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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领导对中游武工队的领导，及第三省领导层的结构
一、中游武工队的上级领导是洪楚庭。1969年底，北加人民军副政委兼第二分局第二书记贝文对(部队名贝坤)已进入第三省中游，一直到1973年和谈，保持与我联系的上级领导依旧是洪楚庭，而贝副政委始终没有联系过我。
1968年底，中游武工队成立时，洪楚庭驻在中游的Ulu Dap(俗称红旗山)，1969年中以后，洪离开中游转往拉让江下游武工队的华区。从此之后，再也不曾返回中游调研工作。我的工作汇报与思想报告及洪给我的指示文件，都是由通讯员传送，而不是交给近在身边的贝副政委。洪传来的工作指示，因怕失落都是简单的，我往往靠自己的理解领略其精神执行。
从1969年到1973年的五年间，中游武工队长和宣委没有一次和领导(洪与贝)约会过，即使我护送贝副政委到洪的驻点开会(党军高层会议?)，我不能参加。在几天的会议时间里，也不曾在会议间隙约我面谈。存在心中关于中游工作的问题，只好自己解决了。主要领导对中游武工队在领导上的松懈，洪在回顾民族区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时，也写上几句不是当事人难以理解的话：“还有领导上的不够及时和冒进，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参看探史(即老洪)写的『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第.77页。
二、第三省的三支武工队都是统一在一个领导下的第三省革命武装队伍。三个军区只是各主要负责一定的地方工作而已，然而多年来，我们中游除了经济，物资，人员(新兵)，内部刊物都是由OMT武工队和下游武工队的有力支援，OMT武工队还收留中游在意外事故去的避难同志外，各武工队工作似乎是各自为政。主要负责人之间不曾在工作上交流经验、情况(包括省的情况)通报，互相配合。我们(武工队长与宣委)各方面都比较差，特别是政治思想水平低，对内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组织工作都做得不好，很想向他们学习。
三、从1968一1973年第三省没有维持高层的领导机关，(北共第二分局和北加人民军总部)只由洪一人领导和指挥一切。没有建立指挥部，因此不能以统一整体出发处理好问题。例如，(a)干部调动和使用方面，中游武工队虽然比下游及OMT艰苦和面对民防队的威胁与伤害较突出，老兵好枪多点是必要的，但是有些干部可以调去其他单位。白鸽(原名蔡明和)支队长可以去负责军事工作;新华(原名温振南)调去帮助出版工作(他们都是边区支队指挥部人员);李风(伊班同志)调去参加民族工作宣传，因为中游有足够的有力的民族干部如吴昊，安西，其清，副总司令和武工队长。中游的医务员如秀琴，尼亚也可以派到另两个武工队一段时间，协助交流医务人员培训;三明负责OMT战斗队可调配一些老同志如宋平，小雄，东武配合他，也许可以减少牺牲失误和更快掌握军事和活动能力;(b)甚至在杀敌夺武方面，华区比较有条件打伏击战(粮食，情报，陆地活动的敌兵……)，可以适当从中游调派些老兵和军用枪配合华区同志战斗(不要过多)，打后返回中游工作，我认为这样要比各自武工队的多数新兵和水管猎枪的战斗要强得多。彼此也可以在实战中更快提高或弥补又可发挥边区老兵的作用。(c)成立指挥部(三支武工队共建的)，也可更好协助(或者弥补)主要领导的军事工作民族工作。老实说，由洪一人领导和指挥一切去处理第三省那样大地区，那么多部队人马(400人)，那么重要又是新的民族工作是不够的，况且洪在军事工作和民族工作的能力都有些不足，那时的省委在这方面也是如此。武工队成立许多年了，但在领导机关并没有一位较专注军事工作的领导，也没有注意识别和提拔干部上来。因此，在军事方面建军重视不足，不曾有计划有系统的抓军事训练，没开过军事课，把许多实战总结成军事教材。既然我们已经走上军事斗争了，不够重视军事工作，显然是一个失误。
关于第三省革命武装的领导机构方面，东部二局在边区时(1968年9月22日)的文告已经确定“二局负起领导其所属国内各省份的革命工作任务，同时是北加人民军最高政治领导机关”。其组织名单如下：第一书记王真志(田石明一黄纪作)，第二书记田友(贝坤一贝文对)，第三书记平东(学群，洪楚庭)，委员毅夫(蔡瑞庆)，怀民(罗平)。北加人民军总部为我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组织名单如下：主任兼政委王真志(田石明)，副主任平东(洪学群)，副政委田友(贝坤)，毅夫(蔡瑞庆)。很明显地，第三省(东部一个重要部分)的武装部队(三支武工队)是由人民军总部领导即洪楚庭和贝文对(副主任和副政委)。第三省党组织则由二局领导即楚庭和文对。纪作和瑞庆不在三省。然而依林和贵在“以史为鉴，展望未来”一书中在叙述三省领导机构方面，则是这样的：“……这就是北加人民军拉让江武工队。武工队虽然表示明显是北加人民军的分支队伍，但在组织的系统和领导的关系方面，都相对独立的。所以，领导和指挥这个武工队的乃是第三省内的革命组织领导机关，而不是东部领导机关或北加人民军总部。虽然东部领导机关和北加人民军总部领导者之一的贝文对已进入第三省多时，但他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用洪楚庭的话说，贝到第三省后要是能够不给三省方面带来麻烦就很好了，更不要说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257页。
我回想当年的实际情况：贝在1969年6月罗平支队长牺牲前，留在中游武工队一段时间，在得知罗支队长牺牲后，返回基地处理部队内部问题。年底又进到第三省中游武工队，直到1973年和谈时重返社会。这段时间(四年)里，贝虽然与我同在一个军区(武工队)，但他没有检查和指示我的工作。他未曾离开中游到下游武工队和OMT武工队找两位宣委(武工队的核心领导)，同样两位宣委也不曾到中游和贝碰面，看来也和中游武工队一样不是贝(即总部副政委)领导的。贝副政委兼二局第二书记也不曾到洪那里(下游华区)共同生活和共同指导工作。我们只负责保卫贝的安全和粮食，他在中游的生活与我们一样艰苦，还不时跟我们的战士到长屋背粮。他静静在大森林里的营地，似乎与外界隔绝，也不知他感到寂寞吗?他仅一、二次到洪楚庭驻处赴约和出席1973年初的一次会议。下游武工队的宣委黄理生，OMT武工队的宣委王连贵和洪楚庭(他们三人均为1968年上边区前成立的砂盟第三省省委)。贝进入第三省后并没有加入省委会，他就是总部副政委和二局副书记。因此省委会开会，则贝就不会参加，因为贝不是第三省砂盟省委;如果是扩大会议，又是研究检讨第三省武装斗争问题，为什么不叫直接负责中游武工队的干部参加列席，因为贝没有负责领导中游工作，缺乏深入了解情况，洪已离开中游多年和联系不紧。让他们列席，在制定政策和指示都可能更全面，因为中游工作与下游及OMT华区工作不同，如制定和贯彻杀敌夺武决策就有差别。
自1968年边区武装力量进入国内开展第三省的武装斗争，到1973年10月和谈的时间里，革命组织未曾公布第三省领导机关的事，即使今日在探史的总结里，也没有提到。所以这里依林和贵告白的资料结合实际情形看，当时领导和指挥第三省武工队的机关是砂盟第三省省委会，而不是二局和总部。而依公布的第三省砂盟省委会的领导直到1973年10月20日(黄纪作和谈签署谅解备忘录)。洪也曾在2017年说，他代表总部领导第三省。换言之，总部的副政委已排除在领导机关之外了，而真正领导和指挥一切的是洪一人。
第三省砂盟省委会是在1968年未上边区汇合之前成立的，其成员是洪楚庭，黄理生，叶俊杰，丘亚陶，洪是主要负责。1969年丘不幸牺牲后，提拔王连贵为省委。1970年叶俊杰被捕，省委会剩洪，黄，王三人。1968年底，边区部队已进入第三省组建武工队，而武工队由省委领导(那时还未公开宣布北共成立)，此时省委会并没有作一些增补。次年，贝也进到第三省了。我认为应该让贝像洪那样参加三省领导机关，不能由洪来代表而把贝放在领导机关之外。同时，为了本地干部(洪黄王)与边区(外来干部)干部更好结合，边区支队指导员沈耀斌(沈新民)也可加入省委或候补省委。
1970年第三省公开宣布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成立，并开始招收党员，按1965年文铭权在印尼坤甸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议决：“北共成立之后，砂拉越解放同盟解散”。按这个决定，1970年公开宣布北共成立之后，第三省砂盟省委会应该结束，取而代之的成立北共第三省省委会，此时人员也可做一些增补。可是，三省领导并没有宣布成立北共第三省省委会。而砂盟的三人省委继续领导武工队直到1973年10月20日(请参看公布的组织系统表)。
2003年由杨帆(卢友爱)整理党军的文件集中，却出现：(a)1972年2月15日由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砂拉越第三省省委会发表的“关于四好内容的具体规定和关于加强推动五好战士运动的意见”两份文件，以及(b)1973年3月30日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拉让江革命委员会发表(出)的“对民运单位加强执行边打边搞政策和突出杀敌夺武的决定”，和1978年4月30日发表的“更高举革命武装斗争红旗继续奋勇前进——关于路线问题的初步总结”。从以上的文件中，我们发现到北共第三省省委会和北共拉让江革命委员会都在73年和谈之前已经成立了，而且是发出文件给第三省部队的领导机关。在我们头上出现两个新的领导机关，使我反复回忆思索：究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组成的人员是谁?原二局第二书记兼人民军总部副政委贝坤有否参加?(他当时尚未离开部队)。我认为1978年以北共拉让江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表：“关于路线的总结”是在特殊时期的需要，我完全理解和同意，但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是秘密成立的?目的是什么?又反映高层之间有什么问题?
从洪对贝的看法：“……贝到第三省后要是不给第三省方面带来麻烦就很好了，更不用说发挥应有的作用”。已明显反映出洪与贝两位总部领导间的关系已经如此糟糕了。贝不是来共同领导东部(主要第三省)的斗争，而是制造麻烦给正在领导第三省的领导。贝已经“堕落”到不像领导而是有问题的人物?洪也安排一个优秀的干部，在他万一不幸意外时接过他的领导权。
诚然，我和贝相处多年中，也感到他有不少缺点，如革命积极性不够高，自由散漫作风突出，感情上曾犯错，自我学习和抓政治思想工作较松懈……等。但是，我也肯定他的革命立场还是坚定的，他有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计较个人名位，不争权，不搞派系，他与工农同志融洽。正是有这方面的优点，所以他进到第三省后面对诸多改变(尤其是职位)时，始终保持冷静，不争不闹，从不曾向同志讲，确实不曾在同志面前批评攻击洪。贝虽然对待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可是在边区的时候，经黄纪作的提醒和督促，以及刚过印尼时在和贵的督促下负责内部的许多工作;在罗平牺牲后，支队内出现领导职位的矛盾时，他从中游及时返回边区处理解决。
洪对贝的错误紧抓不放，似乎已提到思想立场看待。我认为洪是有些过份看待贝的缺点，无形中影响到贝在同志中的威信与形象。其实贝和他太太的关系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改变1968年边区二局和总部对国内革命工作的领导，由第三省省委负责领导，没有让贝像洪那样一起参加到省委中，在不公开成立的两个领导机关，贝依然没有参加。贝进入国内后，面对这样的改变，作为东部主要核心的领导的黄纪作必须负责处理。但是，不知从未曾到过第三省调研工作，远在第二省的书记主任是否知道这样的问题?而最后看到的是贝带着挂名的“副政委”和“第二书记”的“头衔”，乘着和谈的列车回到当初来时的老家开设牙医诊所生活。
贝长期在中游静静蹲着，使人有点忘记他还在部队。1973年纪作到第三省找领导人商讨和谈问题，洪没有联络贝，一人就去诗巫见黄纪作，和主动提出以“出多留少”的方式接受妥协。这反映第三省最高领导机构不健全，没有建立一个团结合作，高度信任，互相关心督促，分工明确和干劲十足的领导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