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的关键在于平衡
事实上，“一国两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国”本身当然是不容让步的底线，但假如将人们对“一国两制”的看法形象化，它就像一个天平，保持着相对的平衡。不过，它并非处于静止状态，会按各方的力量对比而变化，向两边不断摇摆。
现在看来，回归后23年的发展，明显地天平是向一方严重倾斜，而单靠港府及爱国阵营的力量并不足以维持平衡，“占中”、“旺角事件”与“修例风波”等近年来一连串事件的爆发，甚至显示出已存在令整个天平翻侧的危险，渐趋极端化的民意基本盘亦不断加深这种危险性。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中央才决定亲自出手，在另一方的秤盘加上更重的砝码，让天平回复平衡。
然而，在西方看来，“一国两制”“理应”是由他们占绝对主导，利用香港来加强对中国的支配。中央一切为维持平衡而作出的干预，都会被他们视为破坏“一国两制”，以至中国一切为争取国际地位平等而作出的尝试，都会被西方视为破坏世界“秩序”。于是，特朗普急忙为香港发“讣文”，说香港已由“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因为在西方眼中，一直妄想用作颠覆中国的基地的香港，将会随中央立法禁止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而发生重大改变。
从来只有希望中国不安全的人，才会反对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什么“人权”“自由”都只是幌子。
中西各自的“忧郁”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才能理解特朗普演辞中那段煽情的文字。特朗普说：
“二十多年前，在1997年的一个雨夜，英国士兵在香港把英国旗徐徐降下，而中国士兵则缓媛升起中国旗。那时，香港人同时为自己的中国传统及独特的香港身份感到自豪。当时，香港人希望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会变得愈来愈像，它这座最活力四射及生机勃勃的城市。曾让举世振奋的是，人们乐观地认为，香港可以成为中国未来的愿景，而非中国过去的倒影。”
撇除一些夸张的地方，他确实表达了美国作为西方阵营老大所感到的忧郁，在一定程度上也回应了彭定康当年在添马舰发表的告别演讲。在告别演讲中，彭定康提到：
“我深信，只要香港人坚守他们一向珍视的价值观，香港的前途必定越来越光明。香港的价值观正面积极，放诸四海而皆准。这些价值观也是亚洲以至其他地区未来的价值观。在明日的世界里，一个欢迎快乐、民生富足、充满信心和安定繁荣的社会，必定像今日的香港一样，是一个能够恰当地把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加以融合的社会。……我刚才提到，对一些人来说，今晚的庆典难免夹杂了丝丝愁绪。临别依依，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其他即将告别香江的人，心中都带着离别的伤感。”
从以上彭定康的演讲，以及在回归交接仪式上查尔斯王子那无奈又黯然神伤的表情，我们能感受到老殖民主义者那种极不情愿放弃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但又无可奈何要把它交给中国的感觉。既然回归既成事实，他们唯有寄望，香港回归中国以后，能够继续影响中国，使中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及经济发展道路，真正做到他们理想的“一国一制”。
香港回归仪式上，查尔斯的忧郁脸，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学者强世功谈论香港时，曾经提到“中国的忧郁”这个概念。他指出：
“中国的忧郁就在于中国人即使在最为困顿的时代，内心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明中心的高贵追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天下的思考，可在实际政治环境中却不得不沦为被支配的边缘地带，难以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辩护，由此产生难以释怀的忧郁。”
可见，这种忧郁感，是中国在对外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屈从与抵抗的融入过程中，作为被压迫者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忧郁感最极端的表现充分反映在19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身上，形成了一种极度自卑的心态。当时的《河殇》，正是将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说得一文不值，将西方说成是“蔚蓝色海洋文明”，并倡言中国必须毫无保留扬弃自己，彻底皈依后者：“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然而，西方同样有种忧郁的情绪。西方作为压迫者，主导着世界体系，自然认为自己那套文明是唯一且至高无上的，其他所有国家理应受他们支配，尤其是中国。中国越衰弱，越被他们所支配，西方就越轻松。相反，中国越强大，越能摆脱在全球政治和文化中被支配的边缘位置，西方就越忧郁。这是中国的成长过程，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及力量对比的变化过程。可见，西方的忧郁与中国的忧郁，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可以说，西方的一部分“快乐”是建筑在中国的痛苦身上。
然而，“和平演变”的落空，无疑加深了西方的忧郁。因此，特朗普与老殖民主义者彭定康两人的感受是相同的，而这种忧郁的根源正是西方已认识到无法透过“和平演变”战略来支配中国。
中国摆脱忧郁的一步
在上篇文章中，笔者曾提过，香港“去殖民化”就是国家主权建构问题。因此，香港“去殖民化”的意义，就在于使香港由西方阵营的一员转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这不只是名义上法律地位的转变（不只是由英国殖民地变成中国领土），而是实际上由谁行使主权权力的政治问题。
然而，郑永年教授认为，“就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
从中央多次对香港教育作出未“去殖民化”的批评，到多次提出要解决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再到现在制定“港区国安法”，种种行动已经显示出中央行使主权权力，以拨乱反正、维持“一国两制”平衡的决心。
张晓明表示，“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分离势力把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克制忍让当作软弱可欺，做得太过分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会见全体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时亦表示，中央已忍了很久，准备好抗击外部势力的干预。中央的强硬态度，表明中国已受够那种由克制忍让产生的忧郁感，就像列宁所言：
“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我们这里形成的局势，我们可以十分坚定地说，我们已经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够了，我们不再作任何让步了！够了。我们不再后退了，我们要做的是正确地展开和部署我们的力量。”
如强世功所言，既然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忧郁所在，那么，中央出手解决香港问题，正是中国尝试摆脱这种忧郁的重要一步。
从张晓明引述郑永年教授的“二次回归”命题来看，这象征着中央将用实质性主权权力来回答“谁主香港？”这个问题，同时象征着香港的“去殖民化”，即“二次回归”到祖国的进程正式展开。
当然，我们不应幻想西方阵营会就此罢休，他们不会那么轻易放弃香港这个桥头堡。尤其是当“和平演变”幻灭，中西方力量对比转变下，西方强烈的不安感及忧郁感将驱使他们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去打击中国。如何应对西方的反扑，将会是中国要面对的强大挑战。
是时候思考2047年了
至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至香港的“生死”，从来只有包括香港居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有资格判断，外国和境外势力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张晓明特别提到：“我还注意到，香港社会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后‘一国两制’的前途命运，我们确实要考虑一下，香港拿什么样的记录来获得届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的全国人民的新的授权呢？”这是港人必须思考但从未认真思考的问题。对目光短视的港人来说，2047年太遥远了。
然而，张晓明这番话提醒了港人，再不能一句“到时再算”就把问题忘掉，也不能简单地因邓公说过“五十年以后也不会变”就把问题抛诸脑后，误以为“一国两制”如何变形走样，中央也必然会照单全收去延续它。这种想法完全忽略了中央是一个向人民负责的政府，需要充分考虑“一国两制”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来决定延续与否。因此，香港社会有多大程度珍惜、维护及全面准确实施“一国两制”，成功维持香港的繁荣及稳定，将会直接影响中央对2047年后是否继续实施“一国两制”的信心及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