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周恩来以南方局书记的名义到达香港，总结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对于广东和香港斗争的危害，吸取经验教训。他曾经到过中环、旺角、油麻地的基层组织开会布置工作，并且部署了广州起义的计划。他还居住在中环荷李活道75A的木匠工会，了解基层生活状况。还到过香港坚尼地道130号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机关，西环羲皇台23号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邓小平在1929年和1931年两次到过香港，分别与设立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和中央军委商讨在广西百色起义发展红色根据地的规划。
香港纸醉金迷的浮华表象和港英貌似森严的殖民统治，曾不止一次地被中共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保护色。但这些建筑和遗迹，由于改建、城市发展等多已不存。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香港又多了团结海外华侨、广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前哨这一角色，中共中央派遣廖承志等人赴港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香港市委先后建立工人、学生、知青、街坊等47个支部，团结香港各界民众参与抗战救亡运动。中共香港海员工委及外围香港海员团体动员1.6万名海员停止为日本船只工作，组织海员回乡继续参加抗日活动，前后有1万多名香港海员血洒抗日战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日军进攻香港，驻港英军在日军突袭下，溃不成军，12月25日晚7时，时任港督杨慕琦于半岛酒店3楼的日军战斗司令室向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无条件投降。
1941年12月18-25日，香港岛攻防示意图
1941年香港沦陷，日军举行“入城式”
1942年2月3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在西贡黄毛应村的教堂宣布成立，由曾在香港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罐头厂当过工人的蔡国梁任大队长，广州大学经济学系学生陈达明任政委，下辖长枪队、短枪队、海上中队、城区地下武装队（市区队）和情报队等五个中队。
从初创开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从领导层到基层指战员中就有大批大中学生，游击队总队长曾生，中山大学学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是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大专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是中山大学学生。港九独立大队同样是一支高学历的抗日武装，而且与东纵其他部队相比，港九大队的很多乘员从小接受的是当时香港最高等的全英文教育。例如曾为曾生担任翻译，后担任东纵政治部敌工科副科长的林展，是香港著名的庇理罗士女子中学的毕业生。
正因如此，港九大队在战斗之余十分注意破除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带给香港的各种陋习。例如除了日寇的侵略掠夺，本地的鱼栏主采用大秤进小秤出，逼迫渔民借高利贷，不准渔民女眷上岸，甚至到1942年仍在享受对渔民妇女的所谓“初夜权”。港九大队海上中队组织渔民合作社，利用鲜鱼到内地换购粮食和煤油；同时发动“渔民协会”与封建鱼栏主进行斗争。海上大队队员还在渔船上开设学校，教授渔民子女读书。
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在香港边界附近行军。（香港政府档案处，1945年）
经过这些行动，港九地区的大批渔民受到现实教育，主动积极协助共产党，加入海上中队打击日寇。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44年海上中队共俘获日船43艘，击沉7艘，俘获日军36人，伪军50多人，歼灭日伪军合计近两百人，缴获1门山炮、5挺机枪、50支长短枪，夺得一台发报机以及约100吨军用物资和药品。
抗战时期，九龙新界有650个左右的自然村，港九大队的敌后武工队员每天走村串户，建立起强大的秘密情报交通网。在城市游击战中，港九大队中涌现出一大批威震敌胆的游击英雄。短枪队在队长黄冠芳和副队长刘黑仔（刘锦进）带领下，与1942年秋冬之际在狮子山下伏击并歼灭了日军一个班，在牛池湾摸掉日军哨所，全歼日伪16人，在九龙市区化装成伪警察击毙汉奸肖如九。1943年乘夜突入启德机场，炸毁日军油库和一架日军飞机。甚至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和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陆姓翻译，都被短枪队处决。
除了刘黑仔之外，香港日伪对于港九大队城区地下武装队（市区队）的队长方兰同样是又惧又怕。方兰原名孔秀芳，1938年11月年仅十八岁的方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香港湾仔的儿童团团长。1942年1月中旬，方兰奉命回广东参加游击武装斗争。1943年秋天，方兰从东莞游击区调往港九大队担任城区地下武装队（市区队）中队长兼指导员。香港人民亲切地称她为“方姑”，因此市区队又被称为“方姑游击队”。
被香港人民称为“方姑”的方兰
“方姑游击队”最经典的武器是传单。这些可怕的“纸弹”是市区队自己编印的《地下火》，它们总会出现在日伪最不愿看到的交通要道甚至军警单位门口，向不甘心做亡国奴的香港同胞传播抗日的火种，很多经历过那段岁月的香港市民都会回味当年看过传单后兴高采烈地告诉亲朋好友“老友（游）神出鬼没”的情景，这些现在看来如《地下交通站》一样戏剧化的故事，都是当年香港市民全心支持中共抗日的注脚。
1943年12月2日，为适应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州坪山宣布正式改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发表《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号。
1942-1943年，东江纵队一共从香港救出了50多名英国人、54名印度人、2名挪威人，1名苏联人和1名菲律宾人。战后英国方面于1946年在伦敦向东江纵队人员颁发了勋章。1944年5月26日，5名美国B-25机组成员因为东江纵队的帮助顺利返回内地。
东江纵队和港九独立大队屡立奇功之后，盟军方面开始主动东纵接洽，商讨联合作战问题。由于香港独特的地位，港九独立大队设有由黄作梅担任组长的国际工作小组，主要负责营救被日军扣押的盟军人员，向盟军报告香港的各种情报。
港九大队成立三年多之中，前后粉碎日军10余次全港九规模大扫荡。从草创时期的上百人发展为一支800余人的敌后抗日劲旅。同时，港九独立大队也是我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武装中最善于进行城市游击战的部队，其市区中队拥有来自香港各行各界的300多名抗日战士，甚至有队员渗透到日本宪兵总队特高课内部。
1945年8月30日英国海军驶入维多利亚港，9月1日英国重新接管香港，港九独立大队奉东江纵队命令撤离香港。在撤离时，港九独立大队代表东江纵队发表了宣言，对三年零八个月的浴血抗战做了这样的总结：“三年零八个月，冒出生入死之险，不惜重大牺牲，救护盟邦人士，肃清土匪活动，破坏敌伪统治，保护人民利益，确实尽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并做了许多成绩。”
虽然英国人始终把最大程度上奴化殖民地放在了第一位，从1946年4月杨慕琦重建港英政府开始，直至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黯然离任，港英当局始终不承认中共领导下的东江纵队和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的抗日功绩，不给予这些抗日英烈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但是如果没有香港市民的踊跃帮助和无私支持，东江纵队不可能生存壮大，日寇势必在香港造成更大的破坏。港英的历史书中虽然没有东江纵队的勋章，但香港的山山水水都飘扬着看不见的红色旗帜。
香港回归之后，1998年10月2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为保卫香港而捐躯的烈士，写有115名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烈士姓名的战士名册，被正式安放在香港大会堂的纪念龛内。120多名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老战士和家属出席了仪式，时任香港特区特首的董建华在仪式上代表香港市民，向所有在二战期间为保卫香港而捐躯的军民和家属致敬。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的香港特区政府终于以广泛追认的方式，表彰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保卫香港而战的东江纵队和港九独立大队的近千名抗日英雄。
香港新界乌腾蛟抗日英烈纪念碑，东江纵队总队长曾生题写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