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定广 邬沈青
一、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经验与借鉴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主要是由现代化推动的。到19世纪后期，现代化不但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历史事实，而且还形成了一条“西方道路”：财产私有、市场自由、殖民侵略、资本统治、政治分权……日本既是这条道路的最后成功者，同时也是在这条道路上获得成功的唯一东方国家。日本之后，不但经典的“西方道路”难以复制，甚至现代化本身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一个两难选择。由于必须面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强大压力，同时工业化未见分晓之际而全球化、信息化又纷至沓来；因此，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往往是一个交织着希望与痛苦、新生与混乱的复杂过程。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在欧洲和美国，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在一个时期内一般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应付一项危机。然而，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诸项问题不是依次，而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这些特点对现代化领导者是严重挑战，对执政党或政府更是严峻考验；因为它要求领导者更具有眼光与政治智慧，要求执政党或政府更有效能，以能够应对许许多多异常复杂的任务和难题。事实证明，要做到这一点远非易事。展望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除了大多数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缓慢或有增长而无发展外，还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严重的两极分化。现代化必然产生贫富差距的扩大，但如果任由少数人充分占有工业化成果，而绝大多数人依旧生活于贫困之中，势必有失社会公正。然而，这却是许多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正常”现象。例如巴西走向现代化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解决好财富分配中的矛盾。目前巴西人均GDP排在世界第54位，已经超过1万美元；然而却有2／3的人生活于贫困线以下。作为“金砖国家”之一的印度，同样也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仅塔塔和比拉两个财团所拥有的财产，就超过1亿印度平民财产的总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贫困人口比例高达38％；印度政府喊了许多年的“消灭贫困”，目前情况依然如故。
二是军人干政。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军人干政极为普遍，以致有人怀疑这是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拉丁美洲独立后的150年间，共发生过550次军事政变；即在当时独立的20个拉丁美洲国家中，平均每个国家发生过近30次成功的军事政变。20世纪60年代，整个拉美更是政变成风；到70年代，除古巴外，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建立起清一色的军人政府。军人干政并不为拉丁美洲所独有。一位苏联学者曾经分析：“‘第三世界’军队干预国家的政治已经成为惯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政权落入军人手中已经不是例外，几乎成为一条法则，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规律的事实。”频繁的军人干政不但导致社会混乱，而且会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造成重大障碍。
三是严重依附于发达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依附论”学派。该学派着重指出一个事实：由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等交换所决定，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很难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而严重存在依附，正是这些国家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原因。
四是价值分裂、社会道德沦丧。现代化过程经常导致文化层面出现传统与现代对立现象。发达国家的经验是，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传统不断向现代变迁，最终现代性成为主导，社会也逐渐趋于稳定。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同时，传统价值观仍然顽强存在甚至保存完好。例如印度古老的种姓制度至今仍然保存着，在农村许多地方还有“贱民村”；由此所形成的价值分裂“使得印度这个新的民主共和国的大多数公民不可能有效地参与经济的或政治的发展过程”。另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为追赶发达国家而会采取一些极为短视的作法，从而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例如，泰国色情业的泛滥不但败坏道德、摧残人性，而且还带来了吸毒、性病等诸多社会问题；哥伦比亚的毒品交易确实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毒品对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渗透同样达到十分惊人的地步，整个国家成为一个“被毒化了的国家”。
中国属于非西方国家，又是一个超巨型的东方多民族大国。世界经验证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大国比小国更为艰巨，多民族国家较单一民族国家面临更多复杂性。然而，“中国道路”经过三十余年，不但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而且成功避免了社会分裂与崩溃、军人干政等上述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难以避免的现象。这靠的是什么？有哪些经验值得分析与总结？“中央要有权威”，这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过程中始终遵循的政治原则与基本经验。所谓“中央”既指执政党领袖集团，也包括中央政府。从发生学角度考察，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因外部挑战而产生，始终是在和内外反对势力相对抗条件下运行的，是赶超型的现代化。因此，“中央”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特别是“中央”是否能够超越党派利益、狭隘的阶级利益，而真正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中央”是否有足够的权威，牢固保持对现代化全局的驾驭和控制能力？
“中国道路”实践证明，至少在下述两方面，正确而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对于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面对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和并不优越的国内条件，能够在获得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更好地确保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根据世界现代化规律，非西方落后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必须拥有比发达国家更为优越的方法和手段。撇开政治上、军事上的对抗不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资本垄断、区域经济集团化等，早已将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比较效益”等理论大打折扣。主要由政府来制定计划和着力保护、扶植国内幼稚工业，逐步有条件、有选择地开放国内市场以提高本国工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这是“后发型”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之道。当年邓小平强调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能够充分运用有利于集中和统一的制度优势对抗国际资本的挑战。另外，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点，中国经济的二元性尤具典型性，这使得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长期面临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矛盾和困难。例如，既要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又要努力促进国内消费，将积极开拓国内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既要大规模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加快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同时又必须始终不放松农业，依然把农业看作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既要尽一切可能推进经济增长，确保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又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要处理好这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单靠市场调节是不行的，必须借助于“中央权威”。
第二，能够在经济总量有限、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不是很高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市场经济的根本作用，在于通过资源有效配置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现代化目标决不止于提高效率和促进增长，还要努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中国，社会制度特征尤其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维护社会公正和达到共同富裕当作发展的核心内容。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过社会收入分配的“倒U型”学说，但由社会制度与文化传统所决定，中国不可能被动地等到社会财富总量有了相当高程度的增长后，再任其“自然”实现社会公平，而必须在初步现代化阶段就由政府出面，在政策层面对收入分配加以调节和控制。以公有制为主体从根本上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可能，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初始财产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经济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差别等情况，都会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等或贫富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怎样在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经济的基础上，解决好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怎样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平稳而积极地推动政治民主、文化进步与社会和谐的实现？“中国道路”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认为，“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
在不同文化及社会制度背景下，确立和强化“中央”权威的途径与方法有所不同。由中国的“大国”特点、现代化社会发展目标及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所制约，“中国道路”条件下的“中央权威”，意味着必须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曾如此论述中国改革的意义：“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肯定中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所有非西方国家都可以按照中国的经验实现现代化。正如邓小平会见另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时所指出的：“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
二、开创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新模式
自近代以来，世界反复上演着大国争霸、民族复兴的悲剧或喜剧，但不同国家或民族有不同的道路与模式。
法国和英国的殖民侵略道路。从1618年爆发“三十年战争”算起，法国在六十余年间和不同国家进行了6场大的战争，最终从强国迅速成长为欧洲头号大国；18至19世纪，又与英国等欧洲国家一起加入瓜分世界的狂潮……看到海峡对岸的法国崛起为大国，英国自然不甘示弱，迅速以工业化推动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实力的增长，从而为国家权力扩张提供条件。到19世纪末，英国成为继古罗马之后的又一个全球性霸权国家，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德国在古代欧洲曾经称雄称霸，但到了近代，其地位逐渐被法国和英国取代。20世纪30年代，在希特勒“恢复日耳曼民族昔日之荣光”口号的鼓舞下，整个德国迅速走上了一条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然而，德国称霸欧洲甚至世界的图谋最终遭到彻底失败。日本虽缺少古代辉煌，但帝国主义时代的大国争霸现实也鼓舞起它与中国、东亚甚至整个世界一决雌雄的野心。日本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使其成为远东法西斯战争策源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最终形成与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全面对抗……
美国、苏联的“冷战”及军备竞赛道路。“冷战”的基础是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较量，根本目的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美国通过军备竞赛而发展起强大的军事实力，同时又通过缔结共同防御条约、构建军事同盟和在具有重要地缘政治价值的地区或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等方式谋求世界霸权。针对美国的军事战略，苏联的办法则是在“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口号下，既组建东方军事同盟－－华沙条约组织，又疯狂扩军备战。两国的核军备竞赛迅速升级、愈演愈烈，最终苏联败北，曾经辉煌的超级大国重新沦为世界的二流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条件下的“中国梦”，是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民族复兴首先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从而能够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其次还表明中国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居于“中心”的位置。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是和历史上的上述国家一样，通过军事侵略、领土扩张、权力争霸方式；还是另辟蹊径，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道路？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发展理论。2003年12月，胡锦涛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庄严宣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和平发展”首先是发展，其次是和平的方式。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战乱频仍、饱受军事侵略之苦的惨痛经历中，深感和平之珍贵、发展之重要，深信只有发展才能够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同时也更加深信只有和平发展，才能够如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特别是老一辈共产党人所期待的那样，使实现伟大复兴后的中国能够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条件下的和平发展不但意味着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而且也寻求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发展、共同发展。
国际社会永远存在竞争和矛盾，历史上的解决办法是军事较量与强权政治。但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日益成为历史潮流的今天，合作共赢理应是进步的选择；更何况在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扩散、信息技术深入普及的时代，不但人类承受不起世界大战的摧残，而且任何大国间的全面冲突与对抗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面对历史趋势与恶性竞争的可能性后果，中国道路强调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解争端，致力于通过同各国不断扩大互利合作方式，协力解决关乎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进步的重大问题。
回溯世界大国成长之路，检点人类各民族复兴之潮，大多以挑战现存国际体系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方式获得成功。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国际体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些帝国和居支配地位的国家的兴衰史”；“……一场霸权战争的结束是另一次成长、扩张、直至最终衰落周期的开端。不平衡发展规律继续重新分配权力，从而破坏着上一次霸权争斗建立起来的现状。不平衡代替平衡，世界走向新一轮霸权冲突，这种周期已经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直至人类或者毁灭自己，或者学会开辟一种有效的和平变革机制。”中国道路条件下的民族伟大复兴能够成为终结以往霸权争斗周期的成功尝试吗？中国发展以谋求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为前提，能够成为人类21世纪新文明的第一束曙光吗？面对世界的质疑与期待，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再次申明：“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同时，又坚持学习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借鉴别国长处；既追求本民族复兴，又主动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以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为特征的和谐世界……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基于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及广大人民利益追求所选择的现实之路，也是一条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共同繁荣的光明之路。
三、重塑社会主义的力量与形象
社会主义曾经是20世纪国际风云变幻中的一道靓丽风景。在俄国率先开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进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国家相继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一时间社会主义名声大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尽显日薄西山之气象。然而转眼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东及非洲诸国的社会主义却相继油灯耗尽、寿终正寝……邓小平有个观点：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站不住，是因为没力量；没力量的原因，在于经济没搞好，广大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无论社会主义的名字多么响亮、多么动听，但“越搞越穷”肯定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更何况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并非只是一个贫穷问题！全面封闭、整天搞阶级斗争、个人崇拜、极少数人专权、不讲法治与不尊重人权……由此不但损害了社会主义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且还使之成为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奚落、嘲讽与攻击的对象。
力量虚弱、形象欠佳，这样的社会主义虽然似乎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某种关系，但在根本精髓方面却相去甚远。这样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成为明日黄花。在旧社会主义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社会主义。首先，它将力量牢固建立于经济发展及广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之初，邓小平就屡次三番地强调一个观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在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使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获得改善与提高。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避免改革偏离方向，邓小平又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思想。国力是力量，人民也是力量，而且是更重要、更加根本的力量。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既是检验执政党执政是否成功的标准，同时也是衡量社会主义是否有力量、是否“站得住”的根本所在、关键所在。以此为标准或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将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当作核心与灵魂：第一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第二是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一种新社会主义，还在于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些改变如下：
民本。社会主义必须以人民为本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然而，20世纪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曾经程度不同地背离了这一目标或本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在本质精神上重新回归马克思的人的解放主题；又不断结合时代与国情，将人民本位思想落到实处：邓小平理论高度重视人民利益，重视广大人民各方面的发展权利，强调通过制度建设使人民在经济、政治和各种社会活动中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自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能否忠实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检验共产党人是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标准，明确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将其“核心”定位于“以人为本”，同时强调要通过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社会，使社会各阶层利益都能够获得更好的保障与实现…．
和谐。旧社会主义宣扬斗争哲学：在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向地球开战”；在国际层面则要充当现存世界体系的革命者、造反者。这些不但使广大人民饱受政治折磨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也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国际形象。其实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科学的和谐的社会主义既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的人类理想境界的实现。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将和谐当作本质要求，当作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和谐包括两个方面：在国内“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在国际上“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开放。旧社会主义又以封闭著称。自十月革命后，苏联同国际社会不但缺少人员交往、经济交往，甚至连国外的书刊资料、科技文献等文化产品也被严格封锁。三十余年前的中国也大体如此。其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但以现代化大生产为前提，而且要以世界性普遍交往为必要条件；因为封闭只能导致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只能产生个人迷信与家长制。遵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理，当代中国将对外开放当作基本国策，当作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当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党的十八大再一次强调，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由此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要开放、要全方位的开放，而且要通过开放使中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融入世界文明大道。
文明。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曾经批判以法国巴贝夫平等派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认为其实质是要否定“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从而使人们都变成“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旧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当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甚至自由、文明等统统被否定和剥离后，所谓的社会主义只能与野蛮同道。与之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以人为本”，承认、尊重并努力保护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生命与尊严及全面发展的要求与权利；认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困同样也不是社会主义，要求推动并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将公平正义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主张“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鼓励“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邓小平曾经表达过一个基本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重要的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旧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社会主义。坚持这样的社会主义并且取得成功，不但极大地拓展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世界影响；而且将重构全球两制关系，即将历史上的你死我活对抗关系变为以谋求和平共存、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
四、在“亚太世纪”或“太平洋时代”发挥重大作用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总会有一些国家、民族和地区高擎火炬，走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前列。在西方，有过以古代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时代”；到了近代，英国率先而其他“老欧洲”国家跟上，又形成了文明史上的“大西洋时代”。在老欧洲国家略显疲态时，美国蓬勃崛起，从而将“大西洋时代”成功带入20世纪。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再度崛起，与东亚“四小龙”腾空而起，使得“太平洋时代”开始成为热门话题。1979年，著名的国际战略学家亨利•基辛格明确认为，“世界的重心正逐渐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地区”。从客观态势上分析，“亚太世纪”或“太平洋时代”的到来是完全可能的。然而问题在于：一个地区要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必须要有两到三个以上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存在。例如在“大西洋时代”，至少英、法、德以及美国都是世界强国、大国。而在太平洋地区，美国自然不差，日本的缺陷是只有单一经济实力而不具备强大的综合实力。因此，邓小平曾经强调：“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当然没有印度的发展也形不成。”
邓小平讲这番话是在1990年，此后至今，时间又过去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星转斗移，世界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世界，中国也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中国。“埋头苦干”二十余年，尽管中国目前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落后，但各方面实力毕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实力居二望一，经济总量最终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更何况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接近欧盟27个国家的一半，有可能在10年后达80％以上。虽然中国的军事实力与美国相差较大，甚至尚不及俄罗斯；但国防开支居世界第二位，总体军事实力居世界第三的位次大体是可以保持的。中国的文化实力尽管不能和美国匹敌，然而中国毕竟是古文明大国；在党的十七大号召“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之后，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也逐步显现……
2008年，英国学者马克•莱昂纳德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在想什么？》的著作，该书迅速被译成17种文字。外国人开始关注“中国在想什么”，说明中国开始对世界具有思想影响力。而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则从更广阔领域论证并预言了中国对于未来世界的影响。世界不完全是中国的，中国却完全属于世界；当然，首先属于亚洲、属于环太平洋地区。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已经使世界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东亚，并且催生了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中国的发展既会使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矛盾的焦点，成为大国都想争夺的重要战略地带；同时也使这个地区加速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中心，从而将人类文明推向更高的历史阶段。
回顾历史，当“地中海时代”的欧洲国家互相杀得难分难解、一个个遍体鳞伤时，中国则与周边国家礼尚往来；当欧洲人为开辟“大西洋时代”而远航拉美、远征北美时，中国郑和“七下西洋”只是为了远播皇恩，给南亚、东非那些落后国家带去各种各样的礼物……无论“地中海时代”还是“大西洋时代”，但凡由西方国家、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其开辟过程无不狼烟四起、哀鸿遍野；在少数几个国家崛起为世界大国或登上霸主地位时，整个地区甚至世界则是斑斑血泪、缕缕伤痕。
那么，在“亚太世纪”或“太平洋时代”到来之际，中国是重走历史老路，还是以崭新姿态推动人类文明新时代的到来？
中国自提出“走自己的路”以来，始终秉承“和而不同”的古训，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平等互助、合作共赢，不等于没有矛盾、磨擦甚至冲突；各国之间的和平发展也不等于进入无差别境界。因为毕竟当今世界还是不同国家或民族各以其利益为根本利益的世界，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别乃至矛盾，是难以避免的。整个世界是这样，彼此之间各方面差别悬殊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更是如此。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去解决这些矛盾、磨擦以及冲突。21世纪的世界不同于20世纪，更加不同于17－19世纪；人类未来文明不同于历史上的“大西洋时代”，更加不同于古代的“地中海时代”或别的什么时代。在新文明时代，人类应该有智慧以更加理性的方式解决这些矛盾、磨擦与冲突。亚太国家理应在这方面起表率作用，而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国家之一的中国，更应该而且也正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应该承认，在如何发挥对于世界及人类文明新时代的作用和影响方面，中国始终和美国有别：美国要以军事霸权维护其强权政治；而中国则是努力以自身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来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这就是中国精神，这就是中国态度；这就是中国人民为“亚太世纪”或“太平洋时代”的到来所作出的承诺与贡献；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为推动人类进入新的文明时代所作出的榜样与所能够发挥的作用！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49期，摘自2014年5期《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