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论坛》2012/12/11 （砂拉越）诗华资讯
•作者：于东•
在讨论华小与独中潜隐之危机这一课题时，是要追溯到这个国家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后，由英殖民者和其追随者，所制定的教育目标：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之所谓“最后目标”。
统治集团在建国五十年来，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标”，相继出台了许多教育报告书，法令和具体措施。诸如：1951巴恩报告书、1956拉萨报告书、1957教育法令、1960年达立报告书、1961年教育法令；在砂拉越有：1955年教育白皮书、1959年麦米伦教育报告书、1961年华文中学十年改制计划和1961年国民中等教育报告书以及马来西亚成立后的1996年教育法令等。除外，不同时期的策略性措施，如：1981年的3M计划、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1995宏愿计划以及不时暗中派遣不谙华语者出任华小高职等。以图逐渐改变华小行政语言和教学媒介语。
从法令上而言，1961年教育法令首先是改制华文中学，随后就择期将所有采用母语教学小学，改为“国民学校”，即马来文小学。这项法令授权教育部长，在任何适当时候，将华小改制了为马来文小学。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第21条(2)。然而到了1996年,就颁布新的1996年教育法令，这项新法令之第17条(1)规定：“任何教育机构都必须以马来西亚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除非得到部长豁免的教育机构。
这就是说，华校命运是操纵在部长手里。一旦部长取消豁免，一瞬间，华校就变为国民学校。所以我们从国家法律和政策上而言，华校与华文教育每时每刻都处于危机之境地。
最近有两个热门话题，一是“教育大蓝图”，二是较早的“关丹独中批文”。这两个话题也突现了统治者念念不忘要实现“最终目标”欲望。
《2013至2025国家教育大蓝图》提出11项教育转型计划。“大蓝图”一出笼，那些迫不及待要讨好“主子”和粉饰当局政策的政客们，就大肆吹捧一翻，企图把水搅混而让人民“上当”。事实是，当中就隐藏着要融化华小的目的。它的要害是美其名曰：提升华小国语水平，从2014年开始，华小四年级起改用国小之国文课本，华小学习国文时间由原来的180分钟增加至270分钟；另外，每周还要增加300分钟国文补习时间。这样每周学习国文时间就达570分钟，约占全部学习时间中之9小时30分。如此，通过这样措施，大大缩减了母语学习时间，无形中让华小国小化了。
与此同时，将中学过渡班取消，明显是冲着华小生而来。我们知道，过渡班设立原目的是为华小生升中学做准备。因为华小生升上中学（国中），马上就面对语文转换，学习往往会出现困难，有了过渡班之一年学习准备与适应，升上中一，语言阻碍问题，相对减弱了。一旦过渡班取消，许多华小生必面对学习困境。为了克服学习困境，华小不得不在语文课程上调整。这就让华小自我设法提升马来文学习时间，以牺牲母语授课时间。
取消过渡班问题引起华社一片反对声音后，教育部长说：可灵活处理，需要者可上三个月或六个月过渡班后升中一。这话不仅幼稚可笑，恐怕是另有“玄机”。试想，上了三个月或六个月过渡班后，再上中一，那么课程、班级和师资等如何安排？这些升上中一学生，已少上的三个月或六个月之时间与课程如何补回？
另一项问题，关丹“独中”批文问题。批文中白纸黑字写着决定一所学校性质的三点关键问题，即：课程、媒介语和考试制度。批文明文规定：课程，采用政府中学综合课程（KBSM）和中学标准课程纲要（KSSM）；媒介语为国语；考试，要参加政府主办的公共考试。至于可以参加独中统考吗？不说！所以，我们从这个办学性质而言，完全是一所国中。所不同的只是由民间出资兴建的私立国中。
在批文出来后，随着相继暴露了华社的严重危机。首先是千方百计加以掩盖，美化批文，为讨得“主子欢心”，故意加以歪曲；当批文暴光后，还要诡辩新批的学校是独中,岂非可悲之极乎？现在，这些人又打出:“边建校边争取”，来麻庳华社对危机的意识感。
我们从历史进程来看，政府每出台一项法令，计划和措施，若只从表面上看，是好的，可以使人信以为政府是好意而使国家进步的，特别再加上政客的欺骗性和麻醉性说词。然而，只要我们详读之，就会发现其在华丽包装下，暗藏着“毒药”，华社一不小心就上当了。这里我就此列举一些实例：
1。1961年的改制，教育部长与当时所谓华裔领袖，一再保证，改制后华校拥有三份之一节数与课程用华文为媒介。结果呢，谁都看到了实际情况。
2。1996年教育法令，在定义条文中第二条：只有三种类型学校，即：国民学校（马来文小学）；国民型小学（华小和淡小）；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这就是说，法律上已没有了“国民型中学”（改制中学）。
3。1971年大学及大专学院法令下，1981年判定独立大学死刑。
4。1996年教育法令公布时，各华裔执政党大肆粉饰说，1961年第廿一条(2)已被取消。但却在新法令中之第17条(1)中设下一个部长的“豁免权”，将华校命运交到部长手中。
另一方面，在谈到华社（自家）内部危机时，危机主要根源在于政治制度，即权势交易和官商勾结。今天我们的华校，不论华小或独中的董事会，大多数的掌控者都是与官场有密切或有某有程度利益关系的。所以他们往往在面对利益威胁时，选择了自身权势和金钱利益。这样华校在面对生死关头时候，一瞬间就“变天”了。这样的历史例子，早在1961年反改制斗争中发生过了。
在独中内部，有一股势力在不断的活动，企图改变主要教学媒介语为英语，以重演1961年的华校改制局面，而且这种现象已经成功在个别独中实现了改制。改制后的独中，继续挂着独中招牌，招摇撞骗，却获得不少财团鼎力支持；因而，更肆无忌惮地自我陶醉在华社中。
独中数理媒介语之争，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渐渐走向平静，突然于九十年代末在砂拉越发生了一个突破口。随后争争吵吵起伏不断。有了这个突破口，即发生了先例，让人们警惕到，1962年华校改制风潮。例如：马来半岛的钟灵中学和砂拉越的卫理中学，都先后发生在1962年改制风潮前数年和前一年。但，廿一世纪初今天，时代背景与当年不同，那些潜伏在华校中的改制派崇洋媚外分子，是不会轻易现身，但都在待机而动。所以独中潜在危机始终存在。
与此同时，独中面对另一项危机是办学者的对文化传承的觉醒问题。这一方面体现在教师队伍;另一方面是发生在办学决策者中。
独中教师学历，资历，民族意识觉醒参差不齐。如今仅少数人具有民族意识感和教育责任感；多数人如同其他源流学校教师一样，为教书而教书，为谋一份职业而教书。
说到办学决策者，这包括学校行政班子和董事会成员，尤其是首要人物，往往缺乏办学使命感,不认真学习和研究教育原理。不少董事会成员是沽名钓誉者，“霸着毛坑不拉屎”。所以就谈不上改革和以求进步。
如果我们将危机分为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而言，外部指的是国家法律,政策与各时期策略性措施。内部指是华社，整个华人社会，包括华人政党,各性质民间团体，华校董事会等。但今天社会内外环境下,许多外因往往需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有关各项具体策略性行政措施,是否可以获得落实,是取决于内因。例如：3M计划、宏愿学校计划、英文教数理和独中自我改制等。
以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能否如愿实现其“最后目标”，华社与人民觉醒程度是很重要的，甚至是关键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