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员认为，政治人物在遵守新冠肺炎的标准作业程序方面漫不经心的态度，提高了公众对不公正及双重标准的意识。
不过，他们认为，公众情绪不意味会在选举期间对政客造成不利或影响他们的政治生涯。
他们向《透视大马》说，比起公众人物的违例，人们对政策的一再U转反而更气愤。他们认为，公众人物的违例近乎没有造成任何的民生影响。
在过去数月，社交媒体尽是马来西亚人表达不满的情绪，透过标签“失败的政府（＃KerajaanGagal） 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马来西亚策略与国际研究院（ISIS）塔思妮苏谷马兰说，人民现在对全面封锁期间的双重标准及惩罚更加清楚及愤怒。
不过，塔思妮说，这种民众情绪是否会对政客产生不利影响尚是未知数。
她说：“或许有些满怀怨愤，当选举来临时，当竞选运动开始时，候选人就会有空间透过承诺来赎回这一切。”
她说，政客肯定知道公众不满的情绪。
“但是，这不足以造成U转的关键因素，尽管这期间有一些小U转或取消。”
政治分析员吴国兴（Ooi Kok Hin）说，疫情已经显示民众不比以前封建，更愿意敢与上流阶级的王室、富豪及名人对抗。
这是因为，疫情之下，人民往往首当其冲。
“若有新感染群及病例高居不下，政府一旦延长封锁，他们的生计及行动就会受到限制，我们当中甚至已经阔别家人一年了，而这些上流阶级还是可以到处走动见家人、测试新车。”
他说，这些上层阶级是否意识这一点并不重要。
“重点在于没有向双重标准采取惩罚的做法会招致集体性问题。”
“Kayangan”（上层阶级）其实是去年的一个感染群，后来有一些大马人返国后在强制隔离时引起一些问题，那些有问题及逃避法律的上层人士就被公众称之为上层阶级。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科学助理教授拉比阿阿米努丁博士说，政治人物意识民众在线上动员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往往会因为公众在线上平台的公共情绪，修改标准作业程序或澄清。”
他说，虽然政客们意识这一点，但并不一定会认真对待，因为公众意识有时受到民生层面的影响，而在幕后的政客们有这方面的影响力。
不过，他说，这也确保政客们会更加谨言慎行，以免遭公众激烈反弹。
“我们看到那些制造喧闹的政客仍然在选举中胜选。”
“因此，只要他们在选区老树盘根，民众的激烈反弹便不会对政客产生影响，除非他们的目标是在政府中担任更高的职位。”
危险的趋势
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中心 (IDEAS) 民主与管理单位经理艾拉阿兹哈里说，公众对治理、民主和政治的不信任是一种危险的发展，这可导致民主体系的信任被侵蚀，导致出现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或会恶化的现象。
她说：“很明显，马来西亚人对政府、政治和民主至上的信任已经破灭。”
“政府在疫情初期获得一片赞誉，但在沙巴选举后，马来西亚人对政治家领导国家度过疫情的能力和诚意逐渐失去信心。”
“这是一个危险的发展，因为民主制度的信任被侵蚀，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可能恶化。”
艾拉以印度为例说，印度总理莫迪 的印度人民党加剧了疫情的影响。
她说，在马来西亚，举国的愤怒通常很难对政客的声望或权力地位产生负面影响。
“请记住，不称职的部长是由大多数选民投票所投选出来，这意味着对他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唯一方法就是用选票把他们送走。”
她说：“这就是为什么选民教育与体制改革一样重要的原因。”
自爆发疫情以来，已有多名违反标准作业程序的政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因网络舆论压力而被罚款。
这些例子包括：
1. 在5月25日轻快铁列车相撞后，马来西亚国国民投资机构前主席达祖丁在记者会上只戴面罩，而没有戴口罩。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导致他被终止服务。
他还因违反抗疫标准操作程序而被罚款1500令吉。
2. 登嘉楼州行政议员兹曼在开斋节首日因邻居上门拜访而违反了SOP，被罚款2000令吉。
3. 大马乐坛天后茜蒂诺哈丽莎及丈夫卡立莫哈未，本月初为儿子举行穆斯林祈福仪式时违反标准作业程序（SOP），各别被罚款1万令吉。
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祖基菲里及3名宗教司也各别被罚款2000令吉。
4. 网红妮罗法夫妇则多次违反标准作业程序，分别是在3月举行的婚礼没有维持社交距离，同月前往浮罗交怡度蜜月，接着在5月跨州到汝来地毯店以及在开斋节期间群聚，最新则是没有扫描MySejahtera及戴口罩。
他们夫妇至今已经缴付了2万令吉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