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0日，苏丹Al-Qadarif州，在苏丹与埃塞俄比亚边境的Fashaga难民营，一名苏丹军官在守卫逃离提格雷地区战争的埃塞俄比亚人，他们聚集在那里接受来自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救援物资。（Reuters)
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军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简称TPLF）的武装冲突已经持续近一个月。在过去这个月的每一天里，提格雷州的各个城镇都在承受着大屠杀、地面袭击和接连不断的空袭。提格雷州挨家挨户搜寻非提格雷族人，同一时间政府也在排查提格雷人，提格雷族裔的公务员和军人都被单挑出来，解除武装并进行拘留，甚至准备从机场逃离大屠杀的提格雷人也被告知不能离境，这些举措无一不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种族清洗即将来临。
如果我们回看非洲之角的近代历史就会发现，该地区的战争常常会演化成恐怖主义，并以杀害数十万人的悲剧收场。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尽快阻止这场冲突，那么非洲联盟内部脆弱且不堪一击的和平与安全机制将彻底被摧毁，包括阿联酋、立陶宛等在内的更多邻国将加入这场冲突，成为影响非洲地区稳定的最大威胁。
种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和导弹袭击等迹象表明，这场战争将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在军事行动再次升级和蔓延之前及时进行干预，接踵而至的将会是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面临饥荒和疾病的地狱景象。一名驻埃塞俄比亚的外交官表示：“现在提格雷闻起来已经有卢旺达大屠杀的味道了。”但是目前非洲联盟不愿意介入因为怕违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西方国家也不愿意介入因为怕被扣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
当某国不能履行保护其人民安全的义务时（无论是因为没有此能力，还是没有此意愿），保护该国平民的责任是否应该转移至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是否应该在一国犯下种族清洗罪行的时候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对该国进行军事干预？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又是否涉嫌干预内政呢？
“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受到1945年《联合国宪章》、1965年《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明确保护的。但是《联合国宪章》同时规定，国际社会有责任在一国发生种族灭绝等行为，并且该国政府没有能力起到保护责任时，采取集体行动介入。
所以“人道主义救援是否涉嫌干预内政”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就集中在“内政”的定义上，目前“内政”的范围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各国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解释，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是定义是“未经国际法确定为某国的国际义务，且可由该国自由处理的任何事物”。根据该定义，此次埃塞俄比亚政府军血洗提格雷州的做法就不属于内政了，因为国际社会有一份1948年签署、1951年生效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该公约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灭绝种族行为”是非法行为，规定了各缔约国的国际义务，即“不论平时或战时，任何蓄意局部或全部消灭某一种族的罪行需承允防止并惩治之”。而埃塞俄比亚于1948年12月11日签署了该公约，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缔约国之一。
卢旺达大屠杀后的景象（部分图片会引起不适，请选择性观看）：
法律的问题解释清楚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社会历史上又是如何在实践中行使人道主义干涉的。1994年4月6日载着卢旺达总统和布隆迪总统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Kigali）附近被火箭击落双双坠毁，卢旺达在接下来短短的三个月内，发生了针对少数族裔图西人和温和胡图人的剧烈、有组织的大屠杀，死亡人数高达100万，震惊国际社会。10名比利时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因为遵循“不能首先使用武力，也不能对平民使用武力”的原则而被卢旺达民兵（民兵无论是否持有武器都被定义为平民）杀害，比利时随即撤出其余士兵。因监督卢旺达内战结束后的和平协定而驻扎在其境内的联合国援助特派团编织也由2,165人减至250人。
卢旺达，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度，在1994年的种族大屠杀中，约有80万至100万人在短短3月中丧生，数百万人流亡国外，成为二战后最惨痛的种族清洗事件。（VCG）
时任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甚至不愿意用“灭绝种族的大屠杀”（genocide）来形容卢旺达惨案，因为一旦该事件被定义为“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美国就必须有义务根据1948年签署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来采取人道主义救援行动。而美国当时的注意力正集中在波斯尼亚战争上，对国际地位低下、地理位置偏僻的卢旺达并不感兴趣。再加上经济衰退导致的美国“新孤立主义”（The New isolationism）的盛行，一切向海外派兵、对外经济援助的行为都会遭到美国民众反对。而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也还没有从耗资25亿美元却最终失败的索马里摩加迪沙战争（Battle of Mogadishu）的阴影中恢复过来，所以始终对卢旺达大屠杀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卢旺达的悲剧有一半的原因是国际社会的犹豫不决导致的，联合国试图缓解卢旺达人民痛苦的能力因各成员国不提供帮助而严重受限。而目前埃塞俄比亚正在重演卢旺达的悲剧，在卢旺达悲剧发生的近20年后，我们看到的依然是现今国际组织在面对大规模屠杀时的脆弱与无助。当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主导成立的联合国干预和国家主权委员会至今仍无法确立人道主义干预的规范流程，该委员会的议题依然备受争议。不仅仅因为无法界定模糊的主权和人权，更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游戏法则和根本结构不存在改变的可能性。
如果说人道主义干预的确是无法接受的对主权的侵犯，那么当我们面对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公然蓄意侵害人民生命权的恐怖主义时，只能默许屠杀的一次又一次重演吗？也许这种无力感正是国际政治真实而又残酷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