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9 年 5 月

1919年1月，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静候一次国际会议的开幕。

巴黎和会会场

会议将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问题。和庄严、华美的宫殿式会场相呼应的，是同样“庄严”“华美”的会议理念：“公理战胜强权”，“废除秘密外交”。这些“义正辞严”的话语，像巴黎郊外即将到来的春天一样，带给人们无穷的希望。

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为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等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拒绝。

中国代表又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种特殊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然而，日本代表却无理地提出，它在大战期间强占的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殊权益，应该无条件让于日本。

4月29日至30日，英、法、美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时，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议。这样，日本夺取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殊权益的“既成事态”，便被明文肯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关键历史节点和重大挑战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体制成功跨越那些貌似难以逾越的障碍。立足于历史经验和改革实践，中国政治体制久经考验、能够继续担负历史使命的关键，在于党和国家强有力的制度能力，新时期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就要更加注重中国自身的制度优势，它们是中国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当时国家发展任务和社会结构分殊，建立了延续至今的党和国家基本体制，但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这套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高度分散在不同的职能体系和决策板块。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动最广泛的地区积极性，发挥各职能系统的管理优势，延续了分权决策、分工负责的基本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有美国学者把中国政治体制不恰当地描述为“碎片化的威权体制”，意在说明中国政治体制中潜在的政治离心力，国内有的媒体也常常以“九龙治水”来形容其负面特性。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决策权被纵向与横向高度分割的决策部门和平台所共享，使中国的重大经济和社会决策不得不依赖于反反复复的博弈和协商。

近期，挪威专栏作家泰耶-马洛伊在加拿大学术研究网站“全球研究”刊文称，诺贝尔和平奖早已背离设立初衷，颁发给谁主要取决于西方大国的政治需要，服务于西方占领世界的计划

【加拿大全球研究网站文章】题：支持战争的诺贝尔和平奖（作者挪威专栏作家泰耶·马洛伊）

一、塑造“西方是好的”的观念，暗示西方有权决定世界其他国家的命运。诺贝尔和平奖垄断评判标准，强化某些宏大叙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塑造“西方是好的”这一观念，其潜台词是：目前不公正的世界体系存在变得更加人道的可能性，西方国家有权决定他国命运。由此不难理解，西方领导人为何频频获奖。例如，卡特(2002年获奖)任美国总统期间，曾在中美洲、非洲以及阿富汗进行血腥干预，之后却因反对美国直接参战获奖；戈尔(2007年获奖)在任美国副总统时，并不回避将军事手段用作外交工具，之后却因倡导环保获奖；奥巴马(2009年获奖)亦是如此。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用途是为西方干预他国提供舆论支持，不然这些干预就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侵略。如果需要，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就会介入，将世界舆论焦点放在他们所希望的“正确的叙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