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策略的经济后果

《东方日报》龙门阵 2013年12月5日

•作者: 孙和声• , 栏名: 狂生噪语

政府应在经济领域扮演什么角色,是个爭论已久的课题。从世界范围来看,总的来说,在二战后到1970年代,大部份发展中国家,均偏重政府的角色。在发达国,也著重政府调节经济的角色,以便实现经济增长、充份就业、物价稳定、社会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等。

只是,进入1980年代后,则转重市场的角色,显示出人类多具有倚重倚轻的倾向。大马的情况,则因国情而有所不同。如在1950-60年代,多数发展中国家大搞公共企业时,大马则依然走相对著重市场的路线。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执政精英中,存在著一种马来人掌政治,华人掌经济的角色分配。只是,空有政治实力,而缺乏经济利益;或空有经济实力,却缺乏政治实力,或迟或早总会出现不甘现状的情绪。

如在1965年6月,马来人便在「土著经济大会」(Kongress Ekonomi Bumiputera),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只是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依然坚持旧路线。此外,也反映出当时华人在政治上確也有些影响力,且巫统在经济上,也颇依赖马华公会。

进入1970年代后,形势逆转,政府从放任市场转向大力干预,更致成了一个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本来,在发展中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追求增长最大化,官僚的工作也在于协调各类企业集团,以达到增长最大化的目標,如日本、韩国、巴西等。而设立大量公共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填补民间的不足之处,如民间缺乏资本、技术等去搞高风险,回酬慢的项目,或是防止某些关键產业被外资垄断。

为此,政府通常会与本国最有潜能的企业集团合作,以便快速建立本国的经济实力。在大马,由于华资通常在经济上被视为是较「先进」的,按理应是国家与企业联盟的最佳伙伴;可由于国情特殊,政府选择扶助较「后进」的马来人。

从政治上看,这无疑是政治正確的选择;可从经济的角度看,这却是经济不正確的选择。

从结果论的角度看,在政治上,执政精英集团中的巫统,確是这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此点,也可从1974年以来的歷届选举成绩中得到证明。即便在经济情况最坏的1986大选,(当时失业率高达近10%,许多华青都到外国谋生),国阵竟然也能贏得177席中的148席,得票率为55.8%。其中巫统竞选84席,贏得83席!得票率为约31%。可见这族群政策,確能为其取得政治支持。

在华人方面,行动党则得25席与21%的票,比马华公会的17席与12.4%的票高得多。

这里也显示出,华人也颇无奈。虽然在经济上较先进,可在政治上却是劣势群体。从政治经济的得与损来看,巫统的政权是得到巩固于一时,可由于公共財政极端恶化,在经济上实也再无能力持续1970年代以来的,只求政权可保不论经济损失的后果。实则,由于长期以来,不顾经济效率,最终被逼关掉亏损累累的公共企业,也大搞民营化以避免政府破產。这些动作与困境,也引发了巫统內部因资源缺乏而剧化的党內斗爭。最后,马哈迪不得不为了本身的政治生存,而搞经济与文化、教育上的小开放,终而在1995贏得空前的胜利。

这里突显的教训是,族群至上的政治策略虽可保政权于一时,可最终只会导致国穷民困,终而也会导致政权不保。尽管最近首相纳吉也提出了强化土著经济的议程,相信在执行上不会那么不惜代价、不顾后果。毕竟,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全球化的冲击,恐怕会比巫统分裂,更能危及政权。更何况,今天的马来人已不像往日那么单纯。此外,从表面上看,纳吉的经济转型计划,也很重视私人部门的作用。毕竟,长远来看,市场才是起基础性作用机制,政府只宜扮演辅导,而非主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