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智库 2019-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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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扫”掉上亿文盲
这些问题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注意。决策层首先调整了扫盲计划，新中国的第一次扫盲运动高潮也随之消减下来。
但这不意味着扫盲运动的结束，反而是在为更高水平的扫盲蓄力，关键还是需要找到合适的教学方法。
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能够将教学方法与广大农村实际情况科学结合的方案，正是源自于农村的实际经验。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山东东南部一个仅有三百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在农业合作化时期，高家柳沟村也建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的是按公分进行分配的制度。但就是这个看起来无比简单的公分，难住了村民。
由于几乎全村都是文盲，村里安排记公分的记工员，碰上人名、地名、工具名，经常就写不出来了，有的做记号，有的干脆就直接用脑子记，到了结账时候往往就成了糊涂账。就因为这个记账的问题，村里的合作社差点要办不下去。
面对现实迫切的问题，村青年团支部研究出了对策，他们建议，先让村里的年轻人识字学文化，储备记工员的后备资源。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划分学习小组，并聘请高小毕业生担任教员。
【注：“高小毕业生”中的“高小”一般指五六年级，即高年级的小学。】
而学习班的教学内容很有特色，与“培养记工员”紧密地结合起来，教授姓名、地名、农活、农具、牲畜等有关的字词。这种“干什么学什么”的方式，让高家柳沟村村民的进步很快，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村里先后参加学习班的115名青年，19人当上了记工员，92人能够记自己的工账。
（图为今年86岁的严汝香老人，当年，20岁的她就是高家柳沟村记工学习班的学员之一 图源：中国青年网）
高家柳沟村的成功经验，被写成《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讯》杂志上。
1955年9月，毛泽东在读过这篇文章后，十分欣喜，当即在文上做了大量批示，他认为，在当时我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低、成人多数文盲的情况下，“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赞赏村青年团支部以本乡高小毕业生为教员、以合作社为单位办记工学习班的扫盲经验，指出：“这个经验应该普遍推行”，主张各级青年团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予以支持。
他对具体的实施计划也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扫盲教育分“两步走”，先学所在合作社记工关联的人名、地名等需要的二三百字，下一步再学习更普遍的文字和语汇；相应的教材编写，第一步也是要因地制宜，按各合作社、各地县的实际情况自己编，不要求统一，进阶的通用课本再由省（市、区）教育机关统一编写。
（图为当年毛泽东对《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批示手迹 图源：中国青年网）
（图为当年高家柳沟村团支部编写的《乡土识字课本》 图源：中国青年网）
由此，以“民间”成功经验为基础，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了扫盲运动的高潮。
从百姓身边最为实际的事物学起，“随手”就能学识字，边干边学，边学边用，学员进行扫盲学习的兴趣和效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图为1955年辽宁复县沙坨村扫盲班结合实物进行扫盲教学 贾化民摄）
人民群众也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做到了“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见物识字”，“见字问字，见人问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
高家柳沟村先让学习能力强的青少年学识字脱盲的经验，也得到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十分有趣的现象：当时在扫盲教育中，常常不是父母教孩子，反而是“儿子教老子”——很快识字的青少年，反过来教半辈子不识字的大人。
（图为1960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慕士塔格人民公社二大队的社员在小学生的帮助下在田间学习文化 新华社记者武纯展摄）
这是针对旧社会累积下来的教育现实形成的特殊年代的产物，在人类文化教育史上可能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文化水平上“先富带动后富”，这为当时限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教员资源极度短缺的问题找到了出口。
更加贴近民生的教学方法，全民学习的氛围，使得这新一轮的扫盲运动高潮收效显著，到1957年上半年，已有2200万人脱盲，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图为当年的“识字证书” 图源：沈阳日报报史馆）
从1949年至1969年，中国先后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在运动中不断累积经验，汲取教训，形成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案计划，扫盲教学越来越成熟。
其中，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的创制，对于扫盲、文化普及功不可没。新中国实际采用的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确定并公布实施，汉语拼音方案则于1958年颁布。
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方案方案的推广，使得扫盲教育的效率大幅提高，也有效地应对了当时扫盲工作中学员频繁“复盲”的顽疾。可视作当年祁建华注音字母教学“进阶版”的拼音方案，成为后两次扫盲运动的核心，运用拼音，一般经过100小时左右的教学，学员即可达到扫盲标准；同时，对于不少原本没有文字，或文字体系尚不完善的少数民族，汉语拼音也成为帮助其创制和改进文字的关键，为这一扫盲的难点找到了出路。
新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四次扫盲运动，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在1964年开始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几年间，1亿多成年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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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盲：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回顾当年的扫盲运动，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全国文盲的绝对数量仍然巨大。而剩余的文盲，扫除起来难度更大。运动式的扫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可以说是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能够迅速扫除文盲，为共和国建设提供大量可用之才。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时代环境变迁，其复盲率较高、治标不治本的问题逐渐凸显。
同时，从世界到中国，“文盲”的界定标准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功能性扫盲”的概念开始在全世界传播，主张扫盲教育不仅同基本的一般知识相关，而且应该同职业训练、提高生产力、更积极地参与公民生活、更好地理解周围世界联系起来，从单纯的识字教育向更广泛的教育内容拓展。这一趋势也得到了中国的认可。
因此，旧有的扫盲方式已经逐渐难以为继，新的时期需要扫盲教育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超巨量文盲的根本原因，是历史的“欠账”——多数人口在学龄没能或很少接受教育，成年后自然成为文盲。因此，扫盲想要“治标”也“治本”，消灭文盲的源头，最终是要靠基础教育的发展。
在扫盲运动火热开展的同时，新中国也在积极建设全国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体系。而在改革开放后，义务基础教育的普及更走上了快车道。
1985年5月，党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中小学教育经费增加，办学条件得到改善。至2008年秋，全面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与此同时，著名的“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帮助失学儿童重返学校，完善了基础教育的覆盖范围。
（图为1991年4月由谢海龙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三合中心学校拍摄的小学生苏明娟在认真听课的照片，这张著名的照片几乎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
义务教育机制的建立、发展和普及、完善，从根源上堵住了新文盲产生的渠道。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其实，实现这个目标并不轻松，虽然截至新中国成立45周年时，据统计全国已累积扫除文盲近2亿，文盲率在1990年已降至15.88%，但当时全国的文盲总数仍有1.8亿之多，同期（1990年）全球文盲共计9.48亿，这意味着世界上每五个文盲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面对艰巨的任务，中国没有让人失望。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文盲数量已降至8500万人，文盲率降至6.72%。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宣告，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学有所教”“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成为现实。而到2010年，我国文盲人口已进一步降至5465万，文盲率4.08%，中国如今也是全球会读写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国在文化教育领域对全世界做出的了不起的贡献！
（图为如今中国乡村小学的课堂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新中国实现全面扫盲的过程，也是建立完整现代教育体系的过程。
至今，中国已经彻底改变了教育底子薄、整体落后的状况，教育面貌焕然一新。2018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5%，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1.7%，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8.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8.1%，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6年，新增劳动力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48%，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6年以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扫盲进程，也同新中国的妇女解放与平权相伴相生。
在漫长的旧社会，妇女地位很低，受教育更是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妇女的文盲率在90%以上，女童入学率仅有20%。上世纪50年代的扫盲运动，使全国1600万妇女脱盲；新中国成立后45年时间内，全国1.1亿妇女脱盲，女性文盲率到1993年降至30%。
而在义务教育普及过程中，各地积极制定鼓励女童入学和在各级学校中实行男女入学机会均等的政策，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女童入学率显著提升，1990年至2002年脱盲的5040万人中，62%是妇女，到2000年，中国妇女文盲率降至4.21%，成果较男性更加突出。
（图为1952年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妇女识字小组在上课 新华社记者陈之平摄）
新中国的扫盲工作，在世纪之交已经完成了基本任务。那么，“扫盲”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只是应当尘封和追忆的历史吗？
当然不是。“扫盲”为每一个中国人带来的，不仅是基本知识文化水平的进步，更是一种教育普及、终身学习的理念。
“文盲”的界定，随着时代变迁而在不断变化着，识字达标并非永恒的脱盲标准。当今的时代，日新月异，尤其是近年来，一周不获取新知，可能就跟不上别人的节奏，甚至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这种现象也常常被戏称为“新文盲”。
事实上，联合国在重新定义新世纪文盲标准时，已经将能否识别现代社会符号，能否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交流、管理等列入其中。如果不能持续地学习、进步，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一个受过教育、“知识丰富”的人也会沦为“文盲”。这意味着，教育，尤其是广义的“扫盲”教育，将是一项与社会发展伴生的长期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扫盲工作，也可说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教育、学习，对国家、社会、个人来说，都应当是一项“终身”事业，这，也许就是新中国漫长“扫盲”进程累积给我们的巨大财富。
参考资料：
1.新华社微纪录片《国家相册·一个不能少》
2.纪录片《圆梦百年：中国义务教育百年纪实》第十六集《扫除文盲》 中国教育电视台
3.纪录片《腾飞中国——建国60年纪事》第五集《五十年代的扫盲运动》 凤凰网
4.《毛泽东打过几次“人民文化”翻身仗？部署4次扫盲》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5.叶剑：《中国扫盲教育的转型研究——从工具性扫盲教育到发展性扫盲教育》 西南大学博士论文
6.中国扫盲教育研究课题组：《中国的扫盲教育》 《教育研究》1997年第6期
7.易舜：《从扫除文盲到教育强国》 中国纪检监察报
8.王姗姗：《共青团·记忆| 当年共青团做“扫盲急先锋”被毛主席夸！》 共青团新闻联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