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下）

核原料——铀浓缩厂的选址就十分波折。

“要隐蔽、面积大、水要足、用电量还大”，为了符合这一要求，考察队20多人，从1958年初启程，从东到西，踏过了中西部好几个省区，勘探了18个场地，一路被上级否定，最后才到了兰州。

大家终于在兰州北郊黄河边看中了一块地，喜出望外。突然，树林里有一群人端着枪过来，包围了勘察队。

原来这地方已经被一家飞机制造厂看上了，而且已经设立了筹备处。

这个筹备处的主任叫作王中番，是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军人，他见过美军轰炸机之下的战场惨状，发誓要回国做飞机。

他回国后，如愿当了飞机制造厂筹备处的主任，找了两年才为厂子找到这块宝地。王中番知道勘察队正在找场地，但不知道目的，热心问：“我这一带熟，你告诉我要做什么，没准儿我能帮你找个好场地呢！”

谁想到几天后，王中番接到上级电话，他选的地方被二机部看上了，叫他让出去，再另择厂址。

王中番急了，一下子从兰州找到北京，上门找二机部的部长宋任穷说理。

“宋部长，您凭什么把我们的地方给一锅端呀？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挪地方。只当我自己在朝鲜被炸死了！”

“王中番同志，你知道要你那块地干什么吗？”

“我不管，我只管造飞机，造轰炸机！你们不答应还给我，我去找彭老总，他去过朝鲜，挨过炸，他说过我们要造飞机！”王中番说着说着，眼泪快下来了。

宋任穷真的拨通了彭德怀的电话。

“老总，这个人有股子倔劲儿，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敢和人拼命，是个干事的人……麻烦您给航空那边打个招呼，这个人我扣下了，他叫王中番。”

王中番万万没想到，一下子泪水夺眶而出。“宋部长，您和彭总，你们不讲理。”

宋任穷这才说出实情，他定睛看着王中番：“原子弹，你知道吗？”

王中番一下子愣住了。于是，他就这样成了铀浓缩厂的副厂长。

史料记载中的这一段故事十分动人，尖端的“两弹”项目得到普通战士的心，或许只需要一个名称。

但可惜有一些战士，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服务的保密工作是什么。

1958年2月，导弹试验基地批下来了，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巴丹吉林大沙漠的边缘。

这个地方我们如今已经很熟悉，它后来又有一个名字叫作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两弹”三个基地中，导弹试验基地的进程最快，几万人加紧建设，只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数万工程兵刚来的时候，坐了半个月的罐子车不许往外看，一下车都傻眼了。这什么地方？

风沙、烈阳、毒蚊子咬，连司令员也睡帐篷。大部队待了不到半个月，就出现数百、上千人同时拉稀的状况。有人拉死了，有人被蚊子咬死了，有人累死了，有人饿死了。

这些军人、工人，只知道奉命来建设这个地方，却不知道为什么来。死人的事情还在发生，而他们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基地上士气日渐低落。

隐姓埋名、背井离乡、绝对保密，几乎是“两弹一星”事业的宿命。

但何以安抚人心，告慰亡灵？

司令员孙继先向上级申请，终于在1960年4月导弹试验基地即将竣工时，告诉几万工程兵：“我们来这，是搞导弹的。”

有史料记录当年一位参与施工的老兵的回忆：

当时一宣布好多人都哭了。

“为什么哭？爱导弹？纯粹是扯淡！没几个人知道那玩意儿，就是憋得太久了，那么多人一起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两年多，又不打仗，就是干活儿，拼了命干活儿，死了几百人。一宣布好了，总算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了，这苦没白吃，值得！”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接受批斗。

1958年，大跃进开始，全国大炼钢，各地都在放“卫星”。而真的“两弹一星”的科学性却遭到了政治的冲击。

这一年，中国人造卫星工程上马，代号“581”，但研究所里经常争吵不断。

因为一群年轻科技人员不满所长、著名科学家赵九章。他们主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不放山药蛋那般大的，一上马就搞高能火箭、高能发动机，放几顿重的大卫星”。

赵九章也无法说服他们。

一天，在一番争执之后，这群年轻人将赵九章制作的一个卫星模型从三楼扔了下去，差点砸中下面推着自行车的51岁赵九章。赵九章当场泪水盈眶。

特殊年代里，荒唐事不断出现。

很快，1959年，此后是长达三年的大饥荒。

导弹试验基地上的工人有的饿得都逃了，中央拨过去一批粮食，半路上被农民抢劫了。北京的研究院里，科学家们也不好过。

邓稼先总是在半夜三更回家翻东西，再带回研究院给年轻人吃，他自己饿得瘫软，连30斤重的女儿也抱不起来。

因为饥饿，很多科学家患上了浮肿，接受周恩来接见的时候，彭桓武的脚脖子肿得快提不上鞋子。

然后是1960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在核工业领域的全部援华专家，并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图纸资料。

碰到经济极端困难的时刻，全国对导弹、核武器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议不断，开会时经常桌子拍得叭叭响。

“两弹一星”事业岌岌可危。

那是一段非常敏感的时期，连身边亲信下属都劝说聂荣臻，暂时搁置。不料元帅直接发火了：“不搞出两弹，我死不瞑目！”

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了一份5000多字的报告。

看似报告，其实是军令状。因为他作出明确承诺——四年左右可以制造一般的原子弹，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可以造出比较高级的原子弹。

伴随着美国持续不断地对中国大陆的核威胁，聂荣臻的报告增强了中央领导人的信心，“两弹”项目保住了。

当然不是到此为止。

随后“文革”的冲击，以及始终艰苦的科研历程，让“两弹一星”事业中心的科学家们始终在摇摇晃晃地前行。

他们大部分人一边忍受挫折、批斗、工作时间得不到保障，一边争分夺秒、刻苦钻研，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从1964年成功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导弹和原子弹“两弹”结合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再到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两弹一星”的艰苦历程，中国科学家们以生命、以精神，为它画下了一个传奇的句号。

1986年，邓稼先去世的时候只有62岁。

他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

至此，与其说“两弹一星”是军事项目，不如说它是一种精神。就像张爱萍将军说的，原子弹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倒了这种精神，就只好去乞讨了”。

对于科学家们来说，也是一抬头和一低头，低头热爱脚下热土，抬头热爱物理世界、璀璨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