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挪威专栏作家泰耶-马洛伊在加拿大学术研究网站“全球研究”刊文称，诺贝尔和平奖早已背离设立初衷，颁发给谁主要取决于西方大国的政治需要，服务于西方占领世界的计划
【加拿大全球研究网站文章】题：支持战争的诺贝尔和平奖（作者挪威专栏作家泰耶·马洛伊）
一、塑造“西方是好的”的观念，暗示西方有权决定世界其他国家的命运。诺贝尔和平奖垄断评判标准，强化某些宏大叙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塑造“西方是好的”这一观念，其潜台词是：目前不公正的世界体系存在变得更加人道的可能性，西方国家有权决定他国命运。由此不难理解，西方领导人为何频频获奖。例如，卡特(2002年获奖)任美国总统期间，曾在中美洲、非洲以及阿富汗进行血腥干预，之后却因反对美国直接参战获奖；戈尔(2007年获奖)在任美国副总统时，并不回避将军事手段用作外交工具，之后却因倡导环保获奖；奥巴马(2009年获奖)亦是如此。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用途是为西方干预他国提供舆论支持，不然这些干预就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侵略。如果需要，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就会介入，将世界舆论焦点放在他们所希望的“正确的叙述”上。
二、美化非西方国家持不同政见者，以实现政权更迭。诺贝尔和平奖经常颁发给非西方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并将这些不满现行体制、攻击政府的人士塑造成“良民”。他们呼吁西方主动作为，将自己解救出来。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奖给这些人，不是为提高其国内地位，而是为更迭政权做铺垫。缅甸的昂山素季获奖(1991年)就极具典型意义。西方通过各种办法，如舆论造势、资助非政府组织、军事威慑、经济制裁等对缅甸政府施压，而昂山素季获奖也是这一战略的组成部分。然而迄今为止，西方“买家”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而他们又想剥夺昂山的这一奖项。同样，刘晓波获奖(2010年)是因为其不满中国现状，主张中国“需要300年的殖民化”。
三、炒作特定议题，为下一步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制造借口。近年，“维护妇女权利”成为北约发动战争的经常性理由。“维基揭秘”曝光的2010年中情局内部文件显示，美国军事及情报机构讨论了如何炮制阿富汗战争，并认为，阿富汗女性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对塔利班的恐惧，都是西方可以利用的素材。而媒体曝光阿富汗女性的遭遇，还可以打消西方女性对北约驻阿部队使命的质疑。2017年，美国女演员、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特使安吉丽娜·朱莉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合作撰写《为什么北约必须捍卫妇女权利》一文，称“北约有责任和机会成为妇女权利的主要保护者，并可成为预防和应对冲突中性暴力的全球军事领导者”。从实践看，制止针对妇女的性暴力已成为粉饰西方侵略战争“正当性”的最佳理由。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指控南斯拉夫出现大规模强奸事件，称“塞族经营强奸营地”。但战争结束后，这一指控被证实是子虚乌有。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将伊朗列为下一个打击目标。2003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伊朗妇女希林·伊巴迪，以表彰其“为民主和人权，特别是为妇女和儿童权益所做的努力”。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奖给伊巴迪，实际上是为了寻求国际舆论支持，增加对伊朗发动战争进而实施政权更迭的机会。2014年，巴基斯坦女孩玛拉拉·尤萨夫扎伊获得该奖，同样是为西方发动的战争寻找正当性。2018年，和平奖授予刚果（金）医生德尼·穆奎格和伊拉克人权活动人士纳迪娅·穆拉德，表彰他们为反对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使用性暴力而做出的努力，这与北约自身所宣传的形象吻合。事实上，恰恰是美国／北约的军事干预，使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等国妇女的生存状况每况愈下。
四、渲染对手使用“非法武器”的危害。诺贝尔奖委员会通过颁奖操纵舆论，夸大对手使用“非法武器”的危险性，使西方有理由做任何“必要的”事情，包括武力攻击对手。2013年，“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获和平奖，以表彰“为消除化学武器所做的诸多努力”。事实上，许多常规武器（如凝固汽油弹）远比化学武器可怕、杀伤力更大。而制裁作为西方最喜欢使用也最有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慢慢杀死最弱小的病人、儿童和老人，摧毁整个民族享有体面生活的权利。此外，美国入侵伊拉克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干预叙利亚内战造成40万人失去生命，但这些永远不会列入诺贝尔和平奖所贬斥的黑名单。
五、褒奖有利于西方利益的和平协议。这些协议最显著的特点更像是单方面的妥协而非真正的和平。1990年，戈尔巴乔夫获奖，是因为他带领苏联单方面投降，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戈氏的决策导致苏联社会经济全面崩溃，迄今尚未完全恢复。1993年，曼德拉获奖，以表彰他在废除南非种族歧视政策方面所作的贡献。但曼德拉上任总统后，该国不公正的经济权力结构完好无损，而且他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大多数民众依然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1994年，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和外长共同获奖，以表彰巴以达成《奥斯陆协议》，但该协议甚至没有要求以方停止修建定居点，更多的是巴方做出让步。2008年，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获得该奖项，以表彰他“三十多年来致力于解决国际冲突”，但经他调解的国际冲突全都是西方赢得了胜利。
六、多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都十分好战。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对其发动战争。这场战争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但许多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都表示赞成。美籍犹太作家伊利·威塞尔（1986年获奖）事后称“我现在知道我（支持伊战）错了，但这好过袖手旁观”。东帝汶的若泽·拉莫斯（1996年获奖）称，对付伊拉克独裁者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就是以武力相威胁。中国的刘晓波(2010年获奖)称，“布什总统的决定是正确的”，“美国参与的主要战争（包括阿富汗和越南战争），在道义上都是说得通的”。达赖喇嘛(1989年获奖)同样没有谴责这场战争，称“现在判断对错为时过早”，他还支持美国及北约盟国对阿富汗、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支持西方武力干涉叙利亚。前联合国领导人科菲·安南(2001年获奖)称：“对阿勒颇的攻击是对整个世界的攻击。所有参与这场可怕战争的人，必须倾听我们的集体诉求，并将其付诸行动。”玛拉拉·尤萨夫扎伊(2014年获奖)称：“当我看到在叙利亚发生的这一切时，我似乎看到了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国际社会须尽一切可能结束这场不人道的战争。”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2016年获奖）表态支持2018年3月西方对叙利亚发动的导弹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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