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加坡华文教育沧桑史实

12/05/12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新加坡1819年开埠,华文教育先后经历过被忽略,被歧视和最终被毁灭的历程,要了解这期间的种种政策变迁,有必要细说从头,才能确实的理解政府推行教育政策的真正目的,不为政客编制的华丽画皮所迷惑和误导。

英国版本的历史,偏好使用自由放任主义,来解释早期英国人统治新加坡的政治思维和策略,这也是好些新加坡主流学者惯用的观点。这种说法言过其实,美化了现实,并非事情的本来真面目。

东印度公司在开埠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是处于一个濒临财政破产的软弱无能困境,没有真正势力贯彻政策的确实执行,在西方商人拒绝交付港口和其他费用的情况之下,新加坡成为被免税港口。

殖民政府只照顾英国和白种人的利益。无视其他亚洲移民利益的歧视政策,却竟然也被美其名为自由放任思维,事实上,这是殖民政府任由非白种人自生自灭。为此,华人宗乡会馆和其他民间组织,包括丧葬,医疗和文教的成立,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族群的种种社会需要。

当年,殖民政府经营新加坡的主要经费来自售卖鸦片,征收鸦片税和赌博烟酒税,这些收入主要是来自到新加坡讨生活的华人苦力。一位殖民高官理直气壮指责,华人天生有不良嗜好,抽赌博烟酒税是理所当然。

从这些事件来看,殖民政府和华人移民之间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明显的,这就是一种坐轿人和抬轿人的关系:殖民政府官员坐享其成,干活交税的都是华人移民。这是新加坡政治文化的一个层面,所以说,抬轿论并非邓亮洪杜撰,而是确有其事,是新加坡自开埠以来就有的社会现象。

这一段简史,具体反映了早期华人在新加坡的处境:被忽略,被蔑视和被歧视。华文教育也就是在这一种不友善的非常恶劣环境下诞生和发展。华文教育历程是政治弱势群体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真实写照。

殖民政府由于没有经费,对教育无能为力,开埠策划中的建校计划始终无法进行,到了1835年才展开莱佛士书院的建校计划。因此,整个19世纪的教育主要还是任由民间组织私自办理。华社的方言学校在1829年开始,1834年教会设立首间自由学校,1852年之后多间教会学校陆续落成。

这期间,华校被忽略,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财务补助,完全依靠华社本身的资源组织学校,进行教育工作。

对于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学者指出:一个新的,能够掌握新语言,为西方商人提供文员服务的社会阶层从中诞生。这些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丢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校原本就没有提供西方文化教育的意愿。

1870年的一份报告证实了这种现象:这些青年可以在政府和商家讨个生活,但是,大部分只能读,写,说不正确的英文,他们之中很少能够提升生活素质,享受从阅读中学习自己的文化乐趣,他们没有什么看法,不能够有效的通过书写,用正统的文法和思维逻辑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因为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太短促了。

虽然如此,由于政府的鼓励,比如女皇奖学金,还是有许多华人家长愿意支付高学费把孩子送去英校上课;这些是来自不懂华文,不会方言的‘英皇’华人家庭。

这一段历史的反思是:对个人而言,英文学校教育让华人丢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对新加坡而言,这一种学校制度,制造了永久性的社会分裂;一个沿着种族和语言分裂的社会。

由此可见,指责华校分裂社会的说法是倒果为因。历史上,华校本身是这一种分裂社会之体制下的最大受害者。明显的,指责华校分裂社会的言词,是扭曲历史真相,不足为信;把历史责任转嫁受害者,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蒙骗行为。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华语崛起成为华社的主流语言,1920年开始,华校放弃方言,改用华语教学。华人政治意识的觉醒也促使殖民政府提出相应的对策,1920年政府立法管制学校,学校和教师必须向政府备案。1921年有91间华校,254位教师,1922年,华校增加到115间,有430位教师。

这些华校多是独立办学,不拿政府津贴,在1932年的215间华校(新加坡与纳闽),只有10间拿政府津贴。这期间英校的津贴是每名学生平均$57.21,而华校的津贴是每名学生平均$7.46;厚此薄彼,政府歧视华校的现象,一目了然。

1932年殖民政府开始积极打击华校。拒绝津贴非英文教学的学校,也就是华校;明确表示不允许两种教育体制并存,换言之,政府只接受一种学校体制,那就是,英文源流的学校。

1932年的一份报告强调:政府没有责任为非英文源流,马来文例外,提供财务资助。教育司在听证会上,直截了当承认这是为了政治而不是教育的考量:‘政府并非为了提升教育程度,而是要确保学校不会从事受到制止的活动。’

1936年政府恢复对华校的津贴,不过有两项附带条件:从小二开始每周上6节英文课,每节时间至少40分钟;英文教师资历不低于剑桥9号文凭。

政府津贴华校的条件严格,津贴数额却是菲薄。1938年的教育预算案,英文学校份额是72.4%,马来学校得19.1%,华校份额为4.2%,职业学校得3.8%。从实际数额来看,政府英文学校的津贴是每名学生平均$77.49,教会等民办英文学校的津贴是每名学生平均$52.42。政府歧视和打击华校的心态,格外鲜明。

这时段的史实反映了一些社会现象;其一,华语在1920年成为华社的主要共同语言,华人知道在不同的场合应该使用什么适当的沟通语言,华语和方言共生共荣,此外,使用华语和方言不影响到英校上课的华人子弟掌握英语文。

其二,政府教育政策是从政治因素,而不是从提高教育程度去考量。证实了政府是通过立法和行政进行干预华校教育的活动;这其中包括通过金钱上的奖赏和惩罚,分裂和收编华校和华社组织。

其三,在民族母语学校强制实行英文教育。在政策策略上,殖民政府已经从压抑华校,渐渐调整为强制改变华校的实质性内涵。此后,华社对自己民族语言文化的未来前景更加感到忧心仲仲。这应该就是华校学生运动,捍卫民族语言文化的原始动机,这是弱势群体捍卫民族语言文化之合乎法理的维权政治活动,和华人沙文主义的政治罪名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政府已经从早年对华校不闻不问,转变为非常严格的监管,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教育政策的目的更是为了满足政治需要,教育政策已经沦为达到政治目的的行政手段。

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新加坡应该是:英联邦中的一个城市,属于说英文的世界。舆论界的观点是:英校是塑造马来亚国民的模式,土生华人证实了可行性,而华人的民族母语学校,只会延续现在分隔说华人语言和其他语言人士之间的社会界限。

总的来看,殖民政府政策是为了保护既有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整体利益。换言之,统治者以及统治者帮佣,所使用的语文也就是英文,受到政策上的保护。这一项种族和语言歧视政策,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分裂,社会矛盾也随之更是剧烈。

回顾这些历史事件,可以知道关键性的问题是,殖民政府要华人,效仿土生华人,放弃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这一个种族色彩浓厚的狭小思维,强人所难,是制造排他性社会问题的根本因素,背离了新加坡是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属性。

殖民政府这种残酷对付华校的政治文化,历久不衰,1959年之后,由李光耀政权传承,并且加以发扬光大,1980年备受政治折磨的传统华文教育体系,终于被结束了在新加坡薪火相传的文化使命。

白种人要求亚洲人放弃民族语文是文化侵略,剥夺人权。试问,历史学者会如何去评价,李光耀政权也同样要求民族同胞数典忘祖,这么一件千古独步,盖世无双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