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日报》2013-11-09 16:39
（吉隆坡9日讯）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IDEAS）首席执行员旺赛夫指出，政府规模过於庞大、政府相关公司主导我国经济及干预性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影响大马经济自由度的3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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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大马年轻企业家峰会，主题为“价值链升级”论坛，邀请了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IDEAS）首席执行员旺赛夫（右）以及大马债券评估机构（MARC）高级经济学家诺希山（左）主讲，并由峰会召集人亚当利查（中）主持。（图：星洲日报） |
他表示，大马在2013年《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中公布的经济自由指数排名68，主要问题出在政府规模过度庞大，大马在政府规模评分组别中，在10分满分下仅获6分，低於亚洲国家平均值的6.8分及全球平均值的6.4分。
政府规模大影响评分
“我国政府的规模严重影响我国评分，尤其庞大的公共服务体系需加以缩减。”
他强调，大马经济过度依赖政府相关公司，可能会阻碍私人投资投入，尤其是新私人企业包括外资企业进驻大马。
他强调，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经济学家梅农去年发布的研究显示，政府相关公司主导我国经济，在基建、交通分别占据93%与80%份额，在农业、银行、资讯、零售领域也占据超过50%的份额。
“从政治角度来看，政府对经济掌握更高的控制度，聘请越多国民，政府就越容易控制国民。”
他在主讲第五届大马年轻企业家峰会，主题为“价值链升级”论坛时，发表上述谈话。
《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是由加拿大智库佛瑞塞研究机构（Fraser Institute）联合来自全球180个国家，超过80个机构与组织制定，报告中公布评比国家在经济自由指数中的排名。
他表示，经济自由为基本自由之一，如果欠缺经济自由，几乎难以获得政治与公民自由，也是经济成长与发展、拓展人力资源的先决条件。
他说，根据数据显示，享有高经济自由度的国家无论在国内生产总值成长率（GDP）、国民收入、寿命甚至识字率上都高於享有较低经济自由度的国家“如果单一巴仙率来看，可能高经济自由度与低经济自由度国家国民收入相差不大，但从实际的收入金额来看，生活在高度经济自由国家，收入10倍高於自由度较低的国家。
“就连政治与公民权益，享有高经济自由度国家的国民，拥有更自由的政治与公民权益。”
土著特权产生依赖文化
旺赛夫强调，其余影响大马经济自由度的因素包括干预性政策如30%土著股权固打、教育系统并非用以教育英才，反而沦为社会政治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工具等。
“土著特权产生的依赖文化（dependency culture），在如今越来越普遍，土著特权已不再像过往一般属於扶弱措施，用以协助一些贫穷人士，现在这些政策几乎无处不在。”
他引述经济学家梅农的谈话，指如果新经济政策以及干预性政策没有逐渐放宽、无法削减政府相关公司扮演的主导性角色，不止土著全民未来都可能需面对冷峻的冲击。
他强调，要打造自由开放的经济，政治家应具备政治愿景去推行；民众应要求当局落实市场经济，解决干预性情况、教育公众拒绝福利主义及可能产生依赖文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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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