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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银行主义”的斗争，贯穿着美国的立国史。这也导致美国央行的成立时间晚于欧洲国家。
在1913年底美联储正式成立前，美国就早已数次出现过要成立一家中央银行机构的呼吁，这种呼吁最早来自农民。1886年，主要由美国中西部农民组成的农民联盟在德克萨斯州举行大会，提出了“克利伯恩”诉求。诉求包括：由美国财政部发行政府货币作为法定货币，取代流通中的私有银行票据；国会对货币增长实施调控。
某种程度上，这些平民改革家的思想促使之后的美联储建立了一种理念，即货币供给要与实际经济增长紧密挂钩。
从1893年到美联储成立的20年间，席卷美国的数次金融恐慌或许与混乱的信贷供给密切相关。危机通常始于农户信贷需求的季节性喷涌，为满足农户生产投入所需的信贷需求，遍布全美的数以千计的乡村银行被迫收回自己在47个城市银行中的储备金，最后货币需求向上传导到3个中央储备金城市银行。作为链条的末端，纽约的城市银行承担了巨大的储备金供给压力。如果它们无法顶住这种压力，整个金融体系可能瞬间崩塌。
1907年的金融恐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纽约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突然倒闭，其他两家巨头也临近倒闭边缘。金融大亨J.P.摩根迅速筹集了3500万美元的紧急救助贷款，可仍旧无法挽救危机。处于恐慌中的地区银行纷纷要求收回存放在纽约的储备金，由此积累的信贷压力，连摩根及其同盟也已无法化解。危机最终止于美国财政部的紧急操作。
1908年，美国成立国家货币委员会，以查明金融危机的原因。纳尔逊·奥尔德里奇任该委员会主席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奥尔德里奇计划”，不过，这一包含中央银行的计划未获国会通过。该计划将中央银行定义为一家私人银行，反对者担心，私人金融巨头可通过中央银行操控经济和联邦政府。后来，在该计划的基础上，民主党参议员卡特·格拉斯提出了一个具有妥协性质的新计划，经反复修改后在两院通过，这一计划被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签署为法律，即《联邦储备法案》。威尔逊签署该法案的条件是，美联储必须是一家公共机构，并且在联邦财政部的管辖之下。
该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联储的诞生。《联邦储备法案》建议将全美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并各设立一家联邦储备银行；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基础上设立联邦储备理事会，该理事会由7名委员组成，包括财政部长和货币监理局局长，均由总统任命。此外，联邦储备银行可发行联邦储备券，作为法定流通货币；联邦储备银行可通过贴现窗口，对会员银行进行票据贴现，以此控制货币供应。
此后的20年代，美联储的地位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一战后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尤其是工业生产领域发展迅速，美联储分享了这一时期繁荣带来的声誉。
但从根本上，美联储的货币管理方式存在着缺陷——名为公共机构，实为私人机构。最终这种缺陷以一种不可挽回的方式暴露了出来，最为突出的表现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危机在这一年爆发。最早的征兆是股票暴跌，仅仅几天，标普指数从245点狂跌至162点，股票市值被摧毁超过三分之一。泡沫破裂的巨大声响传导至银行业，这意味着此前商业银行交给金融投资人的数十亿美元贷款变得难以收回。
随之而来的是银行倒闭潮——全美超过40%的银行深陷其中，失业率飙升至25%，导致上千万美国人陷入赤贫。
哈耶克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危机归因于信贷的过度扩张。他断言，一战后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非来自储蓄支撑的投资，而是受到信贷扩张的刺激，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在繁荣的高峰，哈耶克看见的是将要发生的衰退。
这场“灾难性崩溃”发生后，美联储声名扫地。实际上，无论是损失惨重的债权人，还是一夜赤贫的工人都对其心怀怨怼。弗里德曼也认为美联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指出这一被赋予制定货币政策的公共机构在危机来临时，采取了紧缩操作。
这里的深层原因是，当时的美联储只是名义上的公共机构，其具体政策主要由私人机构控制的纽联储说了算。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危机或许始于纽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的信贷宽松政策。1927年夏，斯特朗积极推进信贷宽松，降低贴现利率，并从开放式市场购入3.4亿国债。这无疑向银行体系注入了巨大的一笔流动资金，投资的虚假繁荣也就由此开始。
而从斯特朗的角度来看，他是出于好意。一方面他注意到，国内就业率正在悄悄下滑，整体物价下跌，企业呈现出将要滑入经济衰退的迹象。他希望能通过放松信贷来防止另一次经济紧缩的发生；另一方面，斯特朗受到欧洲各中央银行放松美国信贷的请求。此时欧洲货币紧缩，利率走高，斯特朗担忧欧洲陷入经济紧缩将会对美国经济同样带来负面冲击。
但好的初衷并未导向好的后果，这笔巨额流动资金堆起了金融资产泡沫，并最终于斯特朗去世的次年——1929年引来致命坍塌。
对这一切，斯特朗并非毫无预见，只是他对美联储，对他的后继者抱有太高的信心。在给同事的信中，他信心十足地指出，美联储“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美国不受任何因货币问题而引起的灾祸”，并且在这类灾祸面前“拥有立即向街道撒钱”的能力。
如果在危机后，美联储立即拿出斯特朗的决心，情况也许会被逆转。而事实却是，在最初，他们任由危机发生，并认为这是一场对过剩货币的正常矫正。时任财政部长的安德鲁·梅隆对此的看法可以说是其中代表。他曾对总统胡佛坦承，走出经济衰退的方法就是更多倒闭、更多失业和更多清算，这会清除经济体系中的腐烂和败坏。
由此可见，彼时的美联储采用的是古典主义的清算主义思想，以私人机构的方式实施“顺风而行”的货币政策。
当时，美联储的资产主要来自私人会员银行，私人会员银行拿出真金白银交给12家联储银行来管理，其中纽联储最具实力。当危机爆发时，纽联储和其它联储银行也和私人银行一样选择避险，让市场自己去清算。
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诺里斯回忆称，在各方催促美联储向金融体系注入更多货币时，美联储所执行的仍旧是1923年那一套，“在经济扩张时提供额外的信贷，在经济收缩时减少货币供应”。其结果是，美联储被动跟随经济波动方向，并且增强了其上下浮动的力道。
在清算主义思想下，货币的主要创造方式来源于真实的经济行为。当时，美联储创造货币主要通过12家储备银行的贴现窗口，而非在开放式市场购买国债，当银行向企业借贷时会开具“实物票据”，银行也能够凭借这些票据，以一定的利息从中央银行获得相应的货币。在构想中，这种货币创造方式是以真实的经济行为为根据，因而使得货币供应具有弹性，能够跟随经济的波动而自我调节（此处与哈耶克的观点有些冲突，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分析）。
以1931年10月为例，在两周的时间内，联邦储备银行将贴现利率提高2%。这等于是在本就日渐水位下降的货币池中又抽出了一捧水。于是，接下来6个月里的产业规模又下降26%，基础货币再次缩水9000万美元，弗里德曼认为这种货币操作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紧缩。
到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即将总统就职时，美联储依然实施清算主义政策。这时，一个关键人物改变了美联储，此人正是美联储第一任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