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山穹剑
46年前的2月17日，中国打响对越自卫还击战。网上关于这场战争的浩荡记述已毋庸我多言。
作为参战者，我来说说踏进战场前的情形。
1979年初，西南边境吃紧，我所在的部队虽然远在中原，却也紧急转入临战训练，一个多月消耗的弹药比整个全训年度加在一起还要多。硝烟弥漫中，士兵面面相觑：这是真要上战场了吗？
一脸烟尘的机枪射手石三荣沿着堑壕踅摸过来，叹口气对我说：“班长，连女子的手都没拉过一下，还没娶婆娘哩，就这么洗（死）了呀？”我递给他一支烟，说了声“滚”。
野战军的步兵连就像常年绷紧弦的消防队，随时准备出征执行任务，即便不打仗也很难让你在营区里呆上一整年，各类物资、装备都要按照“携行、运行、留后”和“定人、定物、定车、定位”的要求进行归置，谓之“三分四定”。
作战部队除了武器装备没有其它物资，人走屋空，“留后物资”主要就是个人的物品和换季服装，平时用制式的白布包起来，捆扎成方形的包裹，我们叫它“小包”。小包整齐码放在连队仓库的台架上，每个包裹上都用细钢丝挂着一个硬纸标签，写上姓名、部队番号、家庭地址和收件人。
这意味着一旦你在战场上“光荣”了，这个包裹就成了你与家人联系的唯一物件了。当家人见到民政部门送来的这个包裹时，你已经是烈士陵园里的一方墓碑了。
“小包”在春秋换装时节各自整理一次，战前也要重整。虽说那个年代大家都没什么贵重的物品，但这次是要去打仗，所以官兵整理小包就格外用心。有的人整着整着就停滞下来，一件不起眼的小物件都能盯着看上好久，两眼怔直，心情复杂。
房间里无人说话，只闻哗哗的捆扎声。官兵的小包里会比平时多一样东西：那是遗书，写给父母、妻儿、女友和这个世界的最后的话。
官兵们会趁人不注意把叠好的纸张偷偷塞进小包里。因为生死未卜，遗书是不能提前寄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塞在小包里，在最恰当的时机交给家人。
我的这张纸没有放在小包里，出征之前我用全部积蓄的15元钱买了件军大衣，把遗书放在了大衣口袋里，又把大衣交给战前病退的一位同乡战友，让他带回家乡，交给我的家人。
然而战后我回家探亲时，他却又把大衣还给了我。他说他看了口袋里的那张纸，哭了，他希望能把大衣亲手再交还给我，而不是直接送到家里。聪明的战友做得很对，否则事情就做砸了。
战后返回中原驻地营区，遗书成为一段回忆，好友之间可以互相传看一下。我看了不少这类的纸张，每一张都会让你鼻子酸楚，为人类最真实的感情而感动。
识字不多的石三荣磕磕巴巴写了两份遗书，但没有放在小包里，而是直接寄走了，一封寄给老舅，一封寄给已经定亲的对象，没敢寄给父母。可是寄信时却把两封信装反了。老舅看了信后买了点心和罐头，原本是要去安慰一下未过门的外甥媳妇，不料想哭肿眼睛的女娃也递上来一封信，让老舅看了也跟着流泪。
老少商量了一下，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来到部队要把婚事提前办了，说是上了战场生死难料，要给老石家留下血脉。那时军人结婚可不是扯张证就完事了，还要政审，组织批准，时间来不及，再说还有“服役士兵不结婚”的要求，成亲的事儿只好作罢。
出征之前每人都发了一个硬纸印制的《战场供给卡》，鹅蛋大小，上面要填写姓名、部队代号和血型，统一放在军装左上的口袋里，以便对失散官兵证明身份，重要的还在于一旦牺牲了，用来辨别烈士的遗体。
除了供给卡，帽子、衣袋和领章的背面都印有一个红色长方框，都要填写姓名和血型，这是为了受伤急救时争分夺秒抢时间，只要几个字码对证了，输血时就不再验血型了。
官兵的头发也要理成超短的板寸，现在叫“海湾头”，那不是为了酷，而是头部负伤时便于包扎。
供给卡上填写的是部队代号而不是番号。番号是军队内部使用的，直呼某师某团某营连；而代号是向社会公开的，用阿拉伯数字组成，如33982部队41分队，对应的是步兵第481团1连（该部队1985年撤编）。代号本是为了保密，但用久了就没什么密可保了，所以出征之前部队更改了代号，供给卡上填写的是一组新数字，军车也换了新号牌。
其实更换了代号也没什么密可保，越军很清楚对面山头上是我军的哪个团、哪个营，反过来我们对越军也是知根知底。如此一来代号倒是有些掩耳盗铃的味道。到了现在，各类媒体干脆就直呼某集团军、某陆战旅了，代号似乎只剩下邮政意义。
还有一样东西不能不提及，那是出征前下发的一个长宽约为2 x 1米的墨绿色塑料袋，卷实扎紧了放在挎包里，说是越南潮湿，垫在地上睡觉用的。
其实大家都清楚这是收装尸体用的，人在另一个世界安睡的囊袋。身上带了这东西，心里便有些说不出口的异样感受，没人的时候会拿出来盯着看好久，看到有人来赶紧收起来，尴尬地笑笑。
一位担任烈士安葬工作的政治处干事战后告诉我，塑料袋是在安葬烈士的最后环节才用的，很少用于后送途中。烈士的遗体运回境内后，先要褪去血衣，换上新军服，肢体破碎不成形的还要用白布裹身，最后殓于墨绿塑料袋中入土安葬，这是烈士安葬的标准化程序。
战场上牺牲的烈士，入土时是别指望躺进棺木里的。烈士入土后要插上木制的标牌注明身份和位置，一段时间后才正式砌成陵墓，镌刻墓碑，再往后可能还会将一些零散的墓园迁移合并。
我们师团为烈士更衣、裹布这些轻柔细致的工作，是请广西边境的中年妇女们来做的，她们在打理这些和自己孩子年龄相仿的烈士遗体时常常会哭泣，那种母性的悲泣在幽静的山谷中传得很远，特别扎心。
战前尽管严密封锁消息，并且不准再邮寄个人信件，但还是有官兵的亲属三三两两来到部队，向出征的亲人、恋人道别。
这期间来队探望的亲属明显要比平时多，营区内接待房间有限，安顿不下就住在营区附近的旅馆或借住临近的村民家中，亲属们也只能在一天训练结束后与官兵匆匆见面。到了部队出征时，多数亲属已被劝回，但也有个别的执意不走，非要送亲人“上路”。送行者更多是已随军的军官家属和他们的子女。
我不愿回忆出征道别的场面。我在这支打了建国后几乎所有战争、执行过太多急难险重任务的部队里服役15年，这样的场面见过许多。
每当部队登车时，一道白石灰划成的警戒线犹如一道生离死别的天堑，线内远远站着列队出征的官兵，线外站着父母、妻儿和恋人，她们把哭声压抑在心底，把泪水憋在眼眶里，只有不懂事的孩子在放声大哭。那撕心裂肺的场面纵然是铁打的金刚也会潸然泪下的。
直到现在我还在想，如果能把那些闹离婚的、争家产的、不赡养父母的人集中起来，在这道警戒线外站上半天，那些连法官都头疼的事情可能马上就解决了。
还有那些灵感枯竭的作家、画家、诗人、哲人等众圣贤们，尤其是制定政策的官员们，最好也来这条线外站一站，鼻子酸楚一通后，脑袋里一定会生出许多振聋发聩的奇思妙想，挥笔即成大作。即便你是衣食俗人，看了这场面也会感悟青菜豆腐过日子，是人间多么惬意的事情。
这天中午，紧急集合号骤然吹响，全营迅速集合列队，一辆披挂了伪装网的野战吉普车驶到队前急刹停下，师长赵国斌推门下车，以身经百战的傲然气势站在这支即将踏入战场的队列前，接过花名册，把全营班、排、连、营长和政治军官点名一遍。当点到我的名字时，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到！”心中涌起奋勇杀敌的滚滚热浪。
点完名，师长走到队列左前，迈着泰山般的步伐巡视到队列右前，再回到队列中央，面向官兵大声说道：
“我，是你们的师长！我可能叫不出你的名字，但是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我！因为我要带领你们出国去打仗！打胜仗！”说完登车扬尘而去，没有半句多余的话。
现在回想起来，好在当时的部队中还有这些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老军人，士兵们上了战场心里踏实，就像跟着有阅历的向导穿越迷茫的高山密林。对越作战后中国韬光养晦数十年，一旦重开战事，谁来带兵打仗？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需要战火冶炼的将帅，而中国最不缺的却是和为贵的外交官。
很多年来中国周边四处冒烟，这些烟火如果是冒在美利坚的门头上，山姆大叔早就开打了，换了普京也不会闲着。而中国几番临门一脚的战事都止息在了“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严重抗议”的外交辞令中，连大使馆被炸了都得强忍悲痛，怒斥几声作罢。
其实我挺为那些挨骂的外交官们抱屈，如果中国也有美国那样一手遮天的军力，还犯得着让外交官们戳在前面喊抗议吗？这一点，打过仗的老兵倒是比喊打喊杀的愤青和键盘侠们看得明白，因为他们知道打仗要比打字难得多！正所谓“自古知兵非好战”。只不过，当我中华富甲天下兵强马壮之时，可还有善战的将帅和征伐的勇略乎？我想。
部队出征。
军列沿京广、湘桂铁路向西南边境浩荡开进，尽管沿线的客运、货运列车皆为军列让道，但是从中原开到广西宁明仍走了四天三夜，这个速度在当今的高铁时代是难以想象的慢。
我们乘坐的是俗称为“闷罐车”的货运车厢，其运兵方式从四野南下出关一直到对越自卫还击战都没有大的改变，有所改进的只是官兵不再挤在一起席地而坐，每个士兵都能分得一尺来宽的长条形面积，车厢里铺着苇席，可以裹着被子人挨人躺下来睡觉。
当火车行经郑州黄河大桥时，我扒在一尺见方的车窗口向东张望着，久久不肯离开。顺流而下60公里就是我的家乡，此时已是深夜，我知道我的父母还在灯前坐着，在我开赴前线的日子里他们每天也就打个盹儿而已。
那是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节，母亲会搬个凳子坐在门口等邮递员，持久的等待、期盼，但每每总是失望和流泪，直到停战后一封报告平安的信寄到家中。那是比接到儿女考上北大清华的录取通知书还要让家人高兴一千倍一万倍的事情。
第二天下午军列行至武昌兵站的专用场站，车一进站就看到站台上有很多人向军列涌过来，并且呼喊着什么，但很快又被警察和戴着袖章的民兵拦阻下来，不让他们靠近军列。
官兵们也挤到车厢门口向车外的人群张望。人群中在呼喊一些人的名字，有些听上去像是乳名，家人呼唤孩儿的那种，还有人大声询问你们是哪个部队？这是参战官兵的亲属们想和亲人见上最后一面。
在随后的行程中这样的事情也曾见到，但都没有武昌兵站的场面大。因为得不到准确的行程，亲属们只能苦苦等候，见到军列进站就往前涌，高声喊叫亲人的名字。就算见不到亲人的身影，也巴望车上的亲人能远远的看见他们，看上可能是最后的一眼……
乘坐在前面军列上的同乡战友蒋蔚，在日记中记下了在武昌兵站的一个情节：
“凌晨，军列到达武昌兵站，站台上挤满了湖北籍士兵的亲属，他们不知道军列什么时间到达，不知道列车上有没有自己的亲人，只能在站台上连续几日甚至更长时间的等候，每看到有军列进站就涌上去呼喊亲人的名字，期盼能见亲人最后一面。”
“我连4班长的父母年老多病，互相搀扶着在严寒中站了几天几夜，希望能见独生儿子一眼，碰巧也真见到了。可是上级规定任何人不准下车。这时连长朱银亮冒着违反纪律受处分的风险，让副指导员陪着四班长下车，和年迈的父母匆匆相见，又匆匆回到车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记述和评价46年前在武昌兵站黑压压的人群声嘶力竭喊叫亲人的场面。我不敢想象当下独生子女们的中国，还有那些涂脂抹粉操着娘娘腔的小鲜肉们，那些对国家安危要么自嗨要么唱衰的各路人等，会如何面对未来的某年某月，那逼上门来的战争。
作者：贵丁，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从戎20年，7次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