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线上闯一回

——忆仁丹中伏战

•小梅•

上队——突破敌人追捕,拿起杀敌钢枪

1970年7月23日,我们一批被敌人通缉和追捕的劳工党学员和地下组织的干部,陆续转移到武装战线,从吉打南部光荣参军了。我们可以说是第一支南下突击队——第八突击队在国内接到的第一批新兵。当时,从边区南下到来的突击队只有18名成员,由于山路遥远,到达目的地——吉打南部时,粮食和装备都消耗得差不多,急需补充。我们十多位新兵的到来,更使装备物资显得捉襟见肘,粮食尤其陷于紧张。但是这一切并不能难倒这支刚刚踏上阔别多年老根据地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英雄突击队。突击队战士为能胜利到达目的地,特别是顺利迎接到第一批十多位新兵兴奋不已,新战士们为能胜利突破敌人日夜追捕,摆脱躲躲藏藏的流浪颠簸,终于来到自己的队伍,见到日夜盼望的亲人解放军,特别是拿到了杀敌的钢枪,更是激动万分。因此,困难并不影响大家斗志昂扬,情绪高涨。

那个时候,热带森林里果子季节正在开始,山果和臭豆正在成熟。满山猿啸猴鸣,犀鸟飞舞。部队经常派出猎手,寻找山珍野味;也经常抽调人力,采集山果野菜。部队的物质生活,还是可以维持。

我们上到的这支队伍,是第八突击队的先头部队。由于出发时较匆忙,通讯设备与人员还未到位,加上征途情况不明,为了隐秘行踪,没有带着电台。因此,来到目的地,与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接到了被追捕的地下同志,胜利地立下脚跟,必须尽快向领导汇报情况。我们上队大约两个星期,我和三位一起上队的同志,即阿平、阿意和铁城,接到指挥部的通知,参加山路交通任务。带队的是指挥部成员家声同志,其他交通队员包括三位半新老的边区同志,即庆丽、小山、少坤、和一个从边区上队一年多的马境同志接受(他后来在一场战斗中,双脚中雷,被敌人俘虏后叛变)共九人。于是大家开始做紧张的准备工作,指挥部从南下同志装备中抽了几套旧军装、一支卡宾枪、一支短枪和两粒手榴弹,分配给我们四个新兵。也教我们如何装子弹、装手榴弹,怎样射击、拆枪等基本的军事常识。

交通队出发——没受过军事训练,心里有点担心和紧张

经过几天的准备后,队伍将要出发了。我们新兵没有经历过行军,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心里有点担心和紧张,但能在实际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还是很高兴的。出发前,指挥部中心,阿元同志语重心长的对我们说:“这是南下第一次和领导上接头,任务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路线不熟、粮食不足等,任务也是很艰巨。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一定要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还特别强调家声同志身上挂着的文件包是非常重要的,在路上无论遇到多大的危险,一定要保护文件包的安全。

队伍开始出发,行军排列是,尖兵:小山、阿平、庆丽、家声、我、阿意、铁城、少坤,最后接受。就这样走了十多天的路,有一天下午我们来到一个旧甘榜(这是英殖民当局赶搬家、建集中营时,被荒废的马来甘榜),甘榜里有很多果树,刚好是水果季节,到处是榴櫣、红毛丹、山竹等等,也有很多野兽来吃水果。尖兵组到处侦察,鉴定没有情况后,中心同志决定在这里扎营。他说:“明天大家休息,后天就到仁丹公路了,再走三天就可以回到边区。”我们听了非常高兴,尤其是我们新兵,想到多几天就可以到达我们向往的马泰边区革命根据地和见到敬爱的领导同志,心里更是激动万分。

中伏——带队中心和向导都牺牲

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一早,我们收拾好东西,又开始行军了。大约下午三点左右,来到仁丹公路边,尖兵组侦察周围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中心同志就决定马上过公路,(原先讲好是天黑才过路)不知怎样突然改变。过了路,我们便朝一座小山垅前进,才走了两驳路(即休息2次),突然前面一声巨响,子弹、手榴弹如雷雨般向我们扫过来,其中还掺杂着马来话歇斯底里地叫着:“缴枪不杀!”“捉活的!”“你们被包围了,投降”等等。敌人枪一响,我们都伏下,等待指挥员的命令,但很久都没有动静,我稍为站起来观察,看到前面十多尺远的中心同志伏着,没有动静。庆丽则头部受了重伤,脸上流了很多血。前面的小山和阿平同志完全没有看到。就在这时候走在后面的少坤同志,也走到我后面十多尺的大树背,向前面的同志高喊,我回应了他,也把情况告诉他,他便叫我丢掉包袱,低姿爬回来。我爬回去,看到大家也集中到大树背了。

这时少坤很坚定的说:“你们在这里掩护我,我去抢救文件包。”于是就匍匐前进到中心同志身边,拿回中心同志的连射卡宾枪和文件包。接着指挥我去拿我的包袱。也不断高喊前面没有见到的两个同志的名字,敌人也不断的猛烈扫射和叫喊。我们等了一阵,一直没有前面两个同志的动静,少坤就说:“敌人头排火,中心同志就牺牲了,连枪锁都没有开,庆丽受重伤也不行了,前面两个同志看样子也牺牲了。敌人火力很猛,我们没有办法抢救尸体,现在我带你们回边区,见领导同志,为同志们报仇!”。于是他就拿了中心同志的枪,把自己的枪给铁城,又把铁城的短枪和文件包给我。他说:“我懂路,我走前面,小梅跟着我,按原来的行军排列走。”我们便往垅边的小水沟退下,再上对面的小山垅,少坤上到小山垅边的一棵树背站了好久,我们也在后面找能隐蔽的地物等命令,观察没有什么动静后,少坤挥手指示前进,当少坤从树背一跃出,我们也同时离开地物,说时迟、那时快,敌人的头排火猛扫过来,这时我们和敌人的距离相当接近,还可以看到一颗颗子弹猛飞过来。敌人枪一响,我们就没有看到少坤同志的动静。此刻,我们不管敌人的枪林弹雨,不断高喊少坤的名字,我们喊了好一阵,才听到前面少坤同志吃力的声音说:“我不行了,你们快撤退!”我们只好退回原来的小水沟,这时天也黑了。

突围——武装徒步穿过仁丹大街

敌人整个晚上一直打照明弹,开枪乱扫射,呱呱叫,还放吊炮。九个同志两次中伏,牺牲了五个。剩下我们三个新兵和接受,一点战斗经验也没有,面对凶猛的敌人,我们决定和敌人同归于尽。我们也决定不让敌人拿到任何东西,于是把文件包、身上的手表和一点零用钱全部埋好,然后四个同志背靠背,相依在一起。枪上好膛,手榴弹装好雷管。等敌人围上来和敌人同归于尽。

但是一直等到半夜,敌人除了在山顶高喊“抓活的!”“投降!”等却没有任何行动。我们看到敌人都怕死,只是在山垄上高喊大叫,却不敢下到水沟来。大家坚持了一阵,心想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突围。只要还有一个活着回去,向组织报告情况,就是胜利。经过商量,决定分两组突围,我和铁城、阿意和接受,于是沿着半排山走。天亮的时候,两组同志不约而同又会合在一起。这时大家也不舍得分开了,又来商量下一步该怎样?大家认为天亮后,敌人一定会来打扫战场,会来运尸体。我们一定要赶紧撤离。我们一直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也一直跑半排山,这时敌人也行动了,直升机在头顶上盘旋,敌人也一直在垅顶、水沟搜索。我们沿着半排山前进,听到敌人的动静时,就停下来准备战斗。我们走到下午,估计离敌人的据点已有一段距离了,而且天也黑了,我们就停下来休息。摆脱了敌人下一步要怎样,大家又来研究。我们问上队较久的接受:“你懂路带我们回边区吗?他想想说:“山路不会走,但如果从仁丹市区边的胶山,我上队的地方走回边区,就会认得”。这是我们回边区的唯一希望。

我们研究是否从仁丹市区下面(南面)过公路,仁丹市区是在公路的北面。我们都是刚从城市来的,不懂破山割路,只好决定找回仁丹公路再打算。在芭边停一天观察动静后,第二天便往西的方向走,实际上,当时我们东西南北都搞不清,但大家还懂得太阳是从东边升起,向西边坠落。于是我们就看着太阳走,走一会又望望太阳,太阳下山,我们也不走了。两天后,听到车声,铁城便爬上一棵树,看到山脚下就是公路了。但仁丹市区是在北面,我们决定下到公路边,等天黑了就沿着公路朝北走,路上有车来或有行人就马上在路边伏下,走了整个晚上,一个行人或一辆车都没有,原来是打了仗戒严了。走到下半夜,我们到了市区街边,街上灯很亮,我担心会被人发现,便想在街边的胶山藏身,可是路边的泥壁有两个人高,无论怎样爬都爬不上,只好作罢。(后来才知道,幸亏没有爬上去,上面就是敌兵营。)在没有别的选择底下,我们只好冒险半夜武装徒步穿过仁丹大街。过了街上,我们沿路仔细观察,想寻找接受当年上队时经过的路口,但始终找不到。接受同志绝望地说,他完全没办法认到当年上边区经过的路口。唯一回边区的希望又成了泡影。

遇见贵人——我是劳工党的人,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吗

失望之余,大家陷入极端的焦虑:怎么办?这时天也亮了,听到胶桶声,胶工起身割胶了。我们只好到路边的茅草芭藏身。这时胶工带来的狗,嗅到味道一直向我们狂吠。我们想带狗的一定是华人,不如碰一碰,了解是否能找到组织关系。但是,我们都穿着军装,很不方便,怕碰到坏人。这时铁城主动脱下军装,穿一条旧款式的内裤,肩上披一条毛巾,就走出去。不久他回来了,他说是马来人,不敢碰。大家再商量,觉得光是在这一带躲藏也不是办法,敌人还在追剿,这样下去,不是被打到,也可能被捕,或者饿死。大家认为不如回地下去找关系,再来上队。但接受非常反对我们的这个提议,他说没有听说上队后又回去的,组织是有纪律的,这样做会被处决的。我们一直说服他,这是特殊情况,我们不是当逃兵,这样做是为了更快找到组织,相信我们才上队不久,可以很快找到组织关系,如果组织有什么处分,我们愿意负全责,和你无关。他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回地下找关系。但他坚持不跟我们一起回去。他说他完全可以回去找到组织。要回去,身上除了武器和一套军装,什么也没有。晚上去群众的家偷,又觉得不妥,铁城同志想到他在韩江中学读书时,有个同学是住在仁丹的,但已好久没有联系了,不妨找他帮忙看。

就这样,铁城穿着内裤,光着上身就朝街上走去。当他走在街边时,一个在街边修理水沟的华人,年纪大约三十多岁,站了起来,拦住铁城的去路问道:“你们现在怎样了?有没有人受伤?”铁城被这突然的情况吓了一跳,犹豫地望着对方,他见状又说:“不要怕,我是劳工党的人,现在你们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的吗?”铁城见他态度很真诚,便向他说明情况,希望他帮忙我们找两套女装衣服和两套男装衣服、四双鞋子、一些水布和一点滑机油。他马上带铁城回家,拿了他和妻子各两套衣服,再到店里买四双拖鞋,又给了铁城八十元,叫铁城骑他的脚车先走。他说:“现在街上很少人走路的。你远远走来我就认出你。你骑脚车回去比较不容易引人注意,我慢点买了水布和油才拿去给你们。”

铁城高兴地拿了东西回来,却很抱歉地说:“要的东西解决了,但我没有拿点吃的东西回来,我知道大家都整个星期没吃了,肚子都很饿,我不好意思向群众开口,真对不起!”大家都安慰他,这些东西比吃的更重要,其他的都无所谓。

铁城把东西分配给大家后,就打发我们女同志先走,但我们坚持一起走,他说:“一起走太冒险,容易暴露。等拿到水布和油,把武器藏好后我们就离开。”我和阿意只好换了衣服,把军装埋掉,和铁城约定回去碰头的地点和时间后离开。

找回地下组织,重新上队

我们到仁丹街上要坐巴士回北海,但巴士还要等两个小时才开跑。这时在巴士车站边卖冰水的妇女走过来问我们,“你们是打农药的吗?满身一点一点红红的是农药过敏吧?”(其实,我们身上的红点是被蚊子叮的。)她还说“几天前,附近森林打仗,他们说打死五个马共,我看不是的,是进山采锡的。”我们随便答几句就赶快走开,不敢久留,因为小地方,容易引人注意,街上也有好些军警。我们叫了一辆的士到宜力,从宜力坐巴士到江沙,再转巴士回北海。

第二天我们在北海顺利的和铁城接了头,也通过各种方法和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地下组织十分震惊,一方面安顿好我们,调养好我们的身心;一方面迅速派交通员与部队取得联络,弄清楚情况。我们在地下组织的安排下,隐蔽在一个安全的地点,给我们吃好睡好,调补好身体。经历了生死的搏斗,突破重重包围,几天没有吃东西,在极端紧张的处境中,并不感到特别的饥饿难受。回到组织怀抱,虽然全身像散了架般疲惫,却感到十分温暖。想起牺牲的战友,心里阵阵悲痛,立志要为他们报仇,我们一再要求重回部队。几天后,当地下组织得到部队领导的指示,安排我们上队。我们四位撤回城市的同志,便在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从外围的梦素山地区上队了。

经过几天行军,我们随民运武装工作队回到机关队住营地。到了哨岗前,当尖兵发出信号,就听到部队领导阿元同志高呼:“同志们,回来了!回来了!”听到这个欢呼声,我们的泪水像缺了堤似的不停地流,是的我们回来了,但和我们一起出发的五个同志却永远永远回不来了。在营房里的同志都涌向哨岗,迎接亲人,为能重新见到从死亡线上回来的战友而拥抱流泪,也为永远回不来的战友而悲伤痛哭。整个营地,笼罩着一片悲痛,响彻着嚎啕痛哭。这一战友深情的感人场面,在我的心灵里镌刻了永远不能忘怀的记忆。

这场战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已经四十年多了,但仍然记忆犹新。尤其是少坤和铁城同志,那种见困难就上,见危险就上的不怕死、不怕难、英勇无畏的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后记

1970年12月底,由阿元同志带领的交通队,翻过民当山脉胜利回到边区。在当地部队的协助下,随交通队再回边区的铁城等人,重回被埋伏的战场,发现敌人是布置了多重包围埋伏,当时如果不是撤向公路,撤向市区,肯定冲不出敌人的包围圈。他们观察了敌人的多重的埋伏阵地,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真是好危险呀!他们去到少坤牺牲的地方,也找到了同志们埋藏的文件包和其他东西,并将它取回。

后来从敌军官写的回忆录中了解到,原来第八突击队南下,敌人事先已经得到情报,并在突击队必经的仁丹公路附近,派遣特种部队设下多重埋伏,守候了近3个星期。

(写于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