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历史是胜利者所书写的。尤其关键人物首相敦马如今也基本上为2020宏愿的失败定了调，即把主要责任归咎于前朝第5和6任首相阿都拉和纳吉。
但相信许多国民跟我一样，未必全然接受。
首先追溯历史背景，该宏愿是于1991年当敦马本身首度任相时所亲自提出的重大国家愿景，并定下目标要在大约30年时间内把大马打造为先进国。
因此，若以相关30年时间表作为计算基础，从1991年开始倡议直到2003年下台，敦马当时的领导可谓占据了落实有关宏愿的大半关键的起步阶段。
而再加上其从更早期1981年即已开始上任，且作为大马建国以来资历最深即超过22年的首相，当时权倾一时的敦马若有把握本身的有关首度任相契机，为国家作出一些重大体制改革，尤其避免原本于1990年结束的新经济政策精神被无限期延长，或改革开放一些已严重僵化和消极的土著固打政策，我国如今的命运可能从此改写。有关迈向先进国宏愿的前路，也肯定变得更加平坦、顺畅。
反之，若当时本身错过了有关关键性改革契机，但却把有关重大改革希望，寄托在比自己更资浅的后来者包括阿都拉和纳吉身上，这对他们是否公平?
其二，即便于2003年首度下台后，敦马并没有完全隐退政坛，不问江湖事。反之，不管是当时直接交棒给阿都拉，或稍后转而支持纳吉接位，甚至于更早前在其任内为了避免安华接棒，而不惜惹来破坏司法独立骂名等，无可否认的当时敦马在钦点接班人方面，的确发挥了其关键权力或影响力。
而且别忘了当时前朝国阵政府在敦马强势领导下，依然完全占据一党独大绝对执政优势。有关首相接班人选的权力过渡过程，一般都是通过国阵或巫统内部管道进行党内钦点，而并非让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直接遴选。
因此，若当年执意交棒给本身心仪接班人后，如今又指国家所托非人，乃至责怪他们无法助其落实宏愿。这当中，敦马本身是否也该负上一定程度责任？
这就像当年中国的邓小平或新加坡的李光耀的情况一样，在交棒给江泽民和吴作栋的过程中，即然本身掌握了钦点接班人的重大权力或影响力，以确保政权稳定过渡，或改革方向获得延续。那么稍后岂能对有关人事布局的安排，乃至本身制定治国方针的不达标，摆出完全事不关己态度？
当然必需强调，我这并非在为阿都拉的平庸领导，或纳吉的一马公司丑闻开脱个人责任。尤其后者在有关丑闻的涉嫌权力滥用和腐败，乃至最终断送国阵超过半个世纪的美好执政江山。其重大失职肯定也在很大程度上严重拖慢了我们欲落实有关先进国宏愿的下半程进度。
但别忘了敦马稍后又再迎来了其政途中另一更大改革契机，即随着去年509首次改朝换代后，成功带领反对党希盟历史性推翻国阵政权并第二度拜相。
虽说希盟新政上台至今只有大约1年半，倘若敦马充分善用有关难得机会打破过去前朝政府包括他本身以前所建构的旧秩序和留下的历史包袱，并以新政权的崭新思维破旧立新进行体制改革。即便无法立马力挽狂澜，但至少也足以让国民看到基本的改革重生曙光和方向。
但令人遗憾的，二度任相的敦马至今不但无法展现令人满意的改革成绩单，而且还本性难移走回老路，延续其过去首度任相时的马来人优先种族保护路线。
更要命的，竟然还过于高估自己的国际地位，不自量力向其它改革发展成果远比大马来得积极的诸多大国说三道四干预内政，结果导致原本已受到中美贸易战冲击的大马经济雪上加霜，外资纷纷撤资却步。
无论如何，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既然2020宏愿的失败，已成为无法挽回事实。我们又从这段重大历史过程，得到了什么样的借鉴？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别再相信任何国家领导所为我们制定的任何长期愿景。不管是当年纳吉任期的TN50计划，还是如今敦马2.0任期的2030共享繁荣愿景，统统都是不切实际和过于遥远的。
反之，古今中外许多国家的成功改革事迹已清楚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胸怀大志为国为民的政治家，例如成功解放黑奴的美国总统林肯、中国改革开放先驱邓小平等，首先一定会把握本身当下当权的契机，从自己开始果断作出制度性改革，高瞻远瞩为下一代摆正国家大方向。即便因此而在短期内引起部分国民的百般误解和责难，也依然坚定不移而丝毫不会动摇其改革决心。
尤其经历了去年509历史性改朝换代后，作为选民老板的我们在这方面更是必需展现更成熟民主醒觉，不管往后哪个政党中选执政，都必需严格要求他们专业、安分地在有关任期内悉数完成选举承诺。而并非犹如开空头支票般通过长期愿景的制定，作为延长本身执政任期，或拖延国家政改的借口。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20-01-03