽”，把它交给所谓的反叛者，包括因为卡扎菲的部落已经不幸地垮台。西方发挥了一种明显的作用， 特别是靠它的狂轰滥炸，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地的角色被说成是领导者。西方对最近发挥一种“次要的作用”–支持“好人”–表示非常满意。
在利比亚动乱之后，去年卡扎菲被叛军杀害。对西方公众来说“电影”已经结束了。可是对利比亚人来说，开始了一部新的“电影”，对我们来说使用了一种奇怪的 语言，没有字幕。从那时以来透露的有限的信息表明利比亚陷入了非法状态，一点也不比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创造的政治局面更好。数百名地区的民兵统治着这个 国家，勒索、拷打和杀害那些反对他们的人。
很少人怀疑在西方干涉的国家名单中下一个将是叙利亚。而这一次，华盛顿撰写脚本的人似乎相信让一个国家行使职能的任务，尽管是高强度镇压的职能，在失败的 情况下，也能够做到，而绝对不让西方的手被人们看见。这一次“白色的毡帽”交给了我们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根据最新的报告，它们正在激活一条国内 战争的“蛇”，不仅是武装一些叛乱分子，而且准备用石油美元给他们发工资。
对西方国家的政府来说，对干涉进行最复杂的讲述的重要性是由在中东削弱对继续战争的国内反对派的需要来推动的。给人印象是这些战争正在专门由“内部”发起 和领导的，尽管反对派是协同的，它的构成对于外人来说继续是阴暗的，增加了一定程度外部补充的合法性；附带提醒西方的公众，资金的代价和牺牲将不由我们承 担。
在支持攻击阿富汗曾经有过广泛共识的同时，西方的舆论后来在关于以同样方式侵略伊拉克的问题上分裂了，特别是在欧洲。在“9•11”事件后的世界上，对于 西方的利益来说，阿富汗的坏人奥萨马•本•拉登似乎比萨达姆•侯赛因成为一种更逼真的威胁。振荡行动和帕沃尔的批评者们振振词，表明他们是有道理的。
但是，阿拉伯人的觉醒为随后西方的一次干涉提供了不同的情节，华盛顿曾经在伊拉克也软弱地采用过，之后美国在伊拉克没有能够找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已经不是试图找到一个人或是一件可怕的武器，而是一种“文明的使命”，以便将“民主”带给被压迫的人民。
在“阿拉伯之春”以前的时期，存在着这会被解释为另一个推动西方利益的计策的危险。但是以后似乎更可以接受的。当地的主要角色是否是寻求一种新的政治的民 主因素，或是争斗中部族的团体为了自己复仇的目标寻求控制旧的政治，并不那么重要了。西方的目的是支配他们，不论他们不否愿意，以便进行新的讲述。这种行 动在利比亚确实有害地损害了民众，他们反对下一场人道主义战争。看来在叙利亚正在实现同样的目标。
处于实际上下降的左派确实受到致命的削弱，它有过争议，对这些人道主义战争的每一场战争的看法发生了分裂。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表明支持推翻卡扎菲的计划， 他们中更多的人在为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面对同样的命运鼓掌。现在只剩下持批评意见的左派其他人士，他们坚决反对西方建立一个利比亚式的阿拉伯国家的另一 种图谋。
如果是简单地涉及一部关于牛仔的电影，这其中的任何事情只不过一种偶然的兴趣。卡扎菲完了，阿萨德是下一个。但是国际政治比好莱坞的一个剧本要复杂得很 多，应当表明我们是否有时间思考我们在西方选举的和再次选举明星的类型。乔治•布什，托尼•布莱尔，贝拉克•奥巴马，在他们的手上可能比任何阿拉伯的专制 人物染上更多的血。
许多左派人士对分析新的中东有困难，他们接近华盛顿军事策划者们的狡辩术。这个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准备允许战争的商贩们将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与每次和“人道主义干涉”有关的问题–关于政权、反对派团体和媒体的覆盖的问题–搞得混乱不堪。
是的，为了受到破坏而选择的制度对它自己的人民完全是残暴的和令人扫兴的。它的制度的本性应当被揭露。没有它们世界将会更好。但是这不能成为西方进行反对它们的理由，至少在世界继续形成处于竞争和自私自利状态的国家之间现在的模式时是这样。
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几乎都有人权问题的背景，其中一些国家的性质比起卡扎菲的利比亚或是阿萨德的叙利亚补偿性更差。但是，这些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是靠近西 方的盟友。只有不可救药的天真的人或是不诚实的人才会认为西方所针对的这些国家是为了它们受苦的公民的利益而被选择的。或者说，它们被选择是因为被看成是 不能平息地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在本地区的利益。
从利比亚的情况看，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卡扎菲对西方的威胁远不是那么清楚，事实上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是统治的因素。西方对外政策的专业记者丹•格拉泽布鲁 克指出，在西方将其目光重新转向利比亚之前不久，卡扎菲已经开始明确反对美国建立非洲司令部的立场，非洲司令部是美国军队在2008年建立的。
非洲司令部的作用是组织和领导非洲的战斗部队，用一位美国海军中将的说法，其目的是确保“非洲的自然资源自由地流向世界市场”。在打败卡扎菲的时候，非洲 司令部消灭了对它的计划主要的挑战，实现了它的意图的声明：在推翻卡扎菲的行动中没有一个美国士兵或欧洲士兵死亡。在干涉主义议程的中心，强调这种预设的 任务不应当排除一种简单的在过去事实的基础上的相互指责。西方的思维致命地削弱了一场干涉的理由，剥去了这种干涉一切合法的外表。它还确保在这些军事冒险 中将由我们的盟友如沙特阿拉伯决定组建在瓦砾之上出现的政权。
阿拉伯世界的各国人民有权自由地和有尊严地生活这也是一个事实。他们有权起来反对他们的独裁者。他们有权得到我们的道德支持，得到我们的咨询，得到我们更 好的努力，利用外交支持他们的事业。但是他们没有权利等待我们以他们的代价走向战争，武装他们，或是我们以他们的代价去推翻一个国家的政府。
这项原则应当保持，因为正如现在世界已经形成的格局，“人道主义的干涉”不能保障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而是肉弱强食。甚至如果能够相信西方去进行“正义的战 争”，那不过是为了推动它们的精英的利益，我们怎么能够猜想必须采取什么必要的行动以便取得一种公正的结果，更何况是在中东仍然存在深刻分裂的社会。
中等收入的利比亚人更安全了吗？因为我们用炸弹打碎了他们的国家，我们镇压了他们的机构，好的和坏的机构都被破坏了，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让他们走到 这一步，因为我们将武器和权力交给部族团体，让他们能够对他们的前途进行报复？这是有疑问的。甚至是如果回答是不清楚的，面对缺乏准确性，我们应当继续最 高的处方：“首先，你不要造成伤害”。
这是高傲到了极点，正如我们的某些政治家和专家那么肯定地认定，我们值得伊拉克人“感谢”，为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付出的代价是100多万伊拉克人的生命和数百万人被迫流亡。
不可能从外部将民主强加给一个社会，如同是你能够在一次午餐的菜谱上要一道菜一样。西方的民主尽管不完善，是它们的人民进行了数百次斗争付出巨大的代价而 实现的，包括可怕的战争。每个国家发展了它自己的有限度的制度，进行检查以便处理在本国的情况下特殊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这种艰难取得的 自由经常受到威胁，其中包括受到政治和经济精英们的威胁，他们开展非常恶毒的运动以便在国外进行“人道主义的干涉”。
现实是自由不是由外国的慈善家们授与的；人民不得不进行斗争和争取自由。任何现代的社会如果不是通过一场逐步的痛苦的斗争是不可能实现民主的，人们在斗争 中吸取教训，经常通过错误得到教训，在斗争中挫折和不幸福是很多的，在斗争中持久的成功是通过所有各方的理解而取得的。如果我们应当对其他为自由而斗争的 社会提供某种东西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声援，而不是得到我们的政府的武器库。
事实上，西方的义务不是更多地干涉，而是更多地减少干涉。我们已经大规模地武装了暴政者，如海湾的暴政者，以便能够保护石油，我们认为石油是我们的资产； 对以色列继续镇压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提供我们在军事上、金融上和外交的支持，这在中东是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声不响地支持埃及的军人，他们现在 企图扭转去年的革命成果。
如果没有通过我们公司的媒体的消息进行无耻的传播，民众对“人道主义战争的支持”是不可能保持的。最近10年我们好战的政府负责中东的机构已经脚踏实地市 场化。当每场战争古怪的借口被揭露时，将军们肯定地对我们说，他们已经为下一场战争学习了教训。但是当他们审查“剧本”时–白色的毡帽交给了法律的另一个 代表–媒体的那些威信扫地的知识渊博的人再次为了他们的安全为战争进行辩解。
对叙利亚的情况，我们的编辑室阐述的准确的来源并不经常是英国城市科本特里一个名为“叙利亚人权观察”的个人机构所说的事情。如果拉米•阿杜拉曼不存在， 我们的干涉主义的政府和它们媒体的“大臣们”可能不得不创造它。“人权观察组织”制造必要的反对政权的新闻，以便为战争进行辩解。
这并不是想说，我们认定阿萨德的政权没有犯下战争罪。甚至可以说，如果“人道主义的干涉”是一项“合法的事业”，我们经常没有可信的信息去评估，我们怎么 能够在我们的冲突的部分团体发布的“消息”的基础上更好地介入。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他们再一次为了众所周知的目的在操纵我们。
有足够的理由反对另一场“人道主义的战争”。但是，也有另外一个理由是特别有问题的，左派的人士支持现在西方在叙利亚的计划，甚至是他们天真地相信受益者将是普通的叙利亚人。
如果西方在叙利亚通过挂名者缓慢进行的干涉获得成功，使另外的阿拉伯国家因为拒绝遵循它的指令而无能为力，就可能为打击下一个目标–伊朗的战争做好了准备。
这不是为阿萨德政权继续下去而而提出的一个证据。这项决定应当由叙利亚人做出。
但是，这对那些为在中东没完没了的干涉进行辩解，为西方的计划服务的人是一个警告。这是一个反对战争的警告，战争的破坏力尤其是针对平民的。
这是一个警告，任何“人道主义的战争”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为了更多的战争的一个前奏。要记住我们没有权利好像是上帝一样行动。（作者是居住在以色列纳萨里特的一名作家和记者，曾获得马尔塔•杰龙特别新闻奖）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89期，摘译自2012年6月30日西班牙《起义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