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关于藏粮被毁和再难搞生产及其他失误：
A.1980年初，我们为了防备大营地暴露时的后撤问题，开始到距离大营地一天多(步行)路程的S.Dajoe建立后备点。由一组同志守住搞生产，经一年多的努力，已能自力更生解决了粮食和藏一些后备粮，我们当时没有一份边区地图，所以并不知道这个点距离Putusibau(布都斯包)小镇并不远，及点的河尾山背后有长屋。又因为那时我们决定不可以联系群众，因此，我们无法知道这个点是否已经被群众发现(看来这个点是已经暴露了)。同志们的警惕性不够高，如常般的劳动生产。1981年中以后，一股印尼兵从驻点河尾一路打枪而下，也没有搜索便返回。这组同志既没撤离，也没有向大营地报告。过不久，印尼兵再次摸来，结果志明去生产地被俘，几天之后，志明被印尼兵押回驻地，向仍在驻点的妻儿及组长夫妇喊话。结果组长(华联同志)夫妇先离开，志明的妻儿出去投降。志明还出卖藏粮点，更在联络点放上诱骗的字条。组长夫妇一直坚持在驻点周围活动，还跟搜索的敌兵驳火受伤，最终过河时溺水牺牲。以上发生这些情况，后备站点同志始终没有派人到大营地跟领导联络。同样的，在大营地的同志因不断听到直升机盘旋的声音，便忙着藏粮等工作，也没派人去后备站联络侦察。一句话，后备站藏粮被毁是志明出卖所致。
B.大营地方面也是对敌人进攻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估计不足，对整个边区地理了解不够，造成对边区的部署没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反“围剿”工作抓不紧和改进。我们没有把粮食藏得更远和埋入土(也没有用具)，没有多设后备点和研究后撤的路线，对后备点的同志关心指示也不够。我们的藏粮在敌人一次进攻下几乎全部被毁。除了上述严重失误外，志明给敌人提供藏粮的规律与情况也是重要原因。
党决定重建边区基地是当前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同时，党军的主要领导(二局书记兼人民军总司令洪楚庭，人民军副总司令Ubong，二局委员及总部司令员温贤定)都先后集中在边区，亲自领导和参于各种吃力的劳作，克服诸多的困难实现粮食自给，把队伍和基地稳定下来。领导普通一兵的精神给同志们很大的鼓舞力量。然而，由于主要领导自身能力和经验不足，在处理边区斗争时也存在不少错误：(1)没有紧抓全面部署工和应对敌人进攻时的策略。到异国印尼边区建基地(更不说根据地)的最关键条件是印尼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如泰国对马共在他们境内建立根据地那样)，实践证明，处在马印夹击的情况下，不论是当年(1965-1970)还是较后(1978-1985)，以我们弱小的武装力量，要在那里建立较稳定的基地是不可能的。得不到群众支持的弱小的武装力量，要战胜强大的印尼军队的进攻，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还想保存力量，就只有离开印尼边区，我们领导应该明白这点，从而在建基地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即全面调查了解边区的地理，民情和敌人的情况，作出全面部署，严格检查反“围剿”斗争的具体工作。可是，自从我们到达边区之后却忙于生产劳动，不曾打着地图与干部共同研究边区的部署方案。也没有召开过一次参谋处会议(其实参谋处本身的弱点也不可能有较好的作为)，温与洪之间也交换意见不多。我们之所以有这些失误，我认为首先是没有真正深刻了解当年(1965-1970)边区斗争的历史，没有深刻认识到处理好反“围剿”斗争是关系到能否在边区坚持更久一点的关键(只是长久一点)。其次，我们在决定重建边区基地没有清醒地认识必然面对的困难与挫折。那时几乎脑子发热，好像已可看到雄伟的“井岗山”对群众的召唤力和革命向上发展的情景。这种思想情绪充分写在当时发表的文告里，而对建基地条件不足和可能面对的困难和挫折完全没有提到。
我们不能不牢记，思想上的麻痹和对困难认识不足，往往是失败的结果，军事工作更是如此!
(2)在处理生产地与营地，对敌斗争以及民族工作关系方面也存有缺点，虽然在号召重上边区的文告中已指出当年(1965年-1970年)在这方面的错误，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改进。我们的大营地与大生产地仅隔一条S. Tekalan河，相距约15分钟路程。用木瓦盖起大会议屋子与厨房，一间间的宿舍，领导人也和大家一起住。1982年2月5日下午，我们在大营地看见敌兵用绳索从直升机滑下大稻芭，隔天，我们便放弃营地，转移到营地不远的森林，不断的流动;我们也没有派出小队去伏击敌人，只有两三人的麻雀组袭击敌一两次(开会影响)，也没有任何地雷，陷阱等杀伤敌兵(其实，根本没有敌兵行动的固定路线)。比当年保卫边区的战斗做得更差。那时，每次敌兵来“围剿”都派出战斗队伏击，袭击，用迫击炮改装成天雷炸敌兵;我们重上边区后，就不许联系群众(伊班族)，从事后看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早期边区都有派工作组去开展群众工作，联系马罗河的几座长屋群众，和靠近第二省的印尼群众(伊班族)，不单从那里搞到一些物资，更重要的是得到来“围剿”敌兵的情况和情报，让我们先作准备。
(3)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抓不紧，也不及时。由于(必须)早日突破粮食和战备粮而忙碌劳动生产，又看到大伙对建基地的积极热情表现，因而对政治思想工作便放松下来，领导很少组织大家学习和探讨革命形势，如低潮以来华区群众的变化，更难吸收新兵，内部不断离队事件，国际形势的变化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边区基地虽然已较稳定了，就没有回头看当年边区的困难与挫折，使大家清醒意识到可能面对的困难乃至挫折的思想准备，在生活中互相交心和抓思想也少了，特别是“围剿”以后;无形中，领导对干部战士慢慢陌生，不清楚他们心中真正想法。
探史后来的总结也指出：“由于有明显的失误的一面，同志们也不够正确对待的一面，又因没有及时的教育，致使同志们的斗志和热情以及领导的威信与信任受到削弱”。造成反“围剿”的失误，我认为主要还是领导，而领导威信与信任受到削弱，又跟领导在决定重上边区建基地这个战略任务时，在鼓励与宣传方面存有毛病有关：(a)过分强调建立边区基地的作用(参看前面引述的文告)，似乎给人感到这个任务成功与否是将后革命前途的标志，好似成为救命的一根稻草。(b)领导过于自信。似乎这已经很好总结过去边区斗争所犯的错误，现在已是更自觉更有办法，创造性的重上边区立业。其中完全没有提及可能面对的困难，也没有想到印尼反动派对我们灭绝这个最关键的态度而作实际的宣传。(c)在实践中，给人看到并不比当年边区基地做得更好，有的依然按当年的办法做。在敌人誓死要消灭我们，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放弃边区的决策是不可避免的。领导却批判1970年最后一批同志轻易主动取消边区基地，是犯一大幼稚的错误。结果1982年在敌人的一次进攻下基地几乎被毁，又按1970年做法放弃边区基地返回国内。这就容易给同志产生消极失望的情绪，对领导的信任大削弱，尤其是一些工农同志，他们看问题多从实际出发，看做得怎样而不是听你讲得多精彩。
1973年和谈之后，坚持在拉让江地区的武装力量，在华区面对保存、巩固、经济和群众工作的困难，决定重上边区的战略决定是对的。其实，重上边区坚持还可以更早。1970年最后一批边区基地的同志在印尼大军进攻下，离开边区进入国内第三省，如果当时领导(主要是洪)认识到将大部分武装力量集中在狭小的华区是不对的话，而他也有正确的战略思想，就应在边区“围剿”结束后再派人返回边区。在边区(印尼)选择靠近国内群众的地方坚持斗争，可惜到1973年和谈整整四年，都未曾提及更没派一人重回。这正是缺乏正确的战略思想的体现，而不是最后放弃边区那批同志缺乏战略思想。
重建边区基地自1977年开始到1985年底放弃，为时8年。8年再实践的结果证明：(1)以我们这样弱小的武装力量，在马印夹击又无群众的支援条件下，要在印尼(印砂边界)建立较为稳定的基地是不可能的。1985年完全放弃边区，又再次步上1970年放弃边区的老路。(2)8年的边区斗争，除了头4年起了保存巩固武装力量外，我们在1977年寄望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实现，没有实现大力发展新兵(8年里没有一个新兵)，也没有起到推动革命形势向上的作用。边区和国内都无法建立稳定的基地(更无法建立根据地)，使人看到没有国际的支援和国内山地民族的坚决参加和支持的武装是不能长期坚持和发展，也看到这样的武装斗争道路是不可能夺取政权，革命队伍不可避免地面临分化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