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听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述职报告。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对“爱国者治港”的坚持，强调只有做到这一点，北京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才能有效落实，宪制秩序才能有效维护，各种深层次问题才能有效解决，而香港才能长治久安，为中华民族复兴作出贡献。会后，林郑接受访问时亦强调，习近平表达的最重要讯息是“爱国者治港”。
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评论指，香港要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评论认为，“爱国者治港”与国家主权及安全有莫大关系，以香港回归发展证明，香港必须尽快堵塞制度漏洞，严格落实“爱国者治港”。近年，北京多次提及“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港”的标准是甚么，又应如何执行，成香港各界关注的地方。
北京提出“爱国者治港”原则后，港府展开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操作。(HK01)
爱国成“一国两制”门坎 料港多个制度或将改革
要完整厘清“爱国者治港”，需从80年代说起。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在1984年中英谈判时，提出“爱国者治港”论点。他指，港人治港的标准就是爱国者为主体，而“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中华民族、诚心诚意拥护国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及不损害香港繁荣和稳定。在北京眼中，泛民主派在香港回归初期，虽然不时与北京持相反立场，但总体来说，还算相对和平理性，支持香港回归国家和“一国两制”，故将泛民主派视为可以对话与合作的建制力量。例如在2010年接纳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改良方案，新增功能组别由区议员提名，促使政改方案通过，进一步提高了议会的民主成分。
但在2014年，香港爆发“占中”，让北京不得不检讨香港“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的发展。同年，中国国务院发表的《一国两制实践白皮书》，强调“全面管治权”概念，并提及“爱国者治港”。当时“占中”要求都是与普选有关，与“港独”或国家安全关系不大，因此，北京治港变化的重点落在“全面管治权”，改变相对不多。
香港在2019年爆发修例风波，部分港人高呼“港独”，有议员及组织要求外国政府向北京及港府施压，更有人提出全面否决港府施致方案。种种行为，北京看在眼内，故决心阻止部分港人夺取香港管治权的计划。经过修例风波，北京视国家安全具凌驾性地位，更是让北京下定决心调整治港政策。不难发现，在修例风波爆发乃至收场后的这一年中，北京在香港进行连串改革，分别厘清香港中联办从属于中国港澳办的关系，而两办官员更出现大变动，进行治港改革工作。其次，北京为填补香港国家安全漏洞，在2020年6月制定港版国安法。
在2020年11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对立法会议员的任职资格提出不得损害国家安全的硬性要求，更订明“爱国者治港”的法理依据和政治标准。及后，港府要求公务员完成宣誓或签署效忠特区声明亦在《施政报告》提出，将修订《宣誓及声明条例》和《立法会条例》等法例，要求区议员和推举特首的选委会委员需进行宣誓，无疑是港府展开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操作。
事实上，在2020年11月17日，曾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在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法律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表示，要求管治香港的人必须爱国是天经地义，更指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是“一国两制”下的政治规矩，现在也已成为法律规范。而在这次述职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爱国者治港”，可反映北京肯定林郑爱国的表现，亦满意港版国安法的执行成效，同时亦认为香港必须改革管治体制和权力分配两部分，贯彻“爱国者治港”这一大原则。这亦意味，经过“占中”及修例风波后，北京治港体系将强化邓小平时代的“爱国者治港”标准而“爱国者治港”这概念，将会成“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的基本门坎。
经过修例风波，北京视国家安全具凌驾性地位，更是让北京下定决心调整治港政策。(HK01)
应为“爱国”划下界线 让港人信服
对于北京及港府多番强调“爱国者治港”，香港社会有声音担心，这是否会让“一国两制”失去活动空间成“一国一制”，又或是“港人治港”变成“京官治港”，种种担忧成港人热议。
部分港人或对“爱国者治港”有部分误解，“爱国者治港”并非全盘否定泛民主派或“反对派”，亦不会让反对声音在香港消失。只是日后的泛民主派或“反对派”不能与宪法和《基本法》互相违背，需在框架下运作，亦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及安全。若紧守“一国”底线及不损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从国家及香港根本的利益而提出反对意见，这些反对声音同样是香港这多元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
管治者及从政者对国家效忠，一直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即使管治者或从政者的政见与国家出现分歧，亦必须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整体利益。早在1826年，英国已提出“忠诚反对派”的概念，不同政党的政纲、政策及定位，未必一致，甚至与执政党对立，但同样需拥护王室及英国的宪法制度忠于国家。而部分国家历史及政制受英国影响的国家，例如加拿大及澳洲等，均有“官方反对派”存在。
北京提出“爱国者治港”原则后，港府近月亦频频着手相关工作。不过，“爱国者治港”实则极具难度性，而难度在于如何落实及让港人信服这两大部分。根据“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的界线，相信北京及港府将会推动制度改革，例如立法会和特首选委会等选举规则改革，将会严格把关，以确保“入闸者”为爱国者，确保爱国者掌控香港大局，以免有反中乱港者“夺权”。其次，继立法会议员资格和公务员宣誓后，相信北京及港府相会厘清“治港”的范围。所谓治港，行政、立法及司法机关均一一在内。预料，若有议员或公务员不愿意宣誓，或作出不爱国的行为，均会被取消议席及解雇，而被定义为不爱国的人士，或有可能被禁止参与选举，以确保立法、行政、司法管治队伍均是“爱国者”。
不过，值得深思的是，“爱国者”这界线应如何划，及如何减少港人的不适感。现时，港府辖下有数百个咨询组织和法定机构，部分组织对港府施政有实质影响力。多年来，大部分专业界别的事务，均由相关的专业人士自行协商处理。而这些组织和法定机构是否纳入“爱国者治港”这界线内？再者，现时不少公营机构、学校及福利团体均是接受港府资助，他们又是否纳入公职人员需宣誓涵盖范围。由于牵连人数极多，港府实在应慎重处理。而重要的一点是，社会各界对“爱国者”这概念仍是一头雾水，港府如何定义“爱国者”，是港人关心的方向，港府实在应明确为公众划出清晰的界线。
“爱国者治港”原则重要，也是理所应当，但取得港人信服同样重要。过往，不论面对深层次矛盾或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港府很容易操之过急，让事件弄巧反拙，往往让社会遍满不满声音。在“爱国者治港”上，港府的动作既不应操之过急，以免引起港人的不适感，继而引发新一轮风波，但也不能无所作为。当然，如何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让“爱国者治港”以获港人认可的方式有效落地，这便是北京给予港府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