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27 12:04:44
说到香港，所谓的“港独”份子闯军营成了内地人民最热议的话题。然而在我们这边，这只是不起眼的小事：一是因为这确是小事，搞事的不过三数人，整个“港独”群体也只有一千几百之谱；二是因为我们素来没有国家观念，比起诸如“新闻自由、政治干预”之类的渲染，国家主权还真不是我们关心的焦点。
而《明报》总编刘进图被调职、新总编即将从马来西亚“空降”的风波，就正是这样的渲染题材。消息一传出，《明报》好些专栏作者纷纷“开天窗”，指控“中共打压”云云，而反对派也发起攻势，把事情说得仿佛香港媒体已经兵临城下，覆灭在即。
有消息指，前《南洋商报》总编辑钟天祥很有机会接管《明报》。《南洋商报》和《明报》同属张晓卿旗下的“世界华文媒体集团”，所以如果消息属实，那么也不过是集团内部的高层调动，其中能有什么政治含意？一些反对派的文章指张晓卿在内地有不少投资和合作，比如说“中马钦州工业园”等等，还有他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的纪录片《下南洋》，无疑“证据确凿”。
最近《亚洲周刊》江迅的文章《冷战心态绑架香港》，指出这是反共意识形态大势下尽捕风捉影之能事，是白色恐怖。这样的心态和思潮，很多评论者也提到过，而内地人民昔日的戏言“不到台湾不知文革还在搞”的主语，也渐渐置换成了香港。
然则，我们不妨顺着反对派的思路来想，假如这是真的，我们也要看看这“真”在什么地方。对反对派来说，其中“政治意味”的主体是“打压”，那么打压的客体，就是其一直所标榜的“中立、公信”。与其聚焦于臆想的主体，倒不如看看明摆着的客体，更有收获。
事实上，《明报》就长期以“公信力第一”自居，在中文大学的研究中，亦与英文大报《南华早报》并驾齐驱多年；直到今年才跌出前二名，被《经济日报》赶过了。这是什么原因？
明报在纸媒公信力排名中长期位居前二位
在香港日趋激烈的政治气氛中，言论日渐非黑即白，要保持公信力，这混水就沾不得。但相对于《经济日报》，《明报》并没有少显示立场，而一旦显示立场，在大多数厌倦政治内耗的市民心目中，不管到底谁是谁非，亦必失去“公信力”。
《明报》不同于《苹果日报》和《东方日报》，后两者虽然销路最高，但始终是小报本色，《苹果》作派人尽皆知，而《东方》虽然立场不同，但手法也不遑多让。《明报》是传统大报，表面上报导中立、包容并蓄是起码的条件，然而在中立的外表下，读者越来越感受到“正文”以外的偏颇立场。专栏就不用说了，主要都是反对派的地盘，不过这和文化界、教育界主流被占领有关，也不全怪报纸方面。可是在一些编辑自主的栏目，“正文”之外的立场却俯拾皆是。
比方说，在面向中学生的“通识科漫画”部分，貌似罗列了正反观点，客观分析；可是，如果我们只看对学生造成更深刻的、潜而默化的影响的漫画部分，却几乎是一面倒揶揄针对政府，或者干脆把反对派单方面看法说成既定的事实。
香港《明报》的通识科漫画，貌似中立，实则一面倒揶揄针对政府
《明报》这种旁敲侧击的、斯文含蓄的立场宣示，和《苹果》赤裸裸的鼓吹正好相反，如果把《苹果》比喻成半夜街头凶神恶煞的混混，那么《明报》大约就是CBD高级办公室衣冠楚楚的金融吸血鬼。
尽管目前反对派在舆论上占了优势，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大众的立场也一面倒。何况《明报》向来走中产界、知识教育界路线，读者更不容易被煽动，其日渐偏颇的立场肯定会在民众心目中扣分。可以说，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中，客观中立的媒体是难得的净土，因此，即使从生意考虑，《明报》也不应该在混水之中越走越深。
那么《明报》自己又怎样看待“客体”？反对派政客固然自知造谣生事也必须厚着脸皮抬着“中立、公信”的招牌，然而《明报》大量员工的抗议声音，又不似都是厚脸皮的。在Facebook上，我有不少明报的员工、甚至前员工朋友，也对这次事件抗议声援。由此看来，《明报》的公信力的确存在于大众心目中，即使编辑方向渐见偏颇，员工也真心相信自己在捍卫“珍贵的社会公器”，以至于站出来抗争。
这既由于过去的惯性印象，也由于商业媒体的生存策略——特别是在香港——必须向政府进攻，才是“公器”。很多人认为，香港是“反共桥头堡”，针对中国政府、特区政府是大势所趋。然而我们可以假设，撇开政治立场不论，商业媒体为了生存，也须把民众对媒体权力属谁的质疑，转化为对政府的各种不满。
《明报》员工在总编被撤后，纷纷站出来“抗争”
别的不说，香港人从小习得的第一个非英语单词，不是基本逻辑常用的Vice Versa或者Ceteris Paribus，而是Laissez-faire——自由放任经济。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市场是多么的有效，是社会支柱，政府的作用只是给市场服务。所以，与其说香港是“反共桥头堡”，倒不如说是“资本主义桥头堡”，以至于我们相信一家私营公司是“社会公器”，而“社会公器”为了保持自身的光环，也必然顺水推舟。香港的私营报业无不如此，《明报》也不例外。长期下来，员工自然觉得和政府结下梁子，是敌我关系——只是现在越来越不加掩饰。
从这个角度看，媒体还真是政治中的重要一环，总编的撤换怎么都脱不了政治意味，不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赋予的。那么这次事件的意味是什么？主观的有如上述，是把政治当生意的算盘；至于是否更直接的政治指令，我们无法猜度。客观赋予的，表面上当然是反对派所声称的“打压新闻自由”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风波。
我们总是喜欢看所能看见的，不看还没有看见的。目前所见，是反对派的又一波政治进攻，近者承接一个多月前的香港电视牌照事件，远者呼应一年多以前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主题都是新闻自由、反对霸权洗脑之类。在这看似一浪接一浪的运动中，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声势浩大，却没看到其千篇一律、无以为继。
香港社会发展停滞，青年前途无望，是最大的社会问题。反对派十分清楚所谓“新闻自由”之类的主题只能局限于学界和知识界。可书生造反十年不成，只有煽动起社会青年的愤怒，而不是“学民思潮”那种中学生的搞笑嚷嚷，才可能透过社运达到目的。
然而，传统民主派只要支持2017年的“有筛选”普选方案，就可能参与竞逐，为此目的，他们不可能发动真正的社运；参选无望的新兴反对派，特别是有“独港”倾向的“本土派”，则方兴未艾，羽翼未丰。前者要在可能的选战中保持实力，就不能过早流失新兴派的选票；后者要茁壮成长，则不得不仰赖前者成熟的政治机器。算下来，彼此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不管是“反共不反华”的传统派，还是“反中国殖民”的“本土派”，都可以找到发挥空间。
我们可以反观最近香港法院宣判“内地新移民不必住满七年也可以拿低保（港称‘综援’）”一事。这本可以大大煽动基层青年因“切身利益受损”而愤怒，可是反对派却陷于分裂，无以酝酿成社会运动。传统反对派“民主党”说这是维护公义，而以律师为主的“公民党”自然“尊重法院判决”；新兴本土派的右翼民粹再一次把中国内地人说成“蝗虫”，要在香港搞排华。事实上，建制派也同样左右为难，右翼与左翼争持激烈。
说回这次《明报》风波，反对派进攻靶心是张晓卿，而张晓卿成为《明报》大老板已经好几年，与内地的生意关系也不是新鲜事。他之所以今天才成为攻击对象，明显是反对派故意留有一手，用在一朝，这正好说明这步棋是经过选择的。
如此说来，香港真正的“深层次矛盾”，也就是中央三令五申必须解决的问题，在2017年普选之前是不会有人正视的。《明报》风波之让人失望正在这一点，不在于反政府的捕风捉影，而在于各种政治力量又一次耗在无意义的伪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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